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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新战线:我们的队伍向自由
西藏问题之复杂,远远超出想象,因为它有三条战线纠缠在一起。第一条是政府与“流亡政府”之间的斗争;第二条是汉藏之间的民族矛盾;第三条是中国读者与西方媒体之间的冲突。 第三条战线是全新的现象。撇开中国人的身份先不说,纯粹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颇有一些激动。因为新战线的出现,证明了我一直以来的观察角度和理论预设是对的。这就是,全球化和网络改变中国。 改变不是指那些可见的物质性的利益,而是指,重新塑造一个“过程”,以及其中的规则。概括地说是四个方面。第一,网络平台使新的“行动者”出场,效果相当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或者闯王竖起招兵旗。我管它叫“新军集结”。具体的有代表性的例子是,YouTube上出现揭露西方媒体报道做假的视频,制作者是一位加拿大华人青年。上传之后几个钟头,点击率和支持邮件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裂岸,超过想象中的100倍。而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反CNN网”:anti-cnn.com,也是应者云集。 新军集结是最基础性的变化,它解决的问题是,“谁打”?这点一确定,后面必然引出来三点,分别是,第二,“打谁”?第三,“为什么打”?第四:“打得赢吗”? 这不是网络游戏,这是网络战争。说新技术和网络平台改变中国,就是说,它带来了新力量,新目标,新价值,新前景。 第三条战线的开辟,要求所有人重新站队。有一篇文章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中国民众中,不仅有怀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所谓‘愤青’,也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所谓‘小资’,甚至包括许多从年轻时代就一直‘收听敌台’的西化知识分子。” 我就是年轻时代“收听敌台”的人。纯粹从个人角度说,西藏问题对于我远在天边。迫在眉睫的是,我属于“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中国民众”吗?老实承认,这个问题带给我价值观念上的痛苦和惶惑,带来“身份认同”上的巨大迷惘。因为,我确实对于西方媒体一直怀有好感,甚至是敬重和景仰。 我真的还想不清楚,世界太快了。我也不想拿高深理论绕晕别人,掩盖自己内心的价值混乱。迄今为止,我感觉明确的是两点,我希望以此作为站队的依据。 第一,我参加网络起义,支持对西方媒体的新闻造假做斗争。虚假为因,永不能结出真诚之果。我还有一个战斗方案如下:全球通缉造假的记者编辑,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向我党中纪委报道说清楚自己的问题。然后参加中宣部主办、CCTV承办的“新闻真实”学习班直至奥运会结束,一切费用自付。落款时间是明天,4月1日愚人节。但是我要传递的信息是绝对严肃的:造假者必须受到惩罚,绝不可轻易放过了那厮。 第二,我参加网络起义,但是在“为什么打”的问题上与一些人不同。我不是为西藏问题而打,不是为奥运而打,不是为汉族而打,不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打。我为新闻自由而打,也就是为自由而打。自由为因,方能结出真诚之果。一切自由者是“我军”,一切强权、压制、居高临下以及野蛮是敌人,包括制造了“华南虎”的那些人。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各种类型的双重标准。 有人说,我愤怒,因为我血管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我说,不同意!因为这是自贬身价,总是在陈旧的国家概念和东西方框架内,把自己先看作可怜的受了欺负的人。因为这样的逻辑无法辩论,总有反过来咬自己的地方。如果有人说,中国一直在欺负我们,那该怎么回应?说从来没有欺负啊,一直在给好处帮助你们啊,那就是站在“西方从来没有欺负过中国”那一边的逻辑上了。 解套的希望是面向自由,面向网络,面向全球化。由此而崛起的新军新锐新青年新人类,为自由而战,也因自由而强。跟着自由走,挑战一切巨头包括CNN。跟着自由走,会进入新边疆,见到以前不认识的新人新事物。让我们准备一句自我介绍: 嗨!我是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自由的血。 3月30日 或许多余的感动
今天给MPA上课,按照我事先想好的,把讲的内容压缩,腾出时间来放一段视频,就是戈尔先生拍的那个“An Inconvenient Truth”(难以忽视的真相)。天气潮湿闷热,我是偷懒少讲一点,而学生爱看,就是双赢。 同时我想推销这样的观点:气候变暖是全球问题,它超出了任何单个政府的能力。这种问题,要求每一个人都直接采取个人行动。比如片子里提出这样的建议:参加议会辩论,要求他们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如果不听,就自己站出来竞选议员。呵呵,当然了,在中国能不能这样做?还是先给领导打报告看批不批吧。 同时我又抒发了这样的感想。戈尔当参议员、当副总统,也没有能够推动什么。反倒是作为个人,还真推动了一些什么。至少他感动了我,更重要的是,还感动了诺贝尔奖的评委们。 由此还有感想的感想:这次两会换届,吴仪说她退下来后什么职务也不担当,实行“裸退”。我很想说,真可惜。在中国就是没有那样的条件,不当总理不当政治局委员了,还有广阔空间可以做得更好。可见,再高风亮节,也是在官僚级别的框框里打转。这个体制啊,不仅压抑草根,而且摧残真正的精英。 美国那个社会,毛病当然也很多。但它可爱的地方在于可以让个人自由地找到自己做事情的方式。回家后看到《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介绍“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也可以证明这个道理。文章让我喜欢得不行,一定要发几句感慨才舒服。 话说这位葛教授年轻时在美国很不怎么样的大学里读书,他不爱学习,只是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做过,几乎毕不了业。好歹蒙混出来后是1961年,美国正在打越战。身无长技的他稀里糊涂当了兵,被派到台湾。无所事事一段时间后,又被送到了越南。正是在越南,他忽然醒过来了:不能就死在这个地方啊!于是又设法把自己搞回台湾。先是请了一个国民党老兵教中文,又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里学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长为整个英语世界最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后来用莫言的小说来解释他的重大转折,说是台湾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么说来,第一是怕死,第二是好色,很符合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传统理解。不能想象的是,这样一个非常严谨、造诣很高的教授,当年竟是差校差生、大兵油子,都奔三了才开始发奋。 但这才是社会强大的真正秘密吧。足够的弹性、流动性和多样性,让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上,以不同的身份角色都能把自己发挥到极致。葛浩文,一个越战出来的大兵,致力于以极为优美的英文翻译介绍中国文学。据说他对三十岁便去世的天才女作家萧红的研究和介绍,达到了钟情的程度,就像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我不由得想,我自己,以及越来越多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多少人就这样规规矩矩地幸福着或不幸着,再不会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而爆发出生命能量的奇迹呢? 但也许这样想真多余。一个很差的美国学生,也能把中文掌握到炉火纯青,可见中文多么好学,中文世界多么美妙诱人。我们已在其中,就是应该自豪至死,舒服至死。 3月23日 台湾立下里程碑马英九以220万票的优势完胜对手,胜利无可置疑。从电视上看到,马萧总部聚集了狂欢人群,人声鼎沸。而那边厢,谢长廷悲怆认败。 四年前陈水扁遭枪击,让人感到十分滑稽。这一次不同了。吴伯雄率领他的团队,面向胜利而高呼,没有一党独大,是人民最大。这话确实能让人心头一震,百感交集。 马英九说,“我们今天晚上开票的過程,全世界、亚洲,全部都在转播,大家都在关心,为什么,因为华人世界,只有台湾,能夠在民主的发展上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们的民主,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还有许多必须要排除的缺点,但是,几千年來的华人社会,只有台湾能夠在这么小的地方,却走的这么远。” 我认同!因为我的身份是华人。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意味着我认同我是华人社会中的一员。以此身份,祝福台湾! 我认同!因为我的理想是民主。不论我可能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地域或国情条件下,精神层面上我终于明白而且认同,民主是普世的价值。以此价值,祝福台湾! 华人社会要成为民主而自由的社会,这是“我们”是否具备“软力量”,能不能自立于世界乃至能不能引领未来的根本所在。因此,这是超越任何党争与统独之争的最大使命。以此使命,祝福台湾! 因此,马英九的胜利,意义不在于统一的谈判桌上,另一边换了个“好的”对手。好吗?不好吗?其实,天知道呢?在我看来,最大的意义在于,几千年的华人社会,终于有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了。 从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到连战、宋楚瑜、马英九,包括谢长廷,这一条线拉下来,就是华人社会自己的民主历程。它不是英国内战,不是法国大革命,不是费城立宪,不是《联邦党人文集》,不是托克维尔描述的美国民主。它也不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是南非民族和解。它是它自己,它就是从华人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民主。 西方民主曾经选举了希特勒,最终用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扳回那一局。因此,根本的问题不是李登辉阴险不阴险,陈水扁小丑不小丑。根本的问题是,仅仅历经八年,不过三次大选,华人社会中的民主,就已经克服华人社会中自己的问题,成长起来了。这其中的一切,将是华人社会中最重要的生存体验与文化积累,并将在世界民主历史中,在全球民主发展中被评价。 伟大的民主产生伟大的人物,在美国是华盛顿。因此,多少有点令人担忧的是,在华人社会民主发展的意义上,马英九,你真的能够立得住吗? 无论如何,在各种力量复杂交错的波诡云蹫中,台湾终于以民主取胜,由此立下里程碑。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现在所处的更小的社会圈子也终于能够走到这个地方,亲眼看到这个里程碑,我一定要再说一次,祝福台湾! 3月20日 果然是惊心动魄
下午去上课的路上听周博说起,在总理的记者会上,德新社记者向李克强副总理提问:“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您的政治理念和信念?”周博说他是一边刷牙一边看的,听到这个问题忍不住噗哧一笑,把一嘴的牙膏泡沫全喷到电脑屏幕上了。 我觉得也是,作为我党的党员,还能有什么政治理念呢?瞧这记者问的,什么水平啊! 回来我就把记者会的答问全文看了一遍。我觉得,撇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文不说,温家宝总理的回答,有不少真诚和坦率的地方,是可圈可点的。起码是他真诚而坦率地谈到了自己的忧虑。请看这一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下一步政府将如何实施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我看到这里两眼一黑,完了!全场13个问题,中国记者仅仅得到4次提问机会。这次两会以擦出辩论火花而引人注意,你丫的还中央新闻机构的记者呢,就问这种弱智问题?!你还不如干脆问,温爷爷,星期天您准备带我们逛北海呢还是颐和园?擦鞋不是这么擦的啊。我都恨不得抢过话筒说,下一步机构改革我知道,就是要把你这种记者开掉。 但是温总理却回答得好。他没有顺杆爬,重新念政府报告,而是另外说了三点。 第一,“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这是为政府的职责下定义了,我喜欢。 第二,“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这里涉及到合法性问题了:“我们”凭什么坐在台上呢?就回答来说,虚是虚了一点——因为中国特色的缘故。不过,主动谈到这个问题,已经不错了。这的确是根本问题,大家深长思之吧。 第三,“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你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主政者要说点这种话,大家才爱听。这里有内涵,有文章,有悬念了。 记得以前看到,地方政府收了农民工的社保费有几百个亿,就兴高采烈,当作政绩来吹。他不知道,人家交了社保费,在财务账上,这不是你的收入,而是你的欠债啊!在国家层面上,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有那些国有资产,不都是你、我、他的钱吗?总理说,这里面有惊心动魄。我相信总理脑子清楚,有人品、有能力、有政策。不过我听了以后还是觉得脊背凉飕飕的。但愿政治透明和公开,总理能够将其中的惊心动魄透露一二,透露一二,再透露一二。加起来,至少透露十分之六。 3月17日 上帝说要走光
爱因斯坦说空间是弯曲的,这个革命性的理论,到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懂。但是,比那更革命更创新的理论,叫做空间是可以泄漏的,任何能上网的人,一说就懂。陈冠希和芝芝娇娇们之所以很傻很天真还很放心,是因为他们本来身处极为封闭而不可摧毁的私隐空间中。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奇拿摧毁了这个空间,网络摧毁了这个空间。空间里曾经发生过的,现在被泄漏了。 “艳照门”里脂粉气太浓,而且味道不正,不说也罢。真正想打天下的爷们,以及广大娘们,应该关注的是“泄漏门”——我指的是Wikileaks。两相比较,后者更革命,更颠覆,更震撼,而且在道德规范领域中,更加带来一种“创造性的疑难”或“创造性的模糊”。 Wikileaks可以直接翻译为“维基泄漏”,它是一个网站,以“良知泄密”为宗旨,公开鼓励对腐败与暴政的泄密行动。我理解它的特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公开,即鼓励知情者泄密。第二是保护,据说它拥有足够强大的技术,保护泄密者的身份本身不泄密,又据说Wikileaks的秘密服务器隐藏在某个核碉堡中。第三是民主,任何人都有权利编辑修改网上公开的资料。它的意义是,在修改中一定会无限逼近最真实的信息。 07年8月,肯尼亚前总统莫伊家族贪污20亿美元的证据在Wikileaks上曝光。07年底,匿名人士上传了美军“三角洲营标准作业程式”,文件长达238页,其中披露了美军在关塔纳摩基地虐待囚犯的种种细节,五角大楼为此震怒不已,而竟然无可奈何。08年1月,Wikileaks上有两份文件揭露德国警方在Skype上拦截窃听网民的谈话内容,令德国网民一片哗然。 还是08年1月,瑞士宝盛银行(Julius Bear Bank)的上百份客户档案被放上了Wikileaks网站,其中暴露的问题涉及非法洗钱与逃税,涉及美国与台湾的几十位顶级富豪。宝盛银行以侵犯私人隐私罪将此告上法庭。2月15日,美国加州法院一审判处Wikileaks关闭。但是这项判决引爆了各大人权团体与新闻组织的全球抗议。14天后的2月29日,加州法院重新做出判决,称此前的判决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公众知情权,应予推翻。于是,Wikileaks.org的域名重新恢复运行。 以上种种,与“艳照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击穿了人类社会的某种底线。而我自己,对其中三个方面很感兴趣。 ——“维基模式”,连同“Google 模式”以及“Facebook 模式”等等,不仅仅是技术。这些技术的创新与运用,背后有天真而高远的理想,有很深的人文情怀。在逻辑上,在根本上,它颠覆现行的权力结构。 —— 从传统的行为准则来看,泄露秘密,侵犯隐私,都是罪恶。但是在Wikileaks的理念中,反腐败的泄密是“良心”。任何人冷静想想都承认,新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和悖论。 —— 全球公民运动与美国法官之间的互动,可以看作是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正在为网络世界的新权利和新规则下定义。 未来会如何发展,没有人知道。上帝曾经创造过世界。据《旧约全书· 创世纪》的记载,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就有了光。自那以后,我们生活在一个黑白分明、清清楚楚的世界里。 这次我们可能要面对第二次创世纪了。而这一次,上帝说,要走光,于是世界就走了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得记住,一切在黑暗中见不得人的行为,终究会泄漏走光,并且见光死。 3月8日 房间里余音绕梁
小W在上一篇博客留言问,是怎样看到《亚洲周刊》的?答案很简单,让朋友从香港带过来啊!当然这个方法不够稳定,再好的朋友也不会专门给你当邮递员。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向两会提出议案,开放报禁,自由流通。人家都已经艳照了,我们老是紧紧捂着薄薄一片遮羞布,意思不大。何况那点东西,你自己宝贝得不行,其实没有几个人有兴趣看。 开放的最大好处是促进生产力,拉动消费。这点我有体会。最近几天我心潮澎湃,老有什么东西烧着。直到昨天去买了一对喇叭,扛回家里,才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看了《亚洲周刊》,看了纽约爱乐乐团在平壤演出的台前幕后种种啊!至于花了多少钱呢,上次我说800元买双耐克跑鞋还心疼,好多人见了我就满腹狐疑说你不会吧?所以这次我不能再掉价了,一定要多花一点。情况是,我花了900元,而且不心疼! 现在我的书房里,空气中震撼着节奏强劲的《赤壁战鼓》。这是按照行家的指示在“烤机”:要把那些层次啊,节奏啊,音质啊,那些明亮高亢、余音袅袅、金属般透明,还有什么宽广浑厚、疾风暴雨、天昏地暗之类的都给“震”出来。一切都很好,只是祈祷不要有邻居跑来投诉。 还是行家告诉我,形容喇叭好,一定要用《无间道》里那句台词:高音准,中音甜,低音劲,一句话讲晒,通透个只(翻译成普通话:一句话说吧,那叫一个通透啊)! 我的900元的喇叭肯定还不敢说通透到哪里去,不过也足够把我的音乐生活不多不少提高一个档次了。而在曼妙音乐的包围下,思绪却飘向了另外一个方面。我看了一些宏大理论,又看了一些中层理论,然后看了很多个案调查,每个方面都有很多诱人的地方。只是没有办法让三个方面都整合在一起,弄出一个通透的东西出来。怎样才能是高音准,中音甜,低音劲呢?自从知道这样的标准后,一句话说吧,那叫一个苦恼啊! 3月4日 乐团无指挥
许知远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一句话我很同意:由于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会海外艺术顾问一事,很多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原来中国跟非洲的关系是多么复杂。 不过许知远的意思是说,中国人自己不重思考,却很在意外国人的看法,并且跟着也才有一些看法和关注。对于这一点我却有所保留。国内媒体和知识界总体上说信息比较贫乏,不知道外面发生的很多事。没有信息就没法思考,思考了也很单调。多看看别人谈论些什么事情,怎么谈论,对于丰富看问题的角度,大有好处。下面是一个例子。 美国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最近访问了朝鲜。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中国跟朝鲜的关系,以及中、朝、美的三角关系,其实多么复杂。但这些太复杂的事情不说也罢,说点好玩的。 08年2月26日美国爱乐乐团在东平壤大剧院正式演出。它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是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第三幕的前奏曲。这是表现乐团实力的辉煌乐曲,无论在哪里上演,都不会成为特别的话题。但是,在朝鲜平壤,偏偏要演这一首,就引人遐想了。原因在于:瓦格纳是当年大独裁者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 90分钟的既定曲目演出完毕后,乐团加演了三首曲目。其中一首是伯恩斯坦的《康迪特》序曲。78岁高龄的乐团指挥马捷尔(Lorin Maazel)向观众介绍说,伯恩斯坦是乐团的已故音乐总监,德高望重。为了纪念他,请大家想象,他仍然在舞台上指挥。马捷尔用了英语和朝鲜语说:“大师有请!”自己便退下去了。 然后,这个有106个演奏员的庞大乐团,在无指挥的状态下演奏了全曲。 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说,这可能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即便没有领导,事情也能做成功。也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乐团的演奏员其实是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们纪律严明,有高度的艺术觉悟能力。 演出效果轰动,朝鲜观众起立鼓掌。 呵呵,这不是我分析的。我是看《亚洲周刊》上周光蓁的报道文章上写的。是不是真的有那些意思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是这样的文章和信息,很好玩,很有启发,真是开卷有益。 3月2日 当年我们那么美
突然之间,空气中充满了性。 先是《色·戒》,然后是《苹果》,然后是《我叫刘跃进》。再到昨天晚上,在电脑上看《颐和园》,连结尾字幕的最后一行都看完时,已是半夜3点,真个是披星戴月。如果加上现实生活中比电影更电影的“艳照门”,那么,从30年代上海滩,到新世纪的香港地,一部“中国当代性史”的框架隐约成形。 性史云云,自是说笑。不过说真的,看了张艺谋拍“我奶奶”的性,李安拍抗日青年和特务头子的性,当然还有台湾人的性,香港人的性,更不用说美国人的性,欧洲人的性,甚至一段时间以来,竟然还有农民工的性。而《颐和园》之打动我,首先就是因为它讲了80年代大学生的故事。在较为宽泛的代际定义下,这等于是,终于拍到我们啦(此事断断不敢用第一人称)!《颐和园》是我们的性。 这片子是周博和王博联名向我推荐并提供完整版本的,他们还说,看不太懂。我看完以后明白了,呵呵,我们的性,是你们能懂的吗?当然检讨起来也要怪我,我写的所有文章,从来严肃有余,忧郁过头,一个字都不谈性。这次我愿意破例,略谈一二,作为回馈吧。 每个人都拥有的基础资源不是石油不是土地,而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性。所以但凡谈性,一定是个人主义的,不可能搞集体行动。不过任何的集体社会,都会弄出一套文化标准来“规训”身体与性。比如审美标准“训练”人们看怎样的身材肤色等等是美,道德标准规定怎样的身体行为包括性行为是“道德的”。这些标准,从一个方面看是“文明”,从另一个方面看,则是“宰制”。两种看法之间,存在着“紧张”。 凡是想自由而平等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和性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意义,并且反抗“宰制”的,就是身体政治,性的政治,生活政治。凡是反映这种政治的理论或艺术,通常都被认为是批判的和“前卫的”。前卫不是必然代表着晦涩、相对主义或者低级趣味。这方面最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案例之一,就是“黑为美”成功战胜了“白为美”。中国人特别看黑人不顺眼,其实不是黑人客观上“不美”,而是主观的审美标准有问题。审美标准背后是价值观的教育有问题,是白人高人一等的政治与文化标准有问题。 这说得有点远,而且又严肃了。回到《颐和园》,它讲了一个两条线索的改革故事。一种改革是,争取自由民主市场经济,那都是大理论大人物大场面。另一种改革是,年青的大学生探索自己的身体和性,探索其中的意义,这意义来自于个体感觉,来自于两个人相互摸索着,在什么基础上构建身体关系。 我想起了台湾诗人洛夫的那首《井边物语》。年青女子在井边打水,饮马的汉子刚刚离去。突然,绳子断了,月光碎了……“井的暧昧身世 / 绣花鞋说了一半 / 青苔说了另一半”。 如果问,1989年那个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颐和园》里的一句台词。照洛夫的句式,回答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呐喊说了一半,余虹和周伟在宿舍里做爱时的喘息,说了另一半。 两个一半,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后者更重要。几番人事沧桑后,还是那种自己找到的身体感觉,将远隔重洋不再年轻的余虹和周伟重新拉回来。 两个一半,互相什么关系?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但并非毫无关系。身体的改革开放,和那个时代一样,大胆、激情、冲动,但是又多么稚嫩、笨拙、单调、压抑。比较王佳芝、易先生和余虹、周伟这两对,都是大学生,前者有更多的身体施展、微观调控、挑战高难、冲击极限、飞上云霄。当然李安拥有更好的条件用特技,但我还是相信,这也反映了不同时代。80年代及至今天,有些“宰制”深入骨髓和程度,可能远甚于30年代。 故事的结局既非悲剧亦非喜剧,个人的生活轨迹在相互靠拢中更远地拉开。个人探索的成败得失,永远难以说清楚,就像黑豹唱的“Don't break my heart”: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 / 也许一切已慢慢地错过,也许不必再说 / 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心中如此难过…… 黑豹的这首歌,在《颐和园》中两次(或三次)响起。它就是片子的主题旁白。懂这首歌,就懂电影。反过来也一样,看完电影以后,我觉得头一次听懂了这首歌。仍然不懂的是,片名为什么是《颐和园》。也许,湖光山色,是性爱的象征?乖乖,成佛洛依德了。也许,颐和园是用了海军的银两建造的,这隐喻了什么?我想起的是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喊的那个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 最后,片子的德国部分有这么一段:李缇裸着全身,在小阳台上给周伟剪头发。这是我最喜欢的镜头之一,在明媚开朗的阳光下,她的身体性感而温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表达、身体表达和性爱表达吧?我把镜头调回,定格,让自己再感动一次,再饱眼福一次,并在心底轻轻欢呼:当年我们那么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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