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下午14：28时，向汶川地震死难者致哀的号笛全城鸣响，为时3分钟。在这三分钟里，你是否想过什么呢？

         我那时在家里的阳台上，我看到，曾经传递过奥运火炬的马路上，依然有很多车辆在行驶。我的第一想法是，比起1976年毛泽东逝世而举国哀悼的那个时候，今天整个社会已经享有了极大的自由。自由的人当然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和表达方式。不过我依然止不住地希望，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停下来。停下来吧，只要3分钟。

         为什么呢？因为地震使很多人丧生，他们很悲惨，我们理应给与同情和哀悼吗？当然是的，但不仅仅是。

         我觉得，真正的悲剧是，很多人突然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让我们在3分钟时间里，“选择”停下来不做任何选择，和废墟下所有的死者生者以及生不如死者一起“想”：一旦不可能再有任何选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景象。

        我会因此更珍惜自由和选择。面对如此多的风险，我曾开玩笑说（请原谅我），从明天起，我要及时行乐！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要自由和选择。不要给我承诺将来，我现在就要。

        前一篇博客里，两位朋友留言都问一个问题：凭什么别人可以替小李月做选择——她是被强行截肢才救出来的。XH 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得更直接，如果本人宁愿死，不愿意截肢，为什么没有类似安乐死的方法来解决。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问题是冒犯性的，我要一再请求原谅。我只是认为，灾难给我们提出了真正严肃的有关生命伦理的难题。

        3分钟时间里我想不清楚。但是现在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想法在逐渐清晰中。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得不强行代人做出选择，我们要由此背负责任：我们有责任为这样的获救者，提供有自由和有选择的生活。

         当我关心地震新闻并感到同此悲痛时，我就是在场者。既然我赞同要救李月，那么从明天起，我要做这样的人，尊重和帮助肢残者以及其他类型的残疾人（再次请求原谅，我不敢确定这样的称谓是否“政治正确”）。批评和反对一切歧视他们的制度、设施、行为和观念，督促政府与各界为他们提供资源和更友好的环境。希望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如果这一切成为文明，成为普通人都相信并可以依赖的日常生活条件，那么，万一再出现李月式的困境，她/他应该更容易一点做出选择。帮助每一个人扩展生命中的选择，也是救灾。

         四川地震中，最让人难过的是成百上千的学生突然被压在跨塌的教学楼里，再也不回来。只有少数学生得以幸运获救，但是对这些获救者来说，“幸运”二字可能意味着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沉重。

        四川北川县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名叫李月。地震后被埋在废墟里，左腿被巨大的水泥板死死压住。救援人员缺乏工具，搬不开水泥板，束手无策。李月对陪在身边的叔叔哀求说，“别锯我的腿，我宁愿自杀！”

        但是不把李月救出来，在她下面还有4名学生，也救不出来。当地每天发生十几次余震，随时可能发生更多的伤亡。李月的母亲痛哭不已，同意了医生的决定。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手术，锯开了李月的左腿。

       被压在废墟里整整69个小时之后，李月获救。清醒过来，看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左腿时，她却没有哭。

        我看了无数的救灾故事，只有这个小姑娘不哭的新闻，使我无法抑止地流下难过的泪。祝愿小李月更坚强，希望有更多的人帮助她，漫漫人生路，和大家一起走。

         昨天中午发生地震，最初知道是几十人伤亡的规模。到今天早上，报出的死亡人数已经是9千多人。瞬间发生的灾害，极为惨烈的后果，表现为直线上升的数字，撞入眼帘。如此之快，超过了普通人对时间的感知尺度。任何判断，瞬间过时；任何悲痛，立刻就变得不够悲痛。

        许多人是在高楼上感到地震的，并报告了一个共同体验：最初都以为是自己头晕。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明白过来，是大地在摇晃。

        1976年发生唐山地震时，全中国也没有几幢高楼，但是现在很多了。地震局即便不能预报地震，恐怕也要赶快研究，强震之下，高楼人群的合理自救问题。

        来自灾区的报告，最让人痛心的，是教学楼倒塌，成群学生遇难。有一张照片是某中学成排的学生尸体，很可怕。我猜想，小地方的学校建筑，介于旧建筑和新建筑之间。那些破旧的低矮平房，就算塌了，伤亡后果小，抢救难度也小。比较新的大建筑相对坚固，短时间内或许不至于都塌了。相比之下，教学楼可能建筑标准不够高，一震就塌了。又是白天上课时间，人群高度密集，因此后果严重。

         教学楼里因为学生密集而发生伤亡事故，不是一天两天，一桩两桩了。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恐怕需要重新再做全盘考虑。

        这次地震，媒体和政府的第一反应速度都很快，连国外的评论都立刻注意到这一点了。而尤其成为特点的，是网络的巨大作用再次凸显。

       可以这样说，从03年非典，北京的那位军医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电子邮件披露内情开始，到今年初的南方雪灾，到西藏风波，再到这次地震，网络媒体，包括网站和大量的个人媒体，已经在信息披露方面绝对地、毫无疑义地确立了主流地位。也许连“主流”一词都还不足以形容，不妨说是“霸主”地位了。

        促成这种深刻变革的社会原因和技术原因非常多，难于列举。我想强调一个原因：地震是死亡威胁，人人需要信息，而且要快，而且要非常快。

       再做一个简单对比：南方冻灾，就直接形态来看，是一种“等级制灾害”，它特别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工。所以，官员们可以先开完两会，先搞定自己的位置，先稳定，先下令“不要炒作”，先等我协调，然后再说。

        地震不同，尤其是这次波及全国的强烈地震，是一种“具有民主形态的风险”，意思是，平等地对所有人发出死亡威胁令。不论地位、收入、教育程度有何差异，凡心理脆弱的人，昨天晚上，可能是惴惴不安睡不着的一个晚上了。

        仅仅是遥远地方的乡下人死亡，不一定会改变什么。但是，当北京、上海的白领们从高楼大厦里面被“震”到马路上时，改变是一定发生的。因为他们不仅生活在高楼里，而且生活在网络中。网络为王，从此确立。

        北京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题为“一个日本人看胡锦涛访日”。以下摘引两段，因为说得太好了。

        【中日关系走到何处？我的观点很清楚，只要领导人能够通过频繁的往来为两国社会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民间多层次地进行交流、合作，中日关系至少不会往错误的方向发展。中日关系必须由“官民一体、良性互动”来支撑，推动。不过，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现实，即中日关系仍然面临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东海油田、历史认识、经贸、国民感情鸿沟、综合国力对比及地区主导权等问题把两国关系复杂化，长期化，结构化。】

         【这几天，我每天紧密关注中国国内电视台反复播出的有关“迎春之旅”的特别节目。坦率地说，有些过了。出于政治目的，向民众“灌输”中日友好是有风险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清一色报道”是非理性的。健康、可持续的舆论总需要开放的空间与不同的声音。比如，胡主席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大约有几百个人集聚在大学门口，其中有部分人拿着西藏“国旗”大声呼喊“Free Tibet！”。在日本有很多对此次胡主席访日抱着不满态度的人群。这都是事实。但中国的媒体对这些事实不做出任何的报道。难道那些人对中日关系不产生任何影响吗？不，他们恰恰是使得中日关系更加复杂化的“重要”群体。那么，媒体应该毫不犹豫地采访他们，把它们的想法与不满传播给中国的民众。这样不才是沟通吗？不才是面向中日和谐相处的未来吗？】

          中国媒体把自己的政治意愿直接当作现实，向民众“硬销”，其实与CNN的“照片剪裁”是一丘之貉。唯一区别在于，人家是私营机构干的，我们是国营机构带头干这种勾当，还乐此不疲。

          写文章的这位日本留学生对中国有认识，而且致力于两国友好。他想推动的，就是民间沟通，改变态度。要做到这一点，自由而开放的媒体实在太重要了。

          北京主办奥运，费多大劲呢？真是大鼻子他爸爸——老鼻子了。但愿费了老鼻子劲，收获的不仅仅是金牌，不仅仅是传火炬的快感。应该收获更实在一点的东西。首先要的就是新闻自由、信息公开、社会多元化。                

           7号在广州，就在自家阳台上看到了传说中的火炬，算是亲眼目睹过现场。我这房子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年怎么会如此眼光独到啊，看来都是祖国培养得好。正在自豪着，就听到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原来是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阳台上方盘旋，螺旋桨刮起的气旋都打到脸上了，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机身上的字：广州公安。

          8号出发去惠州，不早不晚就赶上大日子，火炬传递9号到惠州。这里的口号是“倾城迎圣火”，意思就是，我这时候去，纯属添乱。但是我也有不得不去的合法理由啊。总之就是太凑巧了，这几天，我的行程等于是一路跟着圣火走。

          这也就成为我们一路上解闷的话题。此行很愉快，很有收获。尤其是我们一行中还有很特别的客人，更显得好玩。不过具体细节，留待合适的时候再慢慢说吧。

          特别想要说的是，感谢蔡科与闫秘伉俪，自己忙得团团转，还为我们安排，而且天衣无缝。无以为谢，就以此文为谢。此外，我能够想出来的最浪漫的感谢就是，下次再去烦你们，还要多带二个人，多呆三五天。

          最大的教训是，在手机上装个导航软件是绝对有必要的了。那天是小蔡给我们带路去大亚湾。他在前面开车，我一直跟着他的车，对于具体的路就没有感觉。小蔡把我们带到地方，找到人，安顿好，自己就回了。第二天要从大亚湾回惠州，当地接待的人对我说，前面红绿灯往左拐，一直走，就到惠州了。

           于是左拐，一直走，可是走着走着，竟然变成深圳方向了。掉转车头搞对方向，却又开到惠阳去了。找了个开摩托车的，带出了惠阳县城，又问了收费站，很确定地说，一直走！可是一直走下去，却是断头路。拐下小路，越过村庄，坑坑洼洼地，所幸方向还对，终于在迟到一个钟头后，回到惠州。

          在惠州谈完了事情，与此同时，城里的火炬传递也结束了。但是道路刚刚解除封锁，非常拥堵。小闫上我的车带路，她说，前面的红绿灯，往左拐……

          我哈哈大笑说，然后一直走，就到广州了？全车都笑开了。不过这回是对的，除了城里道路太拥挤之外，一路顺风，到广州了。           

         柏杨老先生去世了。读到这条消息时，心头微微一震。毕竟是当年的、曾经的偶像啊！

         上个世纪80年代，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传入大陆，风靡了一代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直斥中国文化为“酱缸文化”。他专挑国人毛病，既骂暴君，也骂暴民。他敢言敢怒，每一句话都像是跟“中国人的劣根性”拼刺刀，非得刀刀见血。其言论之尖刻辛辣和汪洋恣肆，以及他因言获罪坐了10年大牢，个人命运颠沛流离等等，全都对当时一代人产生重大影响。

         20年来世事如棋，变化太快，柏杨其实已经被淡忘了。有趣的是，当着国人正为各种批评而集体狂怒时，柏杨却偏偏在这个时候静静辞世。由此提醒，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厉害的一位在这里呢！我都怀疑，他老人家不会是豁出生命，最后捉弄我们一次吧。

         柏杨其人其书，是台湾文化的地标之一。我还认为，它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地标之一。不过这样一来，爱国是否也应该爱柏杨、爱柏杨之骂呢？

          重新浏览柏杨的一些经典之骂，我能感觉到，学理上是有可争议之处（我有进步啦）。但是我依然感觉到心中有激情涌动，他的文字有强大的力量。而一个意外的发现是，柏杨的真名叫做郭衣洞。呵呵，搞了半天，原来是本家，还有这么好玩的名字。

          今天校园里举行校友聚会，主题是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我的感想是，我们都是凡人，刚好赶上而已。真正应该感谢而铭记不忘的，是那些触动心灵、开启眼界的思想，其中包括柏杨的书。我们至今仍然缺思想，缺文化，心中有愧啊！

           尊重柏杨，对于我来说，首先是尊重自己曾经的心路历程。同时，是尊重彼岸的实践历程。那是怎样的一种历程，能使柏杨这样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成就为特立独行的民主斗士呢？尊重柏杨，就是愿由此岸出发，及至彼岸。

           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谨以此文，代替三柱高香，遥祭柏杨先生：一位真正不简单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