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些巧合真的是无法解释的。实际生活中发生的种种神奇，往往超过小说家的虚构和想象力。今天我真的相信这一点了。

 

         我的办公室的门牌编号是712。这个号码，原来在冥冥中已经预先指示了一项重要信息……

 

         当我知道这个信息时，忍不住喊了一声 “ My God！”

 

         当我回到办公室，猛然看到门牌号时，只能说，额滴神啊！

 

         早知如此，为什么不把我的办公室安排在八楼！

 

         或许我还应该庆幸？半年前我搬了办公室，原来的号码是，104。

         从星期三到星期六，连续四天有课，而且都是上午下午接着来，简直昏天黑地。今天完成了第三天的任务，已经是两眼发直，六亲不认了。不过想到把这些任务完成，这个学期也就基本结束了，竟也有一些胜利大逃亡的欣快感。

 

         大量的课程，是给即将出国的政府官员提供培训。他们希望学习怎样管理，先在中国的大学里学，然后到外国的大学里学。

 

         如果说我能讲一些东西，那么底气在于看过的一些书和理论。然而始终没有底气的是，这些理论真的可以用于中国吗？听课的官员真的会这样做吗？他们会赞扬讲课讲得好，有些是出于礼节，有些也是真心想讨论问题。但是有一种意见是主流的：如果你来当市长，你也做不到你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因为在中国做事情，逻辑是不同的。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出国学习呢？如果仅仅是他们想出国转转，我想挣点讲课费，那么这世界也够荒谬的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必须说清楚，所有基于西方文化逻辑的理论，可以用于解决中国问题吗？

 

        回来看了一篇文章，非常好玩。从中明白了一点，西方人讲契约，中国人呢？归根到底，凡事讲的是 “ 兵法 ”，叫做 “ 兵不厌诈 ”。两者简直水火不容。这么说，试图在这里灌输西方概念，基本是白费力了。呵呵，下次上课前，我干脆先介绍这篇文章得了。

 

 

 

和装修公司玩“孙子兵法”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俞悦

2006年6月23日 星期五

 

昨天的饭局，我们集体充当了一回垃圾桶，因为在座的一位先生，始终沉迷于讲述他和装修公司之间“不得不说”的惨痛经历。

其实在此前，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这位仁兄是无所不能的。美国名校法学院的博士后，前纽约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现在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了自己的律师所……他名片上的头衔，他横扫东西的经历，让我眼花缭乱，敬意顿生。

但是，就是这位西学东用的“海归”先生，却被一块抹布弄成了祥林嫂。

失灵的“契约论”

事情是这样的。该兄在北京买了处房子，千挑万选后终于确定了一家装修公司。一般情况下，在中国签装修合同，文本通常采用卖方的标准文件，不仅是装修，买房买车也都是这样。经验告诉我们，合同的内容通常是有利于合同提供者的。所以，我不能不佩服这位老兄，他竟然游说得装修公司签了一份由他自己草拟的厚达3厘米的合同。签了合同，万事大吉，如他所愿，整个装修过程，在合同的指导下，顺利进行。

这位老兄曾得意地对我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契约的问题。他身体力行，改良了中国式的落后的行为方式，内心充满了满足感。

不到半年，他的得意和满足就变成了苦涩。新房的抽水马桶有点异样，虽然并不影响使用，但终究不畅，大动干戈之后，才发现原因是一块抹布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博士后找出了当初的合同，想找装修公司理论，但那事无巨细的合同包罗万象却百密一疏，奈何就是没有关于抹布的违约条款，打官司也无门。

战无不胜的“中国式兵法”

我家装修时，我也犯过愁，合同只有薄薄3页，为此我还遭到了美国博士后的讥讽。开工时，为解我燃眉之急，我亲爱的二姐披挂上阵。二姐没念过法律，但是她懂国情，懂得中国传统的行事之道，她懂得在中国办事情，既得软又得硬，一手软一手硬的道理，怀柔和残暴并举，法律和人情兼施。二姐每天去工地上班，她像一个古代勤勉的帝王，治装修如小烹。她用中国传统战略指挥着施工现场，对工长严厉苛责，对小工极尽怀柔；分化瓦解，口蜜腹剑，借刀杀人，釜底抽薪，唬得工长唯唯诺诺，哄着小工把活儿干得滴水不漏，收到了真正的效果。我冷眼瞧着，工人们对二姐且敬且怕，仿佛慈禧的臣子，在老佛爷面前半点不敢有弄鬼儿的心。我从半信半疑到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二姐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

西方契约论信奉者所不能的，没念过法律的二姐却行之有效地做到了。为什么？我发现，在信和不信的问题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可西方人却相信契约；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但中国人却不相信约定。所以，其实中国人是比西方人更坚定的人性恶的信奉者。

兵行鬼道，中国人不讲契约，从来只谈兵法。西方的契约精神，建立在一个“他人是可信的”前提上；而兵法认为，他人是可疑的。西方商人都讲究契约，中国商人讲的，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讲的是36计和孙子兵法。

当兵法与契约并行

当然，现代青年所受的教育，是庄严的契约精神，而生活的哲学，则是一种兵法。满肚子洋墨水的海归，在中国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迷信契约而不注重中国的实际。我从二姐那得到的经验是，业主要获得真正的装修成功，必须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中国古代的帝王，一个草莽英雄，或者是奸雄曹操。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我承认二姐的办法是有效的，但我同样知道二姐的办法是多么辛苦。所以，我仍然盼望着有朝一日，中国人可以讲求诚信，尊重约定。那样的话，我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花在更加有趣的事情上面了。

话说回来，生活绝不仅有装修一件事。就拿我现在来说吧，在二姐的启发下，我最近也在通读兵书，以对付来自物业方面的不测。这两天，物业在我家楼上安装了一个信号发射塔，有人说这玩意有辐射，对人体非常有害。我愁眉不展，我无计可施，急敲老公的书房门。

谁知老公搬出《资治通鉴》，微笑着说：“让老夫从中寻找妙计吧！”看来他和美国回来的博士后正好相反，对“契约论”早就死了心。

 

         吉恩 · 德里泽和阿玛蒂亚 · 森（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去年写了一本书，从印度的视角谈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习什么，其中对中国的某些发展成就颇多好评。不过有一个地方谈到饥荒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们从比较研究中归纳出三个认识：

 

          1. 民主国家中未发生过真实的饥荒；

          2. 印度的民主制度绝对地、肯定地更适合于预防饥荒；

          3. 1958－61年的中国饥荒证明，引发饥荒的种种因素，最终与民主的缺失有关。

 

         以前伟人曾有一个经典句式：“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 ”。照此句式可以说，阿玛蒂亚 · 森的 “ 穷人经济学 ”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不民主，则饥荒！

 

         这个道理如果成立，就有颠覆意义。以前总是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我们应该先吃饱肚子。为此不妨专制一点，威权一点。等到发展起来了，才有条件搞民主。我个人不喜欢这种观点，但是我反驳不了它。这是因为，我虽然可以坚守一种价值观念的立场，宣称民主是 “ 好 ” 的，是 “ 应该 ” 的。但却缺少一种 “ 知识 ” 去实实在在地证明，你看你看，如果不民主，你就发展不起来。

 

        德里泽和森的研究结论如果是对的，那就填补了知识上的空白。它证明，民主就是当饭吃的。退一步说，即便民主不能使人吃得更好，至少是可以防止吃不上饭而饿死。反过来也证明，威权体制作为一种发展路径是不可靠的，因为它缺少预防饥荒的内在机制。

 

        要验证或反驳这个结论，就要（1）研究中国的饥荒；（2）研究印度的饥荒；（3）研究其他国家的饥荒。

 

        不过我找了一个更简易的验证方式。今天下午我把这个观点介绍给几位博士生，并且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演绎和推论，结果引起了激烈辩论。特别是 T 博和他的霞姐姐，针尖对麦芒，唇枪舌剑直辩得天昏地暗。我坚决打住说，时辰不早，到此为止。这时候 T 博的霞姐姐说，最后一次课上完了，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我高兴得直鼓掌 —— 这正是我想要的。虽然我还没有证明阿玛蒂亚 · 森是正确的，就是不民主一定饿肚子。但是已经明确证明了，只要辩论足够民主，就会有人请吃饭啦！

        昨天带着 T 博和 H 硕士，一大早赶去芳村，参加一个 “ 渔业资源增值 ” 活动，说白了就是 “ 放生 ”，把各种鱼儿放到珠江里，让它们回归自然。

 

         T 博是骨灰级的球迷，天天晚上看世界杯小组赛三场不拉，从9点一直到凌晨5点。有鉴于此我下达死命令，必须早上7：30在东门等我，否则，提头来见！T 博因此精神崩溃，只好放弃了看球。已经回家的 H , 也要从城市的另一头赶回来。我自己也是著名的夜猫子，每次早起，都是痛苦挣扎。

 

        可是我们早早赶到以后，发现其实不值。第一可以不来这么早。第二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场面沉闷，比法国队那场千夫所指的闷战还要闷。两位弟子意兴阑珊，说，怎么就是来看领导做秀啊？

 

       确实是这样。在芳村酒吧一条街的靠江一边安排了一个会场和主席台。领导们就座，拍照，讲话，行礼如仪。然后移步到江面上的一个平台，将事先准备好的鱼倒入珠江。记者围着拍照，警察周边把守。一切都很好，不好的只有一点，就是不亲民，缺乏市民的参与。会场上的观众席有三个方块。一边坐了来参加活动的少先队的鼓乐手，另一边坐着一些执勤的警察，中间呢，大约是主办机构的机关干部来凑场面的。外围还有一些看热闹的老头老太。总之是稀稀拉拉，观者寥寥。领导，记者，警察，就是现场的主体。整个是自娱自乐啊。

 

       “ 放生 ” 本是民间传统，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主题，使它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小庆典。我近距离地看着市长，端起相机。一边取镜头一边想，你何苦孤零零地在这里 “ 重视 ” 什么，“ 提倡 ”什么。你可以将活动日期改在周末，你可以广邀市民一齐参与。你可以要求警察和工作人员去扶老携幼，为市民的参与提供服务。你最好是和普通市民一起动手将鱼儿放生，一起做一点更有意思的 “ 秀 ”，比如一起向着我们的母亲河挥挥手，比如和本地歌手一起唱本地民歌：“ 落雨大，水浸街 ”，又比如一起向鱼群送出万千飞吻，祝好鱼一生平安…………

 

        如果是这样，广州将多么可亲而有趣，这里的官民关系，人鱼关系，将多么和谐。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可以大声朗诵海子的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可是你有万千权力，都没有这样做。想不明白的是，不会做，不愿做，还是不能做？只要有市民的参与，事情就会活生生。可是为什么一定要领导重视以后把它组织成干巴巴？以前我总是看不懂，批判理论家们为什么老讲现代社会成了 “ 符号社会 ”。现在忽然明白，把活生生的生活内容抽走了，岂不就剩下只是 “ 符号 ”？ 一群领导将一群鱼儿有组织地放生，经由媒体放大后成为一个符合某种需要的 “符号”，这就够了。没有人操心更多。

 

       当然，现场的确是把鱼放下去了，这仍然是实质性的内容。问题在于，“ 放生 ” 意味着生命平等，从而意味着人类谦卑地对待自然和生命，同时也谦卑地互相对待。如果看不到谦卑，只看到等级和隔膜，事情的意义就失去了大半。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也要被 “ 组织 ” 成为一种领导姿态，这就叫做 “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了。

 

      有一位僧人带着弟子参加了活动。不过在介绍领导和嘉宾是好像没有提到他们，也见不到他们有什么广施佛法、普渡众生的特别举动。只是，一身僧袍的他们手里还提着花花绿绿的塑料袋，上面有广告词，好像是什么“ 天天洗衣 ” 之类。有点不伦不类，让人忍俊不禁。呵呵，相信我佛慈悲，不会计较我们在一旁发出讪笑吧。

 

      

        

       

         今天送小孩去考场，回来后决心让自己彻底休闲，实行三不主义：不接电话，不动心思，不做事情。但是看了几篇写高考的网文，还是心里又痒痒的了。

 

         邓小平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我就赶上了那一年，属于传说中的 “ 77级 ” 。用 S 先生的口头禅来说，是很应该 “ 写点什么 ”。但是我很惭愧地发现，那年的高考虽然注定了史上留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注定了是里程碑式的，但是自己头脑中关于高考的记忆，却是支离破碎的。尤其是考什么，怎么考的，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最清楚的记忆是第一天上午考语文，考场上密密麻麻挤了不知多少考生。而我正在稿纸上狂写之际，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当时可能真的太过于全神贯注了，印象中那铃声就像在头顶上响起炸雷，惊得我非同小可，绝对可以形容为，魂飞魄散。可能这个印象太过强烈，以致后面几科是怎么考出来的，变得全无印象。

 

        一段时间以后，有朋友告诉我，电台里播出一些高考中写得好的文章，听到了有我的一篇。那个时候，连收音机都是希罕物，我是没有听到，也从未查证过是不是真有那么回事。至今我也想不起来，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什么，而我到底写了些什么，也一句话都想不起。但是我当然很希望真有其事，那就算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啦！

 

       最终的考试总成绩并不算高，是多少也不记得了，但终究是录取了。记得的是，通知收到以后，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满心高兴。在邻居面前，似乎多一份自豪。

 

       那时候学校里一个系就是一个班，我所在的班，刚好是108人，绝对的大班。据说起先没有录取那么多人，后来还是尽量扩大范围，多招了一些。照这个说法一算我的成绩，大约在边缘的位置上。就是说，要么我就是头一批录取进来的，但是已经很垫底了。要么我就是被 “ 扩招 ” 进来的。现在这些对于我反正无所谓了，我倒很愿意自己是后一种情况。于是我就不仅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进来的大学生，还是第一次 “ 扩招 ” 的学生了。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点，我倒是永远不忘。在考试之前大家狂复习高中知识，我和几位哥们熬夜。看到陈胜吴广那一段历史时，我们用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互相击掌为盟：“ 苟富贵，毋相忘！”据说现在的学生在考试复习诀窍方面是互相保密、互放烟幕弹的。而我们那时候，还真是彼此坦诚，真心相待的。大家都感觉到，命运要改变了。还隐隐感觉到，未来的人生，可能变化更大。

 

      今天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 “ 富贵 ” 了。当年和我谈论陈胜吴广于夜半无人私语时，并且和我庄严击掌的一位哥们，没有考上大学。次年再考，还是没有考上。后来他去了澳大利亚，在堪培拉的一家公立医院里谋一份普通差事。多年杳无音信之后忽然回来探亲，居然还自己找到了我的办公室。说起当年的那些事，多少感慨，多少唏嘘，不在话下了。然后谈起他的生活，他的毫不富贵的生活，不知怎地，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他说他下班后或周末，一个人划着小艇在河湾里 “ 休闲 ”，太阳西下，水天一色，波光云影中物我两忘。他说你在这里无法体会到那种和谐，那种静谧，那种于无声处听水鸟扑簌扑簌地飞……

 

       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的后花园中抓住一条窜进来的大蛇，正准备将它弄死。他的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女儿哇哇大叫不准爸爸动手。他跟女儿解释了大半个钟头，说这是毒蛇，放过它，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出来，可能会伤害我们或者邻居。可是女儿伤心哭泣，认死一个道理，说，学校里老师教过的，不能伤害动物的生命。她反复地说，那是生命。你可以不喜欢它，但它是生命。我的这位老同学叹一口气，设法找了东西把蛇装进去，开车十几公里到山边，把蛇放掉。回来后还要向小女儿认真汇报呢。

 

       我也只能叹一口气。我们富贵不富贵，还有意义吗？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谁的更是生活？我们的学校，谁的更是学校？我们的孩子，谁的更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