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太原返回广州，机场安检措施突然严厉升级。电脑要从包里拿出来单独过机，这个是规定动作，我已经很自觉了。但是过了以后，却被要求把电源线拿出来，再过。我正要嘀咕，又一道命令下来：是你的相机包吗？把相机拿出来，再过。

我问了一句，是不是国庆60周年啊，搞得这么严重？我英勇的安检人员在百忙中盯了我一眼，很严肃地说，是的，要加强检查，请你配合。事后得知，不独对我是这样。所有带了电脑的，都要把电源线拿出来。所有带着相机包的，都要把机子从包里取出，单独过机。看来这是新增加的两项措施。不知道是临时的呢，还是可持续的。

此外，搜身也特别细致，几乎是用手摸。然后还要脱鞋，用探头将鞋子扫描一遍，又要我抬起脚，对着脚板再扫描一遍。大约一半人有此待遇。那么另一半人为什么又不必呢？我们后来互相琢磨鞋子，也没有看出什么规律，可能就是随机的吧。

为了保证飞行安全，严格一点，本没有什么可说。只是眼看着各种检查措施越来越严厉紧张，总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很可能，已经有人琢磨出新技术，在电源线上搞名堂，所以就要检查。问题在于，这跟军备竞赛是一个道理，无非是竞相技术升级。有人搞无坚不摧之矛，有人搞固若金汤之盾。搞到最后就得像美国那样，把人关进高技术小隔间里，聚光灯刷地亮起，无数的探头，无数的仪器，无数的声光化电将人包围，并把五脏六腑全部看透。

我是认真觉得，要想60周年过得安逸，上上策应该是大赦天下，全民和解。为此，京都方面要有大气魄，敢于整饬朝政，还要大把花银子化解民怨才行。否则，越是重要节日，越是变得如临大敌，岂不让天下百姓笑话？

前一天晚上到达山西大同，实在是时间太晚。导游说，明天推迟一个钟，早上8点起床，9点出发，大家欢声雷动。可是谁能料到，就是这一小时，改变了历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重头节目因此被一桩突发事件搅黄了。

重头节目就是游览云冈石窟，如果我们早一点到，可能还一切正常。可是我们于上午10点来钟到达时，却进不去了。景点门口被堵塞，只准里边的游客出来，不准进去。原因竟然是，周边被拆迁的农民发动了一次维权行动，把景点封锁了。

导游气急败坏在前面交涉，我跟几个兜售纪念品的农民小贩聊了几句，大致弄清了事情原委。云冈石窟前面，极大范围的一片土地被征用拆迁，用于规模宏大的旅游设施建设。给农民的赔偿是每户1万2千元（我问准了，是每户，不是每人）。原计划在6月份给农民安置房，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安置房尚未落实。屡屡反映，没有解决，等等等等……

我们是花了钱，远道而来的游客，被这种事情堵上了，本属于冤枉受害。奇怪的是我没有什么懊丧的感觉，反倒有一种不明真相的、混杂了一点同情和一点义愤的好奇感。总之我忽然来了兴趣，挤到最前面去，想看个究竟。

堵门的其实一些中年妇女，人数不多，还有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头。他们激动地嚷嚷着，若干保安和干部摸样的人冷漠地维持着场面，劝阻不断涌来的游客。外面还停着一辆救护车，据说里头已经伤了人。然后，大概是一位游客挪开了一把椅子，想挤开空挡进去。原来坐在椅子上的一位中年妇女（抗议阵营一方的）立即倒地，场面顷刻混乱起来，人群中发出了尖叫声。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我端着相机着实猛拍了一气。不料那位花白胡子的老农斜刺里冲出来，挥舞着双手大吼大叫，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冷不防间，他冲着我的肩膀就砸了一拳头，回手又对着另一位打了一拳。

我立即停止拍照向后退，抬头看见了他的脸。老农个头矮小，那一拳力量很弱，并没有任何伤害，只是他的愤怒让我吃惊。我不是他的敌人，但他也许一心一意要把游客轰走，才能达到足够大的效果。

作为游客我们当然耗不起，只有放弃，开车走人。导游比较尴尬，据说他给大同市政府打电话，可是无人接听。他在车上给大家道歉，一肚子恶气无处发泄，便愤愤地扯到一党专政之恶，大家也都笑笑而过。

其实不要紧。我们还有一重身份，随时可以变成社会事件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这个事情也确实成为话题，让我们议论了好久。包括导游在内，我们都很难理解，征地面积太大，有这个必要吗？一户才给1万2，实在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什么政府永远不愿意发展一种可以与本地农民分享利益的方式呢？

我觉得，在利益受损时，农民的愤怒之大和力量之小，两者不成比例。但是很有可能，他们正在发展一种针对更加广泛目标的抗争行动和抗争策略。而我们阴差阳错，与这样一种新的抗争策略迎头相撞，巧得不能再巧。作为游客，我们受损。但是作为研究者，则未尝不是难得的机会和意外的收获。当然，我们也没有力量改变什么。但是这里是云冈石窟，是最杰出的石窟佛教艺术代表作之一。世世代代在大佛脚下生活的农民要离开家园，土地将变成游乐场，这是人世沧桑。大佛法相庄严，慧眼看见一切。《金刚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据说，同样在大佛脚下讨生活的官员和商人，很多人也时时礼佛。不知道他们是否也会默诵这句话，并有何感想。

补记：这是8月26日晚上写的，因为上不了网，没有贴出来。今天听说，焦点访谈已经报道过这件事情。

学院组织教工旅游，第一站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出门之前还在熬夜赶文章，只是胡乱抓了几件衣服塞进行囊。一下飞机，就发现犯了巨大错误。当地气温居然是15度，而我连一件长袖衬衣都没有。好在别人有衣服多的，借来一件穿上，也算是找到应急方案。

我是第一次来呼和浩特，不过这个城市丝毫不能形成感官上的冲击力。除了多一些蒙文标识之外，看不出什么草原特色或者民族特色，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充满汉族特色即无特色的城市。

昨天去看了大昭寺。建筑本身很有历史来头。晚上吃了传说中的烤全羊，还有歌舞表演。不过一切都充满了商业化的、俗里俗气的味道。今天则起了大早，开两个钟头车，去看“草原”。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草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概念，一种记忆和想象。现在真正看到的，是草原的最后残余。确实还有浅浅的一层草，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干脆是沙漠了。好在呢，这一段一直在下雨，嫩草长出来了。加上视野辽阔，远景式地、粗略地看，还是有大面积的绿色。但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是不用想了，顶多只能算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据说只要走得足够远，草原还是有的。不过，在呼市周边，能作为旅游景点的地方，看到的其实是草原死亡前的最后形态。作为游客，都不知道该抱一种什么态度来看待。

真正好玩的是骑马。花180元骑上马，我还以为就是象征性地走几圈，照张相什么的。却原来是真的往草原远处的牧民家里走去，来回两个小时。这样就真正有了骑马的体会，所以是很值的。骑在马上，整个视角高了一截，可以极目远眺；又回头看看身边二、三十位同伴组成的马队，不由得想起什么拿破仑的骑兵队之类，颇有威风凛凛的战场感觉。但是，当马真正跑起来的时候，那种颠簸还是挺吓人的。人必须两腿在马镫上用力，将身体撑起来略微悬空才行。可是我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还是要屁股坐在马鞍上，结果把五脏六腑都给颠的哟！直到最后结束，终于下马，脚一着地，只觉得腰酸腿软。然后走到餐厅吃饭，一落座就哎哟一声，原来是屁股疼得坐不住。一群人中，只有几个较年轻的说不疼，号称是平时经常锻炼。但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他们是怎么锻炼那个地方的。

开心玩了之后，这一天却还有漫长的煎熬。由于旅行社衔接错误，接我们的车子足足晚点一个多小时。从草原返回呼和浩特，紧接着就前往山西大同，一路整整走了6个多小时，到达时已经超过晚上10点。骑了2个小时的马以后，坐6个小时的车，把我难受死了。在车上我就郑重提议改革议程，骑完马以后，应该接着去泡温泉。但是这里没有温泉，只好忍受全身酸疼，一路昏昏沉沉，一路死顶。

近日有媒体发表文章，介绍“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这是一个民间自发的教育学术研究团队，其成员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从去年9月份开始，他们自发开展了一项专题研究，名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他们的重要发现是，语文课本中的母亲，不是苦大仇深（或者有病），就是道德完美的圣女。他们的基本研究结论是，整个教育理念从根子上错了，读这样的课本，就是让孩子们吃错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凡是比较人性化生活化的母亲形象，全部来自于外国文学。

我很欣赏这样的民间组织，民间研究，以及从中产生的颠覆性的研究结论。它使“研究”二字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我甚至主张，要有一种“日常生活批判”。小孩子上学读书，就是日常生活。慈善运动帮助孩子能上学，但是不等于上了学就一定好。要有一种批判运动相匹配，反思一下应该读什么书。

由此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片段，虽然与母亲形象无关，但是也来自于小学课本，本质上也是对孩子的“说教”：

“公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白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和文明的起点，划出“禁止线”，个人不能动“大家”的东西。此外，姐姐（女性/未来母亲）是照顾者、呵护者、管束者（自己是遵守约束的顺从者）。而弟弟（男性）是动态的、活泼的、也是破坏的。如果不管束，将来岂不是采花贼……呵呵，想歪了。

关键在于，“公园摘花”的场景被特地挑选出来，是方便于“灌输”一种道理。所以它是被“构造”出来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描述。

我的童年记忆刚好相反，广州有很多花，摘花是有趣的孩童活动之一。小时候我上学的路上，路边有很多扶桑花（大红花）。把花摘下来，去掉花瓣，在底部吮吸，有丝丝甜蜜。在某些庭园，盛开的牵牛花、炮仗花、鸡蛋花很美，也很多，随手就可以摘下来。每到春夏之交，火红的木棉花落到地上。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捡了回家，洗净晒干后煲老火汤，有祛湿健脾之功效。胆子大而身手敏捷的男孩子，会爬上树，摘一把开得恰到好处的白兰花。当年的小MM，有可能因此而暗暗相思吧。

这样想来还真是的，我不记得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关于自己的、广州的、孩子的生活。倒是忽然记得，若干年前看过一篇网文，说是某贫困山区一位女学生作文很好，记者前往采访。去了一看，女孩子家徒四壁，生活很贫穷。记者拿着她的作文说，当你写“我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搞了半天才知道，原来小女孩并不知道蜜糖是什么，也没有吃过。但是课本上是这样教的，她只是照着写。一个贫穷的孩子，仅仅因为从不知道蜜糖的味道，于是当真认为自己的生活像蜜糖，这就叫做受过教育。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以为，天下之黑色幽默，刺痛人心的幽默，莫过于此了。

所以，小学语文课本要检讨。不过以摘花而论，废掉“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不要摘不要摘”这种场景模式之后，用什么替代？麻烦在于，可以随意摘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当年存在这种真实场景的时候，它进不了课本，现在连场景都没有了。我能记得的只有一种替代场景，就是山寨版本的邓丽君的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采白不采！

看了一个帖子，“大裤衩设计师公开承认，央视大楼是色情玩笑”（http://twokeqi.blog.163.com/blog/static/8992656320097141357851/），感觉真是很黄很暴力。谓予不信，有图为证。

据解释，从这个角度看，央视主楼是跪着的女性（后视角度）。不消说，远处一柱擎天的央视副楼，就是男生那话儿了。整个建筑群表现的是阴阳交配，而且是典型完美的“女上位”。

结论就是，央视够傻B，就这样被大师捉弄了。不过隐隐之中，我觉得这样下结论，总有什么地方不够踏实。主要是，玩笑太大了，开不得。也可以说，如果这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错误之大，大到了无人能犯的地步。

我倒是产生了相反的推理，可以为设计师一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为央视、为北京一辩。但是这种辩护，不是去掉央视大楼的“性涵义”，相反，要强化这种涵义。一句话，我的推理和辩护，将更黄更暴力。专此温馨提示：80后不宜，70后慎入。

我的核心看法是两点。第一，央视主楼的确代表了巨大的设计革命。弗洛伊德说，柱状物是男根的象征。据此可以认为，所有的高楼，特别是摩天大楼，代表了男根崇拜情结。进一步的推论是，现代化的都市建设和都市设计，完全是男性的。承认这个前提的话，再看央视主楼，一眼就可以明白，“她”是女体。而且是公然地、骄傲地、挑战性地、压倒地表现女体。不妨做一个比较。广州的新建筑中有东塔西塔，据说东塔的形状象征婀娜多姿的少女。表面看是有那么点意思，不过别忘记，它还是塔，还是柱状物。因此，它还是在男根范式中，顶多像春哥一样是中性美（此话无贬义，我向春哥致敬）。比较之下来看央视主楼，撇开感情好恶不说，必须承认，库哈斯啊库哈斯（设计师的名字），他真的是顶级设计师，只有他才那么大胆，那么颠覆！

第二，我不太相信，库哈斯用这样的设计来“骗”中国人，或者说耍弄央视领导。我更愿意认为，他利用了这个机会在北京造了一次反：用性别符号和空间形象造反。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男根形象的大楼，不觉得是侮辱，却不能接受女阴形象的建筑，觉得是侮辱？问题可能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呢？有人嘲笑说，央视的人在大屁股里宣讲真理。我支持批判央视，但是不支持这种批判的方式。反过来设想，倘若是在男根形象的大楼里工作，我们天天在里头忙忙碌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那好比什么？简直就像精虫或者精液啊。这种景象，难道不是更恶心？

所以我主张，就艺术谈艺术，就建筑谈建筑。并且必须理解有关全球化、后现代、性别运动、种族运动的种种取向与革命。而且有一点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北京和央视，可能志在谋取全球影响力。想像一下这种问题：全球最大、最具创意、最有争议的建筑物在哪里？答案是在北京，在央视。这就足够为北京和央视加分了。外国人是不理解也不会介入本地争论的。就像我们并不理解巴黎罗浮宫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巨大争议，只会崇拜一样。所以，央视当然是可以挑战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不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观念改变的话，我们永远找不到反制的力量在哪里。

我在做一项有关农民工状况的调查，涉及到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分界线问题。目前用的分界年份是1980年，也就是普通所说的70后、80后这类概念。一个70年出生的，在16岁左右出来打工，也就是86年，这是第一代农民工了。一个80年出生的，大约在96年以后出来打工，就是第二代农民工了。

对于定量调查来说，清晰的标准是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要放在一个类别中。有人79年出生，又有人82年出生，谁是第一代，谁是第二代，含糊不得，否则计算机不能统计。

然而用80年做划分标准，又有什么道理呢？应该承认，其实相当武断，没有什么必然的根据。生活如流，时间似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农民工一代二代，在大数概念上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用于个体微观层面，就有点像抽刀断水，或者刻舟求剑。除非有很明确的条件，比如，某人的父母就是农民工，现在自己也是农民工，那么哪怕他/她生于70年代，也是农民工阶层中的第二代。

这个问题，是负责做调查分析的蛋蛋同学提出来的。他自己出生于1986年，家在农村。设想他在广州，但不是因为读大学，那么广义上，他也就算农民工。他有一点疑惑是，感觉8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人，跟8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人，未必存在“共享的经验”。例如，他看到一种说法，日本电视剧《血疑》连同山口百惠等等，是80后的共同记忆。他说，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记忆。而他记忆的东西，似乎更接近于90后。

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有明确的代际地位。所以，“家庭”是坚硬的、不变的参照结构，也是一个“意义生成系统”。但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一代二代，根据什么呢？仅仅根据自然年份吗？仅仅根据政治系统的变革吗？代际划分，有没有基于自身内在的理由和标准呢？

我和蛋蛋讨论中设想了一个标准，在电视世界中长大的算一代，在电脑世界中长大的，算另一代。他们对世界的感知，由此形成的童年期和少年期的文化经验，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标准，如果应用于农民工，是不是太城市，太奢侈了。

此事不大不小，也算一个困扰。谨此征求高见。一经采纳，回报是，可获得权威机构颁发的代际证明。另外汇报：粗粗看了一下统计数据，好像是有些东西可以挖掘的。不管能发现什么，总归先自我高兴一下。

有些事情真的是无法解释的。

我喜欢一家咖啡馆，时不时会去光顾一下。某天在那里吃完中饭，出来的时候车子打不着火。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又启动了，我就直接开到修车店去检查。奇怪的是去了以后车子又正常了。师傅检查了电池，电量充足，挺好的，其他的似乎也没有问题。师傅说，也犯不着大动干戈检查，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直接给我电话好了。

后来好多天也确实没有问题，结果某天我又去了那家咖啡馆，谁料出来上车一点火，又是不行。在信心崩溃之前，最后再试一把吧，又行了。这回心里有点疙瘩了，可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后来又根本不再出问题。我想，再找修车的，还是那样啊，就算了。就这样，我居然去了第三次。停车的时候我就想，事不过三吧，我还让车子怠速状态多转一会儿，把熄火、拉闸等等动作做得格外规范。然后……然后等我吃完了出来，又是那个情况，点不着火，非要反复几次才行。

这是不是有点大白天见鬼了呢？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我想起来，在王丫米的日记上看到过一个美国人的故事。一家子吃完晚饭开车出去买冰激凌，奇怪的是，凡是买香草冰激凌，回来的时候车子就没法启动。凡是买别的口味的冰激凌，车子就正常。

看来我的车子跟国际接轨，犯了美国式的毛病！而且，美国工程师还有解释。买香草冰激凌，用的时间短，车子冷却不下来，出现“蒸汽锁死”，不算故障。买别的冰激凌，用的时间长，就没有问题。

想想也是。从我家到咖啡馆，走路太远，开车却太近。大致上，比一袋烟的功夫短点，比一泡尿的功夫长点。而且我的食谱也简单，要一盘炒饭，喝一杯咖啡，看一份报纸，吸一根香烟。总之时间不长就埋单走人。

看来是要多花费一点才对。我准备做一次科学实验，去第四次。先在方圆十里之内多绕几个圈再过去停车。进去后要点牛扒大餐，从开胃头盘吃到餐后甜点。如果还点不着火，那我的车就真是有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