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的学术午餐会，演讲者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我慕名去听。阿刚说得对，让人惊讶的一点是，费约翰是澳大利亚的学者。一个美国的基金会，首席代表不是美国人，而是外国人，这是什么精神？呵呵，这大概就是非政府精神吧。事实上，费约翰的演讲主题就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他所代表的福特基金，本身也是非政府组织。

按照费先生的观点，中国的社会结构有深厚的NGO传统。换言之，NGO不是舶来品，而是国粹，或曰国宝。我立刻联想到，其实“兽首”才是舶来品。而费先生敢做此断言，盖因他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有大部头著作。像这种中国专家，通常比我们中国人知道自己的事情还要多，起码是多一种不同的角度。这也是很让人惊讶的。

一次讲座，两次“受惊”，很可以了。但还不仅如此，more than讲座的是，费先生还送了一本自己的著作《唤醒中国》。这本书写于1996年，2003年翻译成中文，三联书店出版。我也不客气，从阿刚手里要过这本书，先看看再说。

500多页的大部头，一时半会看不完，不过我已看清楚了他的主要意思，应该说是很棒的观察角度。“唤醒中国”中的“唤醒”（Awakening）是关键词。简单归纳，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百年中国史是一部唤醒史。从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开始，中国的士人精英们逐渐接受了“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他们相信，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不够进步，迫切的任务是要唤醒民众。

其次，唤醒需要一种清晰明确的集体认同或者集体身份为前提。精英们从不同角度大量写作，由文学写作而政治写作，终于“书写”出了一种在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于是，当一个人昏睡百年，苏醒过来，仰望星空时，他会找到自己的心中北斗：我属于中国，我是中国人。

再次，唤醒工作还需要讲述一个故事。所谓“故事”，意思是一种简单明了的，有普遍解释效力的因果关系模式。对于唤醒来说，效果最好的是“沉沦故事”。它的基本情节框架是：以前曾经辉煌，后来坏事了，竟然沉沦至今。赶快觉醒，赶快行动，还能进步，还有救。否则，必将堕入深渊，万劫不复。

最后，需要唤醒，也就预设了：（1）总是有先觉醒的人，他们是“先锋队”或“积极分子”；（2）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才能唤醒落后的民众，这样的宣传，同时就是训导和教育。

一个重要的补充是，费约翰这本《唤醒中国》，在历史文献挖掘方面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国民党宣传部早期历史的研究。研究表明，设立宣传部是一大发明。在国共分裂之前，青年毛泽东接受汪精卫的任命，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一职约8个月时间，那一段，是宣传部的工作业绩最辉煌的时期。这段历史，过去甚少为人关注。费约翰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开始显露他在“一个政党，一种声音”方面具备大师级的才能。

讲述一个“沉沦故事”而唤醒大众，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启发。中国的每一次“危急关头”，都靠这种“沉沦故事”而推动转折。比如，文革的发动就是“沉沦故事”：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党夺权！又比如，改革的发动也是“沉沦故事”：四人帮祸国殃民，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由此推论，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原来的沉沦故事都失效了，但是新的故事还没有编出来。最大的希望在于，有无数的人尝试各种新的方式，讲述新的故事。

有一个议题，已经产生了最动人、最震撼的“沉沦故事”新版本。不要思考，马上回答，能猜出是哪个领域哪个议题吗？答案是：环境议题。因此它最有希望，拉动新的认同和新的行动。

发起“地球一小时”活动的“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在自己的网站中用两段话总结了这个活动。文字足够简练，又足够大气，兹翻译如下：

【（标题）在那黑暗中，我们的领导人看见了光亮吗？

在各当地时间晚8：30时，88个国家约4000个市镇熄灭灯光一小时，以此方式，他们清晰呈现了自己对于气候变化的持续关注。

这就是地球一小时。这个大型的、全球的、象征性的行动向各国领导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气候变化很重要。其重要非同寻常。我们在关注。而他们（领导人）在未来8个月中必须采取行动……】

我欣赏“地球一小时”的活动理念和设计。但是忽然之间，我发现了一点什么，不禁哑然失笑，随后有一种讽刺性的荒谬感油然而生。

按照上面的总结，地球一小时是公民们行动起来，呼吁领导关注气候变化，呼吁政策改变。

而我的发现是，很少有中国人会按照这个逻辑来想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假思索地，会形成相反的理解：搞这种活动，就是呼吁公众关注环境，提高环保意识。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颠倒。地球一小时活动的本意是，以公民自己的积极行动，刺激领导的行动。好比那幅著名的漫画：网民把自己的衣服脱了，逼着领导说，该你脱了。但是许多中国人对地球一小时的理解刚好相反，以为来了何方神圣，要逼老百姓脱衣服。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很多。在中国，人们最烦的事情就是“被呼吁”。一旦认定你在呼吁，反应一定是：为什么当官的不熄灯，偏偏要折腾我们老百姓熄灯？呵呵，整个满拧。

从祖先的无比丰富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理解“官逼民反”。但是却无法理解，好好的普通人，怎么可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策划一种行动，并要求政府响应这种行动，甚至带领政府行动。因为这样的逻辑与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经验范围与理解范围。较温顺善良的会想，这么大的行动，肯定是政府同意的吧，搞对抗可不好。较为另类的则会想，既然不是政府发起的，那么一定是美国人搞出来的阴谋吧，当炮灰可不好。

WWF关于地球一小时活动的总结中，将北京的鸟巢熄灯的照片摆在主页，非常漂亮。我有点好奇，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活动的基本宗旨与逻辑，在中国实际上被扭转了，扭成大麻花。

我把这次行动看作是绝佳案例。西方的公民行动的理论和实践，传到中国后，会引起中国公民的认知困惑，会引发误读与文化冲撞。

清明时节竟然无雨，我在无雨的清明节，一口气读完了寓真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81页的篇幅不算太长，但是其中的内容像石头一样沉重。作者直接以档案材料还原了从19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聂绀弩所承受的残酷迫害，读了之后，精神很累，心会痛。

昨天晚上的饭桌上，老爹再三要求我读此文，并将复印件亲手交给我。我给老爹送酒，年份也就是5年吧。老爹回我以历史，50年酿的。所以我一定要读。

比我年轻几岁的，已经不知道聂绀弩，更年轻的，就不用说了。我自己，此前也是仅知皮毛。读完《聂绀弩刑事档案》后我想，这样的历史是绝不应该忘记的。

聂绀弩与鲁迅大致同辈，是“左联”的文化人。这样的人在“新中国”的命运轨迹，倒也是耳熟能详，成为模式了：打成右派，送北大荒劳改，无休无止的批判和改造，然后进监狱。聂绀弩的一个特殊之处是案情严重，他以“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获“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

但若仅是这样，无非再多一桩“文革悲惨”而已。聂绀弩的故事，要点不在多么悲惨，而在悲惨之外。翻开“聂绀弩档案”，让人五雷轰顶的竟然是——

被抓进监狱之前，长达几年的时间中，聂绀弩的日常谈话、饭桌闲聊，以及写给朋友的诗作，被一一记下，送进“专政机关”的档案中。须知，聂绀弩是右派，旁人避之惟恐不及，日常能交往谈话的，只是右派、文人圈中的少数人。

朋友告密！朋友出卖！

无声的档案说明一切：右派出卖右派，名人出卖名人；日常相约一餐饭，已经是有意设局。档案中有邀功请赏的文字，便是明证。而冠冕堂皇的国家机器，冷冷地操纵着人世间最无耻的局。

聂绀弩坐牢10年后奇迹般出狱，活着看到改革开放。那时人人揭批四人帮，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卖友求荣有过哪怕一句话的忏悔。不过，却发生了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当年也是“圈中人”的一位，一个人在房间里突然中风倒地猝死，死的时候正在读聂绀弩的诗集。

无论这一切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真正难以置信的是聂绀弩本人的态度，或叫“聂绀弩姿态”。他被抓的时候，坦然承认了指控他的罪行，毫不躲闪，光明磊落。坐牢期间，他读遍了一切能读的书。出狱并彻底平反以后，他以同样的热情对待所有朋友。按理说，当年的私人聊天被作为证据一条一条指控，还能不明白吗？但是他真的什么也没有说，也完全不参与对什么四人帮的批判，只是埋头创作了大量的诗作，并完成了一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终于在去世之前，达到了他作为“文化人”的创作巅峰。

如果没有记错，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聂绀弩曾经将庄子的千古名句“哀莫大于心死”加了一个字，改成“哀莫大于心不死”。不仅用字的技巧无可比拟，而且整个翻出新意境，非常切合他的悲剧人生，一种更深刻的悲剧。

是什么追求让他“心不死”呢？无论如何，出狱后的聂绀弩在人品上达到的极致，在中国人的人性地平线上，展开了一抹亮光。凭此也许应该相信，除了狗咬狗一嘴毛之外，过去的那一段历史，还是有指向人性与文化的坐标，并且有伟大的先行者。

伦敦G-20峰会期间，抗议活动颇有规模。3月28日有3.5万人参加游行，其中最积极的组织包括地球之友、以人为先（Put the People First）等。4月1日，几千人兵分四路，象征气候、工作、正义、贫困（不知有没有记错）四大主题，绕城而行。抗议行动终于还是出现了暴力，有人死亡，有人被捕，银行被砸，伦敦金融城“被搅成一锅粥”。

最富喜剧色彩的是，两位年青的编辑自己搞了一份山寨版的《金融时报》，既有网络版，也有印刷版。头版消息是欢庆“权利平等日”，指的是人人获得一项新的权利，即有平等的碳排放权利；以及中国正在资助核武器公司等等。乍看之下，真是鱼目混珠。据说暴露秘密的是出版日期：2020年4月1日。

真正的《金融时报》并没有因此不开心，相反，他们自己干得更猛。G-20还没有开，它已经透露了会议公报的草案内容。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都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现在来看，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避税天堂”问题，的确是重要议题。

我越来越有兴趣看这类新闻，并觉得很好玩。然而，除了好玩之外，我还觉得，认识这种全球公民运动，对于我们有思想解放的作用。

举例来说，我们自动认为，G-20是国家首脑商谈世界大事。这看法本身没有错，错在仅仅有这种看法。参加伦敦游行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看法是，哪里开峰会，哪里就是公共表达的场所。趁着首脑都在，媒体都在，赶紧表达：要工作的，要环保的，要和平的，要正义的，要独立的，要救济的，要同性恋的，要银行家的命的……人人都认为自己的要求天然合理，不要求白不要求，最起码也要喊一嗓子啊！

从技术层面上说，这是“搭便车”：利用媒体云集的机会自己来抢眼球。但是进一步，还有更深刻的知识论的层面。你以为20国首脑人模狗样的，他们真的拥有知识，知道怎么走出危机吗？他们不知道。在不知道面前，人人平等。而危机破坏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地球。在这一切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你可以而且应该讨论，但我不仅仅是来看你讨论的，我也有权利参加讨论。

因此，峰会也好，WTO也好，以及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也好，必有“广大群众”（应该承认其中成分很复杂）如影随形啸聚而来。也因此，会议自有会议的议题，例如G-20讨论监管避税天堂；公民团体则必须有衍生的或者对抗的议题，例如全球气候议题。要把这两个方面合成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图景。

以我的了解，中国没有什么人在玩这种游戏。比如说，没见到有谁包机去伦敦，对着当今世界上最Powerful的20个人，当街喊冤，跨洋上访。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客观约束，制度啊、经济条件啊、爸爸妈妈老婆孩子啊什么的不允许。第二个是主观约束，叫做家丑不外扬。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无法想象，个人可以超越国家或者政府的范围，直接在全球大尺度上参与集体行动。

由此思考，会有三个问题。

1. 全球化是否给普通人带来了在全球大尺度上直接行动的机会与便利？如果是，

2. 它是否也给中国普通人带来了同样的机会和便利？如果是，

3. 我们即便还不能马上破除客观约束，能不能先破除自己头脑中的主观约束？

答案在伦敦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