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别人的转帖走，不经意间看到这样一条旧闻，非常感动。

【2000年4月3日，中國4名失業農民侵入南京一戶德商住宅行竊，持刀殺害屋主一家4口，被害家庭男主人是德國賓士汽車集團在南京投資的一家重車廠副總裁，此一滅門血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針對外商最嚴重的犯罪事件。4名18歲至21歲的兇手案發後隨即被捕，之後被中國法院判處死刑，被害者家族呼籲法院將死刑判決變更為無期徒刑，但最後4人仍被處死。在南京僑居的約100名德國及其他外國僑民發起設立紀念被害者家庭基金會，希望藉此扶助中國貧困家庭子女能有就學機會。他們成立的基金會叫做普方基金會http://www.pfrang- association.org/（以被害者Jürgen Pfrang先生的姓命名的）。】

循着链接，又看了普方基金会的网页。确实，基金会是为纪念被害的 Jürgen Pfrang 一家而成立的，但是没有再提及案情，只说他们一家长期在中国工作，已经将南京作为第二故乡。网页上介绍了基金会的项目，现在一年资助大约250名江苏省的农村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初中学业。每年4月，基金会都在南京举行筹款晚餐会，提供食品和德国加豪夫堡HB啤酒。

除了“伟大”，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形容普方一家。在异国他乡横遭灭门惨祸，仍然以大爱消解仇恨，这里有宗教的因素在起作用吗？还是德国人特有的、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般的生命态度和死亡态度？

无论如何，这样的公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样的超越国界的爱与分享，这样的家族尊严与价值观，我唯有满心敬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1月9日是柏林墙拆除20周年，谨此纪念。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愿世界充满爱，无阻隔，不伤害。

以前有一个搞笑贴，说的是领导去北京开会，记者问对北京的三陪小姐问题怎么看，领导随口说，北京还会有三陪吗？结果见报新闻是，领导关心地打听北京有没有三陪。

愤怒的领导第二次见到记者，第二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大叫，什么三陪四陪乱七八糟的。结果见报新闻是，三陪四陪已经不能满足领导。

到了第三次，领导彻底学乖，一言不发。结果报纸上登出来的是，面对记者再三追问三陪小姐问题，领导沉默良久，很无语。

这个故事，本意在于嘲笑媒体。不料现实生活中，还真有领导要接上这个话茬，于是笑话继续延续，而且改变方向。

一位部长说，“从 最近发生的一些贪官绯闻中发现，一些干部腐化堕落是从到低俗场所找‘三陪’开始的。我们要明确一条约束，党员领导干部不许涉足低俗场所，不许找‘三陪’小 姐陪酒陪唱，否则干部考核时就要在日常品行方面记上污点。”某报还把这个话列为“不是官话”，意思似乎是说，这是领导在说普通人的“人话”。

可 是据我所知，是个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三十年的历史，就是干部找三陪的历史，就是干部与三陪小姐的缠绵悱恻史。另外，上演这种历史的空间，通常都是金碧辉 煌、灯红酒绿的去处。落后地区的县级以下先存而不论，市级以上去的地方，在普通人眼里，都是昂贵高档的地方，从来不“低俗”啊。

可是在领导那里，这却是“最近”才“发现”的事情？！

我 给学生上课，讲到全球化如何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结构。理论复杂，并非我的功力能够驾驭，说着说着，自己都被绕晕了。现在好了，一看领导讲话，我就乐了，现 成的例子来了。全球化是不是改变了中国，这个还难说。但是，领导改变中国，这个是一定的。一任领导上台，首先改变的是对于事件的时间叙述。即，从来都有， 改成最近发现。

领导“最近发现”原来真有三陪小姐。这是多么幽默的笑话，这是多么轰动的新闻啊。可是，传说中的那位再三追问领导的很有娱乐搞笑精神的记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在哪里……哪里…………

前几天，我在常去的一个社交网站上看到朋友的一份转帖。那是由卢广拍摄的一组照片，题为《中国的污染》。我一张一张看完后，就像网友们留言上所说的那样，感到极度触目惊心。我也将这组照片转帖给其他朋友，希望尽可能地延伸这个传播链条，使更多的人认识中国的污染。

此前我并不知道卢广是谁，转帖的朋友也没有标明，这组照片刚刚获得了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颁发的“2009年人道主义摄影奖”。不过这样更好。如果这是一种传播策略的话，它恰好是正确的策略。我庆幸自己因此而获得一种“原生态”的观感。并不是由于摄影师的名气或者因为照片获了大奖，它才打动我。相反地我相信，正因为这组照片无可抗拒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它必然打动评委的心。

在《中国的污染》中，卢广拍摄了许多人物，其中一张，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照片上是一位在黄河边上放羊的老汉，但是背景中没有一只羊，只有污水横流的排水沟和寸草不生的土地。老汉忍受不了废水的强烈臭味，用手紧紧捂着鼻子。那双手比树皮还要粗糙，那张脸上，满脸都是悲苦。略带变形效果的面部大特写以及光线处理，使我几乎闻到了污水的呛人气味，下意识地也想捂上鼻子，并感到一阵窒息。

这组照片的风格与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以纪实摄影的风格，卢广用镜头记录了被严重破环和严重污染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人的悲剧，记录了在那种环境下，人是如何地不成其为人。当身边充满了黑烟、污水、臭气、垃圾时，家园就变成了地狱。凡是养育生命所必须的环境要素，现在整个倒过来，变成毒药，毫不留情地摧毁人的健康，吞噬人的生命。

在污染的环境下，儿童的残疾率很高，弃儿也很多。若非好心人收留，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这样的好心，只是杯水车薪。在《中国的污染》中，卢广以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命路径。其中的路标是，变形的关节，溃烂的皮肤，骨癌少女的瘦骨嶙峋，老人家无声无息等死时的濒死面容，以及孩子的新坟。由此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我认为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绝望”。

这样的绝望告诉我们，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乎人的问题。所谓“以人为本”，意思是说，对环境的破环和污染，就是摧毁人的生活幸福与生命存在。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照片上那些绝望者告诉我们，污染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

以前我们谈到两极分化，都是从经济和财富分配意义上说的，比如贫富差距，先富后富等等。然而现在必须看到，环境意义上也存在两极分化，即有能力避开环境灾害的，与无能力避开的，二者之间有巨大差距。不仅如此，经济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同时还强化和固化环境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凡在市场上获得较大财富份额的人，同时也有能力占有更好的环境条件份额。反之，凡是没有办法致富的人，也就是没有办法躲开污染环境的人，也就是被污染伤害后没有治疗条件的人。所谓两极分化，因此而两倍、三倍乃至数倍拉大。因为这种分裂而落在底层的人群，就是最脆弱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祸不单行，唯有绝望。

这是一个“环境正义”问题，它迫使我们要想得更深一些。凡是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的人，都是“拥有时间”的人。但是，卢广照片中拍摄的那些人，却没有“时间”等到治理来临的那一天。凡是把单一的经济增长，也就是GDP增长当作“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最好先到卢广照片中的场景去生活半年，再回来讨论，那些GDP究竟意味着谁的生存和发展。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有一项研究成果，他证明，饥荒饿死人，不是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因为得不到粮食的人没有权利和条件对别人大声喊出“我饿”！也就是说，对于真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呼救是求生的第一要义，表达自由是他们的生存权，因此是第一人权。从这个角度，当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污染》的表达意义。卢广是自由摄影师，他用镜头记录了巨大的“环境不正义”，记录了被损害者的生存状况，记录了他们在抗议书上按下的斑斑手印。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如果他们没有能力进入市场，“用钱投票”买好生活；如果他们没有能力流动，“用脚投票”找好地方，那么每一个较为幸运的人，是否至少应该帮他们呼救，帮他们表达？

当年美国宇航员在登月飞船上从茫茫太空中回眸相看，拍摄了史上第一张地球的照片。按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经做过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先生的评价，这张照片，唤醒了人类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全球环境运动。如果可以做比较，我会说，美国宇航员的地球照片，带有足够大尺度的、超全球的空间视角，也带有强烈的技术美学意味和浪漫色彩。但是照片里头没有人，也没有把美国人对自己的反思摆进去。而卢广的《中国的污染》，则从平常人的、贴近于脚下大地的视角，暴露了如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黑暗一面”，即技术与人生之间的张力与对峙。因此，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的，是悲剧色彩的。而我更相信，这种敢于反思自己的尖锐批判性，才是中国环境运动的真正扎实的精神基础。

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同时成为荣获该奖项的第一位女性学者。在所谓“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埃莉诺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应不陌生，近乎如雷贯耳。她的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于2000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埃莉诺是多产学者，所获奖项也很多。她于1996年获得美国政策研究组织颁发的杰出妇女奖，于1997年获得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赛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著名学者肯尼思·J·阿罗（“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发明者）详述了埃莉诺的学术贡献。很多人预料，埃莉诺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个预言，居然实现了。

依据《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埃莉诺的主要贡献是说明了“公共池塘资源”的多中心治理，重点在于强调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简单的解释是三点。第一，存在“公共池塘资源”，例如海洋里的鱼类资源，它是无主的，但它是有限的。滥捕会使资源枯竭。第二，市场体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市场失败的论证），单纯的中央集权体制（即利维坦模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政府失败的论证）。第三，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核心要素是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例如渔民在其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协作与监督机制。同时，这种“自主治理”的秩序，需要有市场制度与公共权力制度的相互配合，才是可持续的。

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是最重要的制度资源。依此可以理解社区自治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某些类型的NGO在做什么工作。比如“阿拉善”在内蒙的工作，就是帮助牧民社区重新“设计”自已愿意遵守的秩序，它同时解决生计问题与草原资源的保护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是与此同时，它严重毁坏海洋、天空、大地、河流、森林、草原等等，非常失败。因此构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悖论。其失败一面，同时证明了极权体制的失败和市场的失败。依据埃莉诺的研究，需要找到源自于资源使用者自身的“治理模型”。但是，中国的治理模式，在微观层面上看，是专制权力反复摧毁公民社会的自主能力。这样的制度特征，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鼓励的埃莉诺式的研究刚好背道而驰，所以，它表现出“反诺贝尔精神”的特征。我相信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包含有各国排名，中国因为自己名次下降而在中央一级媒体上发生报道混乱，实在贻笑大方。也有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这种排名很无聊，管它作甚？我倒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排名的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提供“地图”，它用新概念重新“图绘”我们的世界，给人以新视角和新启发。比如，在“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衡量下，“小的是美好的”，小国寡民，占大便宜了。我们一直以为，国家要大、要强、要崛起、要争霸，人民才能生活幸福。其实，统计数据不支持这种看法。很多人因为自己是“大国”，便无来由地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国家大与个人幸福之间，未必真有什么因果关系。

当然，任何一张地图，都是可以质疑的。明明我的住房条件比许多香港人要好，凭什么香港的排名这么高？如果有此类质疑，那么记住，质疑是你的神圣权利。高兴的话，给写报告的专家、开发署的头儿乃至联合国秘书长写信质疑好了，这是一。第二呢，科学欢迎质疑和批评，它会促使真正优秀的学者找到更好的方法和统计口径，使地图画得更好一些。只有我党，才那么不喜欢别人对它的质疑。

《人类发展报告》中比排名更重要的，是价值倡导和政策倡导。07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所强调的主题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09年度的报告标题是“克服障碍：流动与发展”，它要鼓吹的核心价值观，是“流动性”。用中国话来解释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人往高处走”。主持《人类发展报告》研究的专家们相信，各种各样的人类流动（包括偷渡），是新时代的核心特征，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认为，对于流动性，要做三项工作。第一是科学关注，第二是价值肯定，第三是政策促进。

社会科学应当认真地关注和研究各种跨越边界的人类流动。《09年人类发展报告》第一章第一页就列举了中国案例：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基本动力之一是打破城乡界限的流动。报告中还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各种人员流动作为研究上的经典范例而介绍。这个例子使我百感交集。实际上，同样经典的案例曾经长时间在我们身边发生，即所谓“偷渡香港”。从1949年至1979年期间，越过深圳界河进入香港的广东人以及全国各地的人有几十万之多，连同不成功以及被遣返的，相信应有百万。我曾在某个会议上试图表达一个观点，前赴后继的偷渡者，是促使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真正的历史设计师。结果很多爱国的领导和学者们义正词严地把我消灭了。当我看到报纸上有关于当年偷渡的报道，以及记者采访当年的亲历者，我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上好题材。同时我也后悔的不行，如果我坚持这种关注和研究，今天得个把诺贝尔奖，也是有可能的呀！

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深圳界河上的偷渡，还是当年柏林墙的翻越，以及美-墨边境的穿越，都是令他们恼火而要堵截的事情。这就证明了要有第二项工作，就是给予“人类流动”以价值肯定，而且是高度的价值肯定。太多的道理就不说了，很多人喜欢许巍的一首歌，一唱就明白：“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人类流动现象当中，有很多是“合法的”，也有很多是“非法的”。后面一部分，也包括前面中某些部分，流动的成本很高。经济代价、与家人朋友长期分离、甚至生命不保。所以，要通过政策加以保障和促进。撤除阻碍流动的各种障碍，这就是联合国专家们向各国政府发出的强烈呼吁和倡导。也因此，我这样来回答昨天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本地生活不好，如果你又很想去塞浦路斯过共产主义生活（如果有的话），那么去就是。不必为你的想法感到羞耻，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正是在流动中，人们为自己创造好生活，世界也因此更公平了一些。如果有人挡住你不让去怎么办？两个办法。简单的办法是偷渡。复杂的办法是，与联合国的专家一道，与各种可能的力量结盟，使政府改变政策，使一切想流动的人不必偷渡，就能有更加平滑顺畅的通道。

最后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这个世界上有WTO，它只做一件事，就是推动资本、金融以及各种商品的全球流动，它要求各国为这种流动撤销障碍。而这里所讲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则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推动人本身的流动，让所有人都在流动中寻找和创造更好的机会。在这个角度上，对政府的要求不同。不是要求政府去“亲资本”，而是要求政府关注人，关注人的流动，关注人在流动中的机会与福利。要帮助人找机会，也要帮助机会找人。UNDP的专家团，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与WTO相对应（不是必然相对立）的另外一条战线。

第二点是引申的思考。现实空间的公民要有流动的权利与便利，虚拟空间中的网民当然也应该如此。如果你觉得“祖国”的网不是给你自由而是给你束缚，那么你会？呵呵，我会翻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就像当年躲过边防军的狼狗，在深圳河里沉浮挣扎的老前辈一样，我的身份就成了偷渡者。所以我会特别感动于《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标题：“清除障碍：流动与发展”。它相当于新的“国际歌”：没有什么应该阻挡，人对自由的向往！

广东人把广东边界以外的地方，都称作“北方”，这一点经常被人嘲笑为没有见识。其实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沿江路一带，叫做“海皮”，意即“海边”。乘轮渡到对岸“河南”，叫做“过海”。

你可以认为广州人没有见过大海。不过，这如果是毛病的话，它是人类共同的病。人们总是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建立“自己的”地理方位与空间感觉的。没有什么东南西北，只有“对于谁而言的”东南西北。网上有过一幅“各省人心目中的中国地图”，极有创意而又足够搞笑，其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例如（大意），在北京人心中，广东省不叫做广东省，而是“潮湿难受、语言难听、遍地盗贼的地方”。在上海人心目中，香港不是香港，而是“节假日血拼目的地”，等等。

扩展一点问，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子的？它与别人的“世界地图”有分别吗？我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2009》（HDR2009），第一个发现就是差异相当巨大。我很遗憾不会制图，但我擅长出题，就出一道调查题目如下。

问题：“人类发展指数”（HDI）将所有国家分为四大类：极高程度发展国家、高度发展国家、中度发展国家、低度发展国家。问以下国家分别属于哪一类？

斯洛文尼亚 塞浦路斯 香港（地区） 巴巴多斯 捷克共和国 日本

（按照第一感觉回答，不许谷歌百度哦！）

如果你很费斟酌，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么不必担心自己的知识或者智商有问题。我也一样，纯粹凭自己感觉的话，除了日本，其他全错，而且错的离谱。

标准答案是，上列国家（地区），全部是“极高程度发展国家（地区）”。他们的排名分别是：斯洛文尼亚（29），塞浦路斯（32），香港（24），巴巴多斯（37），捷克（36），日本（10）。

“人类发展指数”统计三大项：预期寿命、教育程度、人均GDP，分别又有很多子类和细项。全部合成以后，用于标识“生活质量”或者“生活幸福”。按照这样的指数，就可以绘出“世界地图”，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加以分类和定位。毋庸赘言，这张图，与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地图，差异很大，具有颠覆性。我就没有想过，前南斯拉夫分裂后而独立出来的斯洛俄文尼亚，以及前东欧阵营的捷克，是如此“幸福”的国家，简直是more than 幸福！

我们习惯性的认知或者“世界观”是这样的，美国最好，欧洲二流并在下行通道中，中国已经崛起，属于“幸福ing”国家。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不入法眼。但是且慢！如果说，广东人关于南方北方的区分很粗糙，没见识，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不也同样很粗糙，没见识吗？

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概念下的世界地图中，塞浦路斯之流原来地位这么高。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的平衡感和优越感被打破了。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大意是，共产主义生活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钓鱼，晚上喝咖啡，与朋友交流思想，然后写一篇文章批判人类罪恶。我已经奋斗了大半辈子，离这个境界还远。但是也许在塞浦路斯，或者斯洛文尼亚，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这种生活了呢？

果真如此，我就睡不着觉了。果真如此，我就想，为什么我还要呆在这个中国，为什么不去塞浦路斯过幸福生活呢？如果那里不让我去（逻辑上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不可以偷渡过去呢？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还是说，你觉得我的想法很可耻、并发动愤怒谴责比如“我呸！还教授呢”之类？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说，人挪活，树挪死吗？

注意，这是第二道题目了。要测试的是对于“流动性”（mobility）的看法，它牵涉到地图、空间、方位的认知，也就牵涉到对于生活幸福的认知。不要百度谷歌，想想自己的回答。也许明天，我提供“标准答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0月5日发布《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按照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国排名为世界第92位。这份报告是两年发布一次的，在上一次发布的《200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排名为81位。两相比较，中国的排名下降了11位。

就这么一件事，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引发混乱。先是《X球时报》说，中国在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富裕指数”中排名后退11位。接着各报引用X华社报道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比上一个年度”上升7位，并引述联合国专家的话说，中国是进步程度最快的国家。然后又看到另外一篇X华社转引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发展指数”中的最新排名为92位，上升了7位。

我本来只是随意浏览，但是这些相互打架的报道，却使我突然警觉。经过认真学习阴谋论，提高了思想觉悟之后，我猜想，事情应当还原如下。

在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传来了中国排名下降的消息，很丧气（可能有领导发火了）。但是不可能不报道啊，也许有人出了主意，将名称改为“全球富裕指数”。这个指数并不存在，所以没有人能查到。而且，这个名称听起来给人一种比较山寨的感觉，也许事情就忽悠过去了。但也可能，终究是排名下降11位，很难听；瞎编一个指数名称，也是低级错误。于是干脆改成，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比上一个年度”提升了7位。这听起来像是说，08年的排名是99位。然而共军狡猾就在这里了，你听起来像是这样，实际上报道中一个字都没有说。事实是，没有08年的报告和排名，纯属子虚乌有，你查不到。因为报告是两年发布一次，上一次是07年的，排名就是81位。但是还有可能，自己造假终究心虚，干脆在消息来源上下功夫，改为引述外电，再弄一个什么“人权发展指数”（也是子虚乌有），但报道重点在于，上升7位，外国专家高度评价中国进步很大云云。

以上几种可能，也可能是同时出现，就是很多人同时想出不同的办法来忽悠这件事。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到处出现新闻烟幕弹。它堪比烟花绚丽，也比烟花诡异，只是不知道那些幕后操盘手，是否觉得自己比烟花更寂寞。

就算以上全说错了，我自己依然觉得收获很大。我本无心，但因此却认真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网页，并看了07年和09年的两份“人类发展报告”。看完以后，我更加BS我党的新闻烟幕弹战术，水平太次了。他们连原始材料都不看，其实走宝了，因为里头传达的信息很丰富，并不仅仅是排名。甚至可以说，排名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观念和方向，恰好符合我的口味和研究兴趣。而且有很多东西，并非对中国不利。

先说一点。“人类发展指数”将所有国家分成四大类，分别为：极高程度发展国家（今年第一位是挪威），高度发展国家，中度发展国家，低度发展国家（最后一名是尼日尔）。中国属于“中度发展国家”中比较靠前的位置，距离“高度发展国家”的最后一名，大约有十几名的距离。无论是07年，还是09年，这个大类别的大位置，没有显著变化。也就是说，无论具体排名为81还是92，可能主要具有统计意义。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基本状况没有明显变化。我相信，这更符合我们的客观认知。当然，每份报告都长达两三百页，数据也非常复杂，我并不是看得很懂，所以还说不出具体排名变化的理由在哪里。有时间的话，我要向林涛及其朋友请教一下，怎么看数据。

更重要的是，《人类发展报告》不仅做排名，它主要做的是价值倡导和政策倡导。这倒真有些话可以说，不过太长了，也许，明天再说吧。

MIT的H教授终于来访，我们一起对着调查数据，讨论了一个中午又一个下午。坏消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陷入困境了。好消息是，也许还可以指望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做了一项关于农民工状况的调查。初步分析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状况基本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巧合的是，另外一位研究者也对农民工做了调查，他们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甚至略有上升。

这有什么不对头呢？主要是跟主观预期发生冲突。要承认，作为调查者，我们有很强的主观预设：这次金融危机既然严重影响中国出口经济以及劳动密集行业，那么它当然也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状况。然而，调查完了一看数据，并不是这样啊。所以H教授要跟我们反复核对问卷设计、选点、抽样、调查员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等等，把整个作业流程翻查一遍。最后大家也只能挠着头皮说，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这就是所谓问卷调查之难。这种困局好比在人海里跟踪盯梢。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是我们要盯紧的目标。于是四处布点、设伏、对表、出击……然后面面相觑，目标消失了——没发现什么影响。

这时候需要一个决策，是否放弃预设。既然数据表明没有影响，那么就承认，“客观上”就是没有影响，事情不就完了吗？知道了没有影响，也是一项知识。为什么没有影响，可以另作解释，比如我党英明什么的。

问题在于，“真的”没有影响吗？H教授要求，在这个节点上，必须排除“幸存者偏见”（survival bias）。这的确是个重要提醒。我自己专长本不在于定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概念，但是知道了以后，我觉得它很重要，很有启发。它的意思是，金融危机发生于年初，而我们的调查时间是7月份。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凡是受到影响的，已经走了。能接受我们调查的，都是“幸存者”。他们的情况，只代表了整体农民工的一个方面，所以只能是“偏见”。

但是要记住，在这里的“幸存者偏见”，依然只是假设，仍然需要得到证明。这意味着，需要补充数据，甚至需要补充调查，同时需要有其他的分析技巧，来证明此前的调查数据中确实包含了“幸存者偏见”。同时找到新的线索重新发现目标，也就是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到底藏在哪里。

我忽然想起了电影《风声》—— 两天前刚看过，此时脑海里仍然有风声大作。黄晓明把周迅李冰冰张涵予等一干大腕关进古堡，切断退路，这个策略是对的。虽然“看不见”老鬼，但绝对可以肯定，老鬼必在其中。黄晓明功亏一篑，那是因为他是侵华日军，多行不义必自毙 —— 不过这扯远了。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策略与《风声》类似，或者更公平地说，与二十年前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列车谋杀案》等等类似，就是将各个关联要素一起拉到一个“封闭”环境中，然后一个一个分析。

风声中的古堡，尼罗河上的游轮，东方号快车，都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也是小说家的构想。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却没有这种便利。即便鲍曼说我们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即便福柯将社会当监狱，也还是要问，怎么去包围要捕捉的对象目标呢？基本上，这是靠概念、方法、分类与逻辑，这些是科学研究的工具。通过概念逻辑的编织与展开，可以廓清边界。将概念逻辑看作“透镜”或“通道”，可以显示出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好，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概念和逻辑，穿越“幸存者偏见”，去寻找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它涉及到Guo家机密，不方便说了啊。可以透露的是，不会去查找失业的农民工，追踪到他们家乡去调查。因为经费见底，没钱去做了。

关于所谓“剩女”的话题，之前是没有时间写。等到有时间，却忘了当初想写什么。刚好今晚有个由头，可以再续前缘。

今晚跑到社工系，听一个关于性别研究的讲座。演讲者是女性学者、香港大学的何教授。之前已经风闻，何教授学术活跃，思想泼辣，有品位，够另类，很好玩。恰好我在网络上学到一句话，“我很好玩的，不信来玩玩我”，于是我就去……听讲座了。

讲座有两个主题：香港女性的“性”福写实；跨越艺术与学术—社会工作者的多元可能。在这两个主题下，有五部短片，今天晚上看了三部。第一部“师奶侠侣”，中心思想是跳舞。一位中年母亲坚持学跳舞，找回自己喜欢的生活。第二部是“爱妈妈，悲妈妈”，中心思想是离婚。夫妻恩爱二十年后离婚，为妻一方早已过了中年。但是她下决心很干脆，而且在并没有任何预想的情况下，有了一位情人。片子中，她谈自己的想法和生活。而她的漂亮女儿，也谈了对爸爸妈妈的理解，对妈妈的新情人的理解，以及自己对于婚姻、性、男人的看法和态度。第三部片子是“因缘57”，中心思想是结婚。不过注意了，说的是一位女性，在57岁那年才第一次结婚；她的经历、观念以及幸福，相当独特。

以我的理解和我的兴趣来说，我深受启发的一点是，生活是多样化的，什么可能性都有。但是要温馨提醒一点，这就意味着，生活有“阴暗面”，也有它的“机会面”。沉浸在天长地久之甜蜜憧憬的女性，你敢想象，二十年后会离婚吗？这就是阴暗面，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这一面藏在哪里。但是，你又会想象自己57岁才结婚吗？这就是机会面。

可能有人说这很极端。我的看法是，所有的极端，都为我们撑开了想象的空间和实际选择的空间。发现极端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那样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我自己读了有关全球化与都市化的书以后，逐渐想明白了一点，这个世界的结构从根子上已经发生了巨变，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机会面”在哪里，同时对于“阴暗面”有心理准备。为了不啰嗦，我就在这里直接将它与“剩女”问题扯上关系。第一是，没有什么“剩女”，你不愿意剩下，你就不会剩下。第二是，在这个多样化、无穷动的新世界中，此时言剩？为时太早吧！

何教授拍的片子能够抓得住那些“新类型”，令我很佩服。而她拍摄片子的过程，也是“反射性”地为自己拓展新空间，即有意识地使各种叙事相互交错。这包括，艺术方式与学术方式的交错，简单来说等于是用摄影机“写”论文。片子中有两代人的叙事交错，还有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叙事交错。可以说，拍他人就是拍自己，相当于“自拍”。最后还有，放映现场中，演讲者与学生的互动（师生关系），同时就是导演与观众的关系，大家又一起与片子中的人物发生关系，所有的人在一起谈论影片，也谈论自己。这就编织了密集交织的互动与交错。讲座的内涵扩大了，知识的内涵扩大了，研究方法的内涵扩大了。由此会引发我们的想象，生活的内涵也就会随之扩大。

最后我想说，香港人的言谈很幽默，很犀利。香港市民文化历来有“饶舌”特征（否则怎么会有周星驰）但它除了表现为“八卦”之外，其观念表达之新潮与别开生面，也足以令人叫绝。比如，妈妈最终提出离婚，爸爸说，（我们以恩爱闻名）还要离婚，全香港都没有婚姻啦！呵呵，这个“爸爸”好，如果我要吵架，我就找这样的人吵。

又比如，女儿当着妈妈的面，评价妈妈离婚后找到的情人。女儿说话中英夹杂，快人快语，说很能理解那个情人（是有妇之夫）在智力档次上“不够班”，但是属于非常有爱心的那一类，实在是有太多的爱无处搁放，而不是想从女人身上得什么。这位漂亮女儿年纪也不小了，当然有男朋友，但是不想结婚。理由一是非常需要空间，不想跟人走得太近乎。理由二是，不想离男人太近了，看到不想看的那一面。她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太爱男人了，以至于不能结婚（…love men too much to marry them）。——插一句观后感，我欣赏片子中对她的一个评价：“思路超凡”。这个女人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啊。另外，她的所有说辞中，关于空间那一点，我最有同感。

最后的最后之再比如，那位57岁结婚的女性，被问了一个问题，你对性生活有什么看法？我看到这里就笑了，因为我想到了会问这个问题。而且问题其实意味着，此前你的生活中一直没有性吗？女主角想了一下，对着镜头狡黠一笑说，哇，这么敏感都问？然后回答说，这有一个比方。小学生学写字，会有压力，开头写不好，要不断练习才能写好。我就像老年人学书法，写得好，当然很好。写不好，那就写不好咯，根本不重要，我也不在乎。

我虽然想到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她可以这样完美地回答了问题。我为她开心大笑。一个人能为自己的情境找到理直气壮的解释，而且是幽默的解释，这是一种难得的能力来的。我由此相信，她对幸福的理解睿智而踏实。作为男性观众，那一刻，我觉得她是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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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行示威成为……When Protest Become...

每一次G20峰会的举行，都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堆游行示威的人。

为什么？答案显而易见。难得一次各国的首脑聚集在一地，世界各地的眼球集中力都跑这来了，不抓紧喊上两嗓子，说不定还能博得个世界性的出镜机会，能不都赶快过来游下行示下威嘛~

噢，别急别急，游行示威并不是我们经常想象中的那么严肃的事情。不是大家都正义凛然的组成颇有素质的队伍，拉上巨大的口号，然后再跟那些全副武装的差佬们争个你死我活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G20峰会里匹兹堡市的示威吧……

经过浏览多个新闻网站的报道和图片，我发现，在匹市的那些示威游行人群里，有反战的、有僧侣的，有西藏的，有环保的，还有抗议经济政策的，抗议资本主义的，内容简直就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且他们的标语更是千奇百怪，有举着假人的，有描着红颜料像血滴的，还有把街边的垃圾桶给推出来了的，等等等等……

当然，除了这些比较传统的主题之外，我发现，抗议的人群中更有牵着自己小狗，然后举着一块写着“我抗议所有的一切”的女士；还有开着车经过的，挥舞着那条著名的“Terrible Towl恐怖毛巾”的司机，连他的那只宠物狗在后座上也不禁探出了头来瞧热闹；更有穿着冰棍球企鹅队球衣，举着仿造的硕大的斯坦利杯的球迷，貌似也叫嚣着什么；还有抱着小孩的，就穿着睡衣在自家门口也跟着大部队嚷上几句，顺便一手拎着部手机就拍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

美国的记者跟着游行的队伍进行采访，镜头里可以见大部队的后面大多数人都是三三两两的，简直就像在散步。警察就站在一边，防止过分激动的人破坏公共设施。再有就是一大帮记者跟随着，拿着长枪短跑，拼命的按快门。简直像拍电影一样。空气中不断传来警方播放的警告的宣传，然后越靠近会议地，有越尖锐的声音，据说是首次使用的“声弹”，以驱散人群。发生冲突的，有使用了催泪弹的，可见那个采访的记者都在自己嘴上围上了一条围巾。

不过呢，除了示威的人群，也有凑热闹的，想趁着这个机会见下奥巴马那张帅哥脸的；以及支持G20峰会召开的，同样都跑到了街上去，吼上个两嗓子。

突然记得去年以巴冲突的时候，那天在匹兹堡可是零下十几二十度那么大冷的天，就在匹大的街上，左右两边各站了两个国家不同意见的支持者，包得个严严实实，冻着个红鼻子，然后摇着自己的标志，再间断的呼上一两个口号。

突然觉得，当示威游行成为一种民众情绪的宣泄，或者成为一种好事者的秀场，抑或是政府和民众间的妥协，那么其实它并不是一件那么难以处置和严肃的事情……

当然，前提是这些散步的人群要遵守最基本的规则和法律，啊，别忘了，其实最最基本的前提是，人们能够有个机会也去散一下步，也去吼那么两嗓子……

【详细报道、图片、视频可参考】http://pittsburghlive.com/x/pittsburghtrib/news/pittsburgh/s_644903.html

我读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终于想明白了他的一个观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那些奢华壮丽（福柯称为“过剩的权力展示”），其实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镜像式的错位倒置”。也就是必然有另一方，在权力方面极度匮乏。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公式，一方的权力极度剩余，镜像般地映射出另一方的权力匮乏。

用中国式的、形象的方式来解释，可以回忆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换成福柯，他会说，豪门里吃不完的盛宴啊，是路边饿殍的镜像。所以，杜甫是一位福柯主义者。当然，站在爱国者的立场应该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什么没有啊，福柯其实是一位杜甫主义者。

但是杜甫好像没有对路边冻死骨再做仔细分析。倒是福柯，非常详细地分析了犯人和监狱。在福柯看来，君王权力的盛大辉煌，最深刻的表现就是使犯人极度卑微丑恶。通过精巧细致、花样繁多、残酷苛刻、实在过分的惩罚技巧，包括五花八门、其实耗费极大的各种死刑技巧，君王权力的丰满与犯人之毫无抵抗权力，完美地集合于一体，也就是集合于监狱中。所以福柯认为，权力分析要分析监狱和犯人。一般人认为，权力分析就是要去分析宫廷与朝政。福柯的分析思路，的确是对以往的一种“镜像式颠倒”。不想明白这一点，就读不懂他到底在写什么。

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那么，从福柯理论中，可以快速地引申出两点现实思考。

一个思考是，所谓阅兵，就是一种奢华的、盛宴般的权力展示。按照福柯的分析理路，可以提出两条定律。定律一：一方过剩，必有另一方匮乏。定律二，如果实在没看到匮乏，请重新温习定律一。

第二个思考是，福柯式的分析，等于重新定义了“真实”。在权力分析领域中，“真实”这个词的意思是，将“过剩”与“匮乏”两个方面都呈现出来，方为“真实”。还以杜甫为例。杜甫他老人家是不是“真的”亲眼看见了豪门盛宴，同时又看见了路边冻骨，然后才写出那千古名句？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过剩与匮乏同时呈现，于是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我自己认为，第二个思考对于理解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意义。我将以此标准看新闻，例如看国庆新闻，看它是否真实。也就是看，是否能够将过剩的如何过剩，匮乏的如何匮乏，同时呈现于读者眼前。

我是有车一族。开了几年车之后，就会有轮胎忧虑。网上看到一篇帖子，名曰“交警的吐血忠告”，里头说，高速公路上爆胎极其危险，看得我胆战心惊。增强安全意识当然是必要的，然而问题在于，车胎半新不旧时，换还是不换？它真的是一个问题，不是寂寞。

我的车子跑了5万公里，轮胎花纹已有一定程度磨损。四个轮胎中，前轮的两个是最重要的，偏偏前轮的表面还有刮伤。我经常去一家店子洗车，跟一位师傅混了个脸熟。他郑重建议我，换了吧。他还说，有一位相熟的公车司机，时不时就来换胎，前不久刚好来换过。那车胎绝对比我的新，比我的好。师傅建议我，就换那个二手轮胎，他愿意给我一个很大的优惠价格。

这方案听起来不错，我已心动，准备选个日子，宜换胎，就行动吧！同时也长了见识，原来人家公车是这样保养的。那车胎真的还相当新，就换下来了。也许，领导的安全很重要，年年用新车胎，当然最有保障。二来，经费也不愁。对于私家车主来说，接上这个二手胎，可能真是得便宜了。

在这个当口，传来美国“轮胎特保案”的消息，我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轮胎不能出口美国了，那么，它对中国的消费者有影响吗？中国消费者例如我，会从中得益吗？

我就带着这个问题看评论，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分析此案对于中国消费者的影响。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很多，精微入细有之，大言炎炎有之。分析涉及到的人群包括：美国业界，美国工人，美国消费者。还涉及到：中国业界，中国工人。如果画出一个方格表，一眼就可以看出缺少一个环节。缺少的就是对中国消费者的利害分析。

我特别希望能有专家，在这个方面提供信息，提供分析。这将帮助我，以消费者身份，建立自己的利益识别与态度立场。

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由原来的4%升至35%。

这项政策的利益方，也就是政策的发起方和支持方，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今年4月，美国钢工联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输美轮胎发起特保调查。钢工联声称，2004-2008年期间，中国输美轮胎数量增加了215%，导致美国5家轮胎厂关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接受了申请并做调查，然后提出救济措施，要求将关税提高到55%。政策是否实施，最后一个环节是总统裁决。奥巴马的裁决是一个字：干！不过将税率下调为35%，作为向反对方的一点让步。

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过程”分析，分析方法的要点是辨认行动者，所以也是“行动者分析”。美国的政策过程透明，辨认与分析都没有难度，照抄新闻就是了。这样的新闻，刚好适合做入门级的学生课堂训练。

虽然说出来很简单，但是我猜想，很多中国人不是这样来读新闻的。假定让一组受试者花两三分钟时间快速阅读这条新闻以及背景介绍，然后将报纸拿走。然后问：是谁支持这项政策并认为从中受益？选项限定两个：美国工人阶级，美国资产阶级。回答时间5秒……5、4、3、2、1，时间到。我估计，能选对的，比例不会太高。

原因倒是很简单，长久以来，我们只习惯于国家思维，已经完全不熟悉阶级思维了。叫做只知国家，无论阶级。比如很多人习惯于说，美国就是害怕中国强大，美国就是想搞我们中国，诸如此类的判断，都是国家思维。然而这个案例，却恰恰需要用阶级分析，才能说得明白。这项政策，来自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强烈诉求。而美国轮胎产业协会和美国轮胎贸易自由联盟，都明确反对这项政策。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美国工人拥有强大的政策倡导能力，强大到能够发起和改变对外贸易政策。由于政策效果影响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大国，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新一轮论战，于是可以说，美国工人在塑造“全球政策议程”方面正在扮演重要角色。

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美国工人还有建立“政策倡导联盟”的能力。假如阻止中国轮胎输美，会给业界带来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可以通过寻求非中国的替代品来弥补。因为有这样的空间，便有可能动员出潜在的支持者，从而建立联盟。

这些基本结论给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会带来很多挑战，也带来很多启发的。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分析政策如何不好的时候，必须记住，美国钢铁工人并不这么看，而且与我们的利弊分析刚好相反。我们愿意承认他们的对手地位吗？

去年以来的反CNN运动以及反西方媒体运动，其思维模式依然在“西方”即“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运行，所认定的敌人无非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媒体，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但是这很可能是天大的误认。在许多具体冲突特别是贸易冲突中，对方其实是美国工人，欧洲工人，还有非洲工人。

又比如，假如我们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原因不仅在于我们从中得利，而且在于我们相信它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那么美国工人就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反动一方。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推论吗？

再比如，撇开利益，纯粹从政策能力上说，毫无疑问美国工人的政策能力很强。相比之下，中国工人却无可能通过工会去倡导、影响或推动政策。我们究竟应该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中国的优势呢，还是劣势？我们对此应该悲观呢？还是应该乐观？

中国与西方社会国情不同，因此，对同样的一些社会现象，提出的解释也不同。其中有些很有趣，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为什么有人会醉酒驾车闯大祸，另一个是为什么高官会有多个情妇。

先说醉酒驾车。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全国玩耍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 网址：nifplay.org），成立于1996年。注意不要被中文翻译误导了。这是一个全国的、关于玩耍的、研究院，不是关于“全国玩耍”的研究院。我考虑过翻译成“玩耍全国研究院”，又觉得更容易误解。此外，“play”这个词，更多是指随性的、身体运动性的、未必有特定目的或意义的各种嬉戏式的活动。因此它包括嘻哈打闹、追逐奔跑、上树翻墙等等，当然也包括踢球、游泳、爬山之类，但是不包括对着电脑打游戏。所以我不翻译成“游戏”或“游乐”、“游玩”之类，而选择“玩耍”。如果不是怕南方人不习惯卷舌音，我甚至觉得，翻译成“全国、玩儿、研究院”可能更传神。总之，这么简单的名字，却找不到同样简单明了的中文翻译，也是一个发现。

闲话带过，言归正传。多年来，“全国玩耍研究院”致力于鼓吹玩耍对于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尤其对儿童和青少年重要。通过玩耍，包括不无粗野或冒险的玩耍例如争吵斗殴或者在树林里迷路等等，孩子们建立起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并且在群体中定位自己。孩子们通过玩耍而成长，发展出快活、合作、团结、耐力、默契、照顾等等品质。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玩耍，会患上“玩耍剥夺症”。一个社会，如果充满了学习、工作、挣钱而没有玩耍的文化与设施，也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这一切跟醉酒驾车有什么关系？“全国玩耍研究院”的创始人斯图亚特·布朗（Stuart Brown）先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对一批年轻的男性杀人犯和重罪级的酒醉驾车者长期研究后发现一个事实，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缺乏正常的玩耍，也缺乏“适度粗野”的、满地翻滚式的玩耍。布朗先生的这个观点，可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专栏中找到（http://happydays.blogs.nytimes.com/2009/09/02/let-the-children-play-some-more/）。他还在文章中呼吁，开学了，应该担心的不是孩子们不好好学习，而是没有时间好好玩耍！

没有好好玩耍过的人，可能会酒醉驾车闯大祸，弄不好，还有可能杀人或者自杀。这种研究思路和因果推论，我们可能很不习惯。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不玩耍者还会表现出另外一种症状，就是花心与沉迷于性乱。

很多人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意大利最热闹的新闻是总理的性生活。准确地说，是总理贝卢斯科尼先生又在与哪位女郎过性生活。意大利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大权在握的男人需要很多性。如果在性的方面不能满足，贝卢斯科尼的管理会变得很糟糕。

这种解释是“权力即春药”的翻版，比较老套了。确实，很多企业高管，还有政府高官，在性忠诚方面的记录可以说劣迹斑斑。仅从我们近期的新闻来看，官员中有“嫖宿”幼女的，有几十上百名情妇“团队”，乃至要学习公共管理的，端的是花样繁多，令人目不暇给。如果可以用“权力论”来解释，恐怕推出来的结论更加令人难堪吧。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别开生面，很有趣。（参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7754）。作者猜想，一个人大权在握后之所以沉迷于猎艳，原因可能在于年轻时缺乏与女性打交道的自信心。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忙于写作业、假期打工，忙于奋斗、上进、打拼。他们很努力，目不斜视，节节高升，20多岁便结了婚，从来没有搞过疯狂派对或狂野性爱。直到有一天出人头地后，发现居高临下无人能够约束，更发现美女如云，出轨一次是如此容易而又如此新鲜刺激，多年的压抑突然喷薄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显然，这位作者所提出来的，也是“玩耍缺失症”类型的解释。它是不是比“权力论”更有解释力呢？不过问题在于，它对我们过于一本正经的教育政策甚至干部政策会带来一些难堪。如果相信它，那么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要鼓励儿童和青年人多玩耍。有条件要玩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玩儿。第二，对那些不去玩耍而拼命学习和工作的人，不要让他们成功，起码不要让他们太成功。第三，一旦他们太成功，一定要注意他们的驾驶记录和性生活记录，保证一查一个准，防患于未然。

最后要回到本文开头，中国与西方不同，对问题的解释也不同。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吗，不可以吗？这取决于我们对这些“解释”，怎样解释。

从山西太原返回广州，机场安检措施突然严厉升级。电脑要从包里拿出来单独过机，这个是规定动作，我已经很自觉了。但是过了以后，却被要求把电源线拿出来，再过。我正要嘀咕，又一道命令下来：是你的相机包吗？把相机拿出来，再过。

我问了一句，是不是国庆60周年啊，搞得这么严重？我英勇的安检人员在百忙中盯了我一眼，很严肃地说，是的，要加强检查，请你配合。事后得知，不独对我是这样。所有带了电脑的，都要把电源线拿出来。所有带着相机包的，都要把机子从包里取出，单独过机。看来这是新增加的两项措施。不知道是临时的呢，还是可持续的。

此外，搜身也特别细致，几乎是用手摸。然后还要脱鞋，用探头将鞋子扫描一遍，又要我抬起脚，对着脚板再扫描一遍。大约一半人有此待遇。那么另一半人为什么又不必呢？我们后来互相琢磨鞋子，也没有看出什么规律，可能就是随机的吧。

为了保证飞行安全，严格一点，本没有什么可说。只是眼看着各种检查措施越来越严厉紧张，总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很可能，已经有人琢磨出新技术，在电源线上搞名堂，所以就要检查。问题在于，这跟军备竞赛是一个道理，无非是竞相技术升级。有人搞无坚不摧之矛，有人搞固若金汤之盾。搞到最后就得像美国那样，把人关进高技术小隔间里，聚光灯刷地亮起，无数的探头，无数的仪器，无数的声光化电将人包围，并把五脏六腑全部看透。

我是认真觉得，要想60周年过得安逸，上上策应该是大赦天下，全民和解。为此，京都方面要有大气魄，敢于整饬朝政，还要大把花银子化解民怨才行。否则，越是重要节日，越是变得如临大敌，岂不让天下百姓笑话？

前一天晚上到达山西大同，实在是时间太晚。导游说，明天推迟一个钟，早上8点起床，9点出发，大家欢声雷动。可是谁能料到，就是这一小时，改变了历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重头节目因此被一桩突发事件搅黄了。

重头节目就是游览云冈石窟，如果我们早一点到，可能还一切正常。可是我们于上午10点来钟到达时，却进不去了。景点门口被堵塞，只准里边的游客出来，不准进去。原因竟然是，周边被拆迁的农民发动了一次维权行动，把景点封锁了。

导游气急败坏在前面交涉，我跟几个兜售纪念品的农民小贩聊了几句，大致弄清了事情原委。云冈石窟前面，极大范围的一片土地被征用拆迁，用于规模宏大的旅游设施建设。给农民的赔偿是每户1万2千元（我问准了，是每户，不是每人）。原计划在6月份给农民安置房，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安置房尚未落实。屡屡反映，没有解决，等等等等……

我们是花了钱，远道而来的游客，被这种事情堵上了，本属于冤枉受害。奇怪的是我没有什么懊丧的感觉，反倒有一种不明真相的、混杂了一点同情和一点义愤的好奇感。总之我忽然来了兴趣，挤到最前面去，想看个究竟。

堵门的其实一些中年妇女，人数不多，还有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头。他们激动地嚷嚷着，若干保安和干部摸样的人冷漠地维持着场面，劝阻不断涌来的游客。外面还停着一辆救护车，据说里头已经伤了人。然后，大概是一位游客挪开了一把椅子，想挤开空挡进去。原来坐在椅子上的一位中年妇女（抗议阵营一方的）立即倒地，场面顷刻混乱起来，人群中发出了尖叫声。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我端着相机着实猛拍了一气。不料那位花白胡子的老农斜刺里冲出来，挥舞着双手大吼大叫，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冷不防间，他冲着我的肩膀就砸了一拳头，回手又对着另一位打了一拳。

我立即停止拍照向后退，抬头看见了他的脸。老农个头矮小，那一拳力量很弱，并没有任何伤害，只是他的愤怒让我吃惊。我不是他的敌人，但他也许一心一意要把游客轰走，才能达到足够大的效果。

作为游客我们当然耗不起，只有放弃，开车走人。导游比较尴尬，据说他给大同市政府打电话，可是无人接听。他在车上给大家道歉，一肚子恶气无处发泄，便愤愤地扯到一党专政之恶，大家也都笑笑而过。

其实不要紧。我们还有一重身份，随时可以变成社会事件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这个事情也确实成为话题，让我们议论了好久。包括导游在内，我们都很难理解，征地面积太大，有这个必要吗？一户才给1万2，实在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什么政府永远不愿意发展一种可以与本地农民分享利益的方式呢？

我觉得，在利益受损时，农民的愤怒之大和力量之小，两者不成比例。但是很有可能，他们正在发展一种针对更加广泛目标的抗争行动和抗争策略。而我们阴差阳错，与这样一种新的抗争策略迎头相撞，巧得不能再巧。作为游客，我们受损。但是作为研究者，则未尝不是难得的机会和意外的收获。当然，我们也没有力量改变什么。但是这里是云冈石窟，是最杰出的石窟佛教艺术代表作之一。世世代代在大佛脚下生活的农民要离开家园，土地将变成游乐场，这是人世沧桑。大佛法相庄严，慧眼看见一切。《金刚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据说，同样在大佛脚下讨生活的官员和商人，很多人也时时礼佛。不知道他们是否也会默诵这句话，并有何感想。

补记：这是8月26日晚上写的，因为上不了网，没有贴出来。今天听说，焦点访谈已经报道过这件事情。

学院组织教工旅游，第一站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出门之前还在熬夜赶文章，只是胡乱抓了几件衣服塞进行囊。一下飞机，就发现犯了巨大错误。当地气温居然是15度，而我连一件长袖衬衣都没有。好在别人有衣服多的，借来一件穿上，也算是找到应急方案。

我是第一次来呼和浩特，不过这个城市丝毫不能形成感官上的冲击力。除了多一些蒙文标识之外，看不出什么草原特色或者民族特色，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充满汉族特色即无特色的城市。

昨天去看了大昭寺。建筑本身很有历史来头。晚上吃了传说中的烤全羊，还有歌舞表演。不过一切都充满了商业化的、俗里俗气的味道。今天则起了大早，开两个钟头车，去看“草原”。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草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概念，一种记忆和想象。现在真正看到的，是草原的最后残余。确实还有浅浅的一层草，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干脆是沙漠了。好在呢，这一段一直在下雨，嫩草长出来了。加上视野辽阔，远景式地、粗略地看，还是有大面积的绿色。但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是不用想了，顶多只能算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据说只要走得足够远，草原还是有的。不过，在呼市周边，能作为旅游景点的地方，看到的其实是草原死亡前的最后形态。作为游客，都不知道该抱一种什么态度来看待。

真正好玩的是骑马。花180元骑上马，我还以为就是象征性地走几圈，照张相什么的。却原来是真的往草原远处的牧民家里走去，来回两个小时。这样就真正有了骑马的体会，所以是很值的。骑在马上，整个视角高了一截，可以极目远眺；又回头看看身边二、三十位同伴组成的马队，不由得想起什么拿破仑的骑兵队之类，颇有威风凛凛的战场感觉。但是，当马真正跑起来的时候，那种颠簸还是挺吓人的。人必须两腿在马镫上用力，将身体撑起来略微悬空才行。可是我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还是要屁股坐在马鞍上，结果把五脏六腑都给颠的哟！直到最后结束，终于下马，脚一着地，只觉得腰酸腿软。然后走到餐厅吃饭，一落座就哎哟一声，原来是屁股疼得坐不住。一群人中，只有几个较年轻的说不疼，号称是平时经常锻炼。但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他们是怎么锻炼那个地方的。

开心玩了之后，这一天却还有漫长的煎熬。由于旅行社衔接错误，接我们的车子足足晚点一个多小时。从草原返回呼和浩特，紧接着就前往山西大同，一路整整走了6个多小时，到达时已经超过晚上10点。骑了2个小时的马以后，坐6个小时的车，把我难受死了。在车上我就郑重提议改革议程，骑完马以后，应该接着去泡温泉。但是这里没有温泉，只好忍受全身酸疼，一路昏昏沉沉，一路死顶。

近日有媒体发表文章，介绍“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这是一个民间自发的教育学术研究团队，其成员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从去年9月份开始，他们自发开展了一项专题研究，名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他们的重要发现是，语文课本中的母亲，不是苦大仇深（或者有病），就是道德完美的圣女。他们的基本研究结论是，整个教育理念从根子上错了，读这样的课本，就是让孩子们吃错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凡是比较人性化生活化的母亲形象，全部来自于外国文学。

我很欣赏这样的民间组织，民间研究，以及从中产生的颠覆性的研究结论。它使“研究”二字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我甚至主张，要有一种“日常生活批判”。小孩子上学读书，就是日常生活。慈善运动帮助孩子能上学，但是不等于上了学就一定好。要有一种批判运动相匹配，反思一下应该读什么书。

由此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片段，虽然与母亲形象无关，但是也来自于小学课本，本质上也是对孩子的“说教”：

“公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白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和文明的起点，划出“禁止线”，个人不能动“大家”的东西。此外，姐姐（女性/未来母亲）是照顾者、呵护者、管束者（自己是遵守约束的顺从者）。而弟弟（男性）是动态的、活泼的、也是破坏的。如果不管束，将来岂不是采花贼……呵呵，想歪了。

关键在于，“公园摘花”的场景被特地挑选出来，是方便于“灌输”一种道理。所以它是被“构造”出来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描述。

我的童年记忆刚好相反，广州有很多花，摘花是有趣的孩童活动之一。小时候我上学的路上，路边有很多扶桑花（大红花）。把花摘下来，去掉花瓣，在底部吮吸，有丝丝甜蜜。在某些庭园，盛开的牵牛花、炮仗花、鸡蛋花很美，也很多，随手就可以摘下来。每到春夏之交，火红的木棉花落到地上。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捡了回家，洗净晒干后煲老火汤，有祛湿健脾之功效。胆子大而身手敏捷的男孩子，会爬上树，摘一把开得恰到好处的白兰花。当年的小MM，有可能因此而暗暗相思吧。

这样想来还真是的，我不记得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关于自己的、广州的、孩子的生活。倒是忽然记得，若干年前看过一篇网文，说是某贫困山区一位女学生作文很好，记者前往采访。去了一看，女孩子家徒四壁，生活很贫穷。记者拿着她的作文说，当你写“我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搞了半天才知道，原来小女孩并不知道蜜糖是什么，也没有吃过。但是课本上是这样教的，她只是照着写。一个贫穷的孩子，仅仅因为从不知道蜜糖的味道，于是当真认为自己的生活像蜜糖，这就叫做受过教育。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以为，天下之黑色幽默，刺痛人心的幽默，莫过于此了。

所以，小学语文课本要检讨。不过以摘花而论，废掉“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不要摘不要摘”这种场景模式之后，用什么替代？麻烦在于，可以随意摘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当年存在这种真实场景的时候，它进不了课本，现在连场景都没有了。我能记得的只有一种替代场景，就是山寨版本的邓丽君的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采白不采！

看了一个帖子，“大裤衩设计师公开承认，央视大楼是色情玩笑”（http://twokeqi.blog.163.com/blog/static/8992656320097141357851/），感觉真是很黄很暴力。谓予不信，有图为证。

据解释，从这个角度看，央视主楼是跪着的女性（后视角度）。不消说，远处一柱擎天的央视副楼，就是男生那话儿了。整个建筑群表现的是阴阳交配，而且是典型完美的“女上位”。

结论就是，央视够傻B，就这样被大师捉弄了。不过隐隐之中，我觉得这样下结论，总有什么地方不够踏实。主要是，玩笑太大了，开不得。也可以说，如果这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错误之大，大到了无人能犯的地步。

我倒是产生了相反的推理，可以为设计师一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为央视、为北京一辩。但是这种辩护，不是去掉央视大楼的“性涵义”，相反，要强化这种涵义。一句话，我的推理和辩护，将更黄更暴力。专此温馨提示：80后不宜，70后慎入。

我的核心看法是两点。第一，央视主楼的确代表了巨大的设计革命。弗洛伊德说，柱状物是男根的象征。据此可以认为，所有的高楼，特别是摩天大楼，代表了男根崇拜情结。进一步的推论是，现代化的都市建设和都市设计，完全是男性的。承认这个前提的话，再看央视主楼，一眼就可以明白，“她”是女体。而且是公然地、骄傲地、挑战性地、压倒地表现女体。不妨做一个比较。广州的新建筑中有东塔西塔，据说东塔的形状象征婀娜多姿的少女。表面看是有那么点意思，不过别忘记，它还是塔，还是柱状物。因此，它还是在男根范式中，顶多像春哥一样是中性美（此话无贬义，我向春哥致敬）。比较之下来看央视主楼，撇开感情好恶不说，必须承认，库哈斯啊库哈斯（设计师的名字），他真的是顶级设计师，只有他才那么大胆，那么颠覆！

第二，我不太相信，库哈斯用这样的设计来“骗”中国人，或者说耍弄央视领导。我更愿意认为，他利用了这个机会在北京造了一次反：用性别符号和空间形象造反。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男根形象的大楼，不觉得是侮辱，却不能接受女阴形象的建筑，觉得是侮辱？问题可能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呢？有人嘲笑说，央视的人在大屁股里宣讲真理。我支持批判央视，但是不支持这种批判的方式。反过来设想，倘若是在男根形象的大楼里工作，我们天天在里头忙忙碌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那好比什么？简直就像精虫或者精液啊。这种景象，难道不是更恶心？

所以我主张，就艺术谈艺术，就建筑谈建筑。并且必须理解有关全球化、后现代、性别运动、种族运动的种种取向与革命。而且有一点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北京和央视，可能志在谋取全球影响力。想像一下这种问题：全球最大、最具创意、最有争议的建筑物在哪里？答案是在北京，在央视。这就足够为北京和央视加分了。外国人是不理解也不会介入本地争论的。就像我们并不理解巴黎罗浮宫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巨大争议，只会崇拜一样。所以，央视当然是可以挑战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不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观念改变的话，我们永远找不到反制的力量在哪里。

我在做一项有关农民工状况的调查，涉及到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分界线问题。目前用的分界年份是1980年，也就是普通所说的70后、80后这类概念。一个70年出生的，在16岁左右出来打工，也就是86年，这是第一代农民工了。一个80年出生的，大约在96年以后出来打工，就是第二代农民工了。

对于定量调查来说，清晰的标准是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要放在一个类别中。有人79年出生，又有人82年出生，谁是第一代，谁是第二代，含糊不得，否则计算机不能统计。

然而用80年做划分标准，又有什么道理呢？应该承认，其实相当武断，没有什么必然的根据。生活如流，时间似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农民工一代二代，在大数概念上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用于个体微观层面，就有点像抽刀断水，或者刻舟求剑。除非有很明确的条件，比如，某人的父母就是农民工，现在自己也是农民工，那么哪怕他/她生于70年代，也是农民工阶层中的第二代。

这个问题，是负责做调查分析的蛋蛋同学提出来的。他自己出生于1986年，家在农村。设想他在广州，但不是因为读大学，那么广义上，他也就算农民工。他有一点疑惑是，感觉8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人，跟8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人，未必存在“共享的经验”。例如，他看到一种说法，日本电视剧《血疑》连同山口百惠等等，是80后的共同记忆。他说，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记忆。而他记忆的东西，似乎更接近于90后。

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有明确的代际地位。所以，“家庭”是坚硬的、不变的参照结构，也是一个“意义生成系统”。但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一代二代，根据什么呢？仅仅根据自然年份吗？仅仅根据政治系统的变革吗？代际划分，有没有基于自身内在的理由和标准呢？

我和蛋蛋讨论中设想了一个标准，在电视世界中长大的算一代，在电脑世界中长大的，算另一代。他们对世界的感知，由此形成的童年期和少年期的文化经验，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标准，如果应用于农民工，是不是太城市，太奢侈了。

此事不大不小，也算一个困扰。谨此征求高见。一经采纳，回报是，可获得权威机构颁发的代际证明。另外汇报：粗粗看了一下统计数据，好像是有些东西可以挖掘的。不管能发现什么，总归先自我高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