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发表文章，介绍“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这是一个民间自发的教育学术研究团队，其成员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从去年9月份开始，他们自发开展了一项专题研究，名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他们的重要发现是，语文课本中的母亲，不是苦大仇深（或者有病），就是道德完美的圣女。他们的基本研究结论是，整个教育理念从根子上错了，读这样的课本，就是让孩子们吃错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凡是比较人性化生活化的母亲形象，全部来自于外国文学。

我很欣赏这样的民间组织，民间研究，以及从中产生的颠覆性的研究结论。它使“研究”二字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我甚至主张，要有一种“日常生活批判”。小孩子上学读书，就是日常生活。慈善运动帮助孩子能上学，但是不等于上了学就一定好。要有一种批判运动相匹配，反思一下应该读什么书。

由此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片段，虽然与母亲形象无关，但是也来自于小学课本，本质上也是对孩子的“说教”：

“公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白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和文明的起点，划出“禁止线”，个人不能动“大家”的东西。此外，姐姐（女性/未来母亲）是照顾者、呵护者、管束者（自己是遵守约束的顺从者）。而弟弟（男性）是动态的、活泼的、也是破坏的。如果不管束，将来岂不是采花贼……呵呵，想歪了。

关键在于，“公园摘花”的场景被特地挑选出来，是方便于“灌输”一种道理。所以它是被“构造”出来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描述。

我的童年记忆刚好相反，广州有很多花，摘花是有趣的孩童活动之一。小时候我上学的路上，路边有很多扶桑花（大红花）。把花摘下来，去掉花瓣，在底部吮吸，有丝丝甜蜜。在某些庭园，盛开的牵牛花、炮仗花、鸡蛋花很美，也很多，随手就可以摘下来。每到春夏之交，火红的木棉花落到地上。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捡了回家，洗净晒干后煲老火汤，有祛湿健脾之功效。胆子大而身手敏捷的男孩子，会爬上树，摘一把开得恰到好处的白兰花。当年的小MM，有可能因此而暗暗相思吧。

这样想来还真是的，我不记得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关于自己的、广州的、孩子的生活。倒是忽然记得，若干年前看过一篇网文，说是某贫困山区一位女学生作文很好，记者前往采访。去了一看，女孩子家徒四壁，生活很贫穷。记者拿着她的作文说，当你写“我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搞了半天才知道，原来小女孩并不知道蜜糖是什么，也没有吃过。但是课本上是这样教的，她只是照着写。一个贫穷的孩子，仅仅因为从不知道蜜糖的味道，于是当真认为自己的生活像蜜糖，这就叫做受过教育。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以为，天下之黑色幽默，刺痛人心的幽默，莫过于此了。

所以，小学语文课本要检讨。不过以摘花而论，废掉“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不要摘不要摘”这种场景模式之后，用什么替代？麻烦在于，可以随意摘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当年存在这种真实场景的时候，它进不了课本，现在连场景都没有了。我能记得的只有一种替代场景，就是山寨版本的邓丽君的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采白不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