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同时成为荣获该奖项的第一位女性学者。在所谓“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埃莉诺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应不陌生，近乎如雷贯耳。她的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于2000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埃莉诺是多产学者，所获奖项也很多。她于1996年获得美国政策研究组织颁发的杰出妇女奖，于1997年获得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赛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著名学者肯尼思·J·阿罗（“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发明者）详述了埃莉诺的学术贡献。很多人预料，埃莉诺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个预言，居然实现了。

依据《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埃莉诺的主要贡献是说明了“公共池塘资源”的多中心治理，重点在于强调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简单的解释是三点。第一，存在“公共池塘资源”，例如海洋里的鱼类资源，它是无主的，但它是有限的。滥捕会使资源枯竭。第二，市场体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市场失败的论证），单纯的中央集权体制（即利维坦模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政府失败的论证）。第三，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核心要素是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例如渔民在其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协作与监督机制。同时，这种“自主治理”的秩序，需要有市场制度与公共权力制度的相互配合，才是可持续的。

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是最重要的制度资源。依此可以理解社区自治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某些类型的NGO在做什么工作。比如“阿拉善”在内蒙的工作，就是帮助牧民社区重新“设计”自已愿意遵守的秩序，它同时解决生计问题与草原资源的保护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是与此同时，它严重毁坏海洋、天空、大地、河流、森林、草原等等，非常失败。因此构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悖论。其失败一面，同时证明了极权体制的失败和市场的失败。依据埃莉诺的研究，需要找到源自于资源使用者自身的“治理模型”。但是，中国的治理模式，在微观层面上看，是专制权力反复摧毁公民社会的自主能力。这样的制度特征，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鼓励的埃莉诺式的研究刚好背道而驰，所以，它表现出“反诺贝尔精神”的特征。我相信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