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的H教授终于来访，我们一起对着调查数据，讨论了一个中午又一个下午。坏消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陷入困境了。好消息是，也许还可以指望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做了一项关于农民工状况的调查。初步分析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状况基本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巧合的是，另外一位研究者也对农民工做了调查，他们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甚至略有上升。

这有什么不对头呢？主要是跟主观预期发生冲突。要承认，作为调查者，我们有很强的主观预设：这次金融危机既然严重影响中国出口经济以及劳动密集行业，那么它当然也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状况。然而，调查完了一看数据，并不是这样啊。所以H教授要跟我们反复核对问卷设计、选点、抽样、调查员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等等，把整个作业流程翻查一遍。最后大家也只能挠着头皮说，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这就是所谓问卷调查之难。这种困局好比在人海里跟踪盯梢。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是我们要盯紧的目标。于是四处布点、设伏、对表、出击……然后面面相觑，目标消失了——没发现什么影响。

这时候需要一个决策，是否放弃预设。既然数据表明没有影响，那么就承认，“客观上”就是没有影响，事情不就完了吗？知道了没有影响，也是一项知识。为什么没有影响，可以另作解释，比如我党英明什么的。

问题在于，“真的”没有影响吗？H教授要求，在这个节点上，必须排除“幸存者偏见”（survival bias）。这的确是个重要提醒。我自己专长本不在于定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概念，但是知道了以后，我觉得它很重要，很有启发。它的意思是，金融危机发生于年初，而我们的调查时间是7月份。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凡是受到影响的，已经走了。能接受我们调查的，都是“幸存者”。他们的情况，只代表了整体农民工的一个方面，所以只能是“偏见”。

但是要记住，在这里的“幸存者偏见”，依然只是假设，仍然需要得到证明。这意味着，需要补充数据，甚至需要补充调查，同时需要有其他的分析技巧，来证明此前的调查数据中确实包含了“幸存者偏见”。同时找到新的线索重新发现目标，也就是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到底藏在哪里。

我忽然想起了电影《风声》—— 两天前刚看过，此时脑海里仍然有风声大作。黄晓明把周迅李冰冰张涵予等一干大腕关进古堡，切断退路，这个策略是对的。虽然“看不见”老鬼，但绝对可以肯定，老鬼必在其中。黄晓明功亏一篑，那是因为他是侵华日军，多行不义必自毙 —— 不过这扯远了。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策略与《风声》类似，或者更公平地说，与二十年前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列车谋杀案》等等类似，就是将各个关联要素一起拉到一个“封闭”环境中，然后一个一个分析。

风声中的古堡，尼罗河上的游轮，东方号快车，都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也是小说家的构想。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却没有这种便利。即便鲍曼说我们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即便福柯将社会当监狱，也还是要问，怎么去包围要捕捉的对象目标呢？基本上，这是靠概念、方法、分类与逻辑，这些是科学研究的工具。通过概念逻辑的编织与展开，可以廓清边界。将概念逻辑看作“透镜”或“通道”，可以显示出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好，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概念和逻辑，穿越“幸存者偏见”，去寻找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它涉及到Guo家机密，不方便说了啊。可以透露的是，不会去查找失业的农民工，追踪到他们家乡去调查。因为经费见底，没钱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