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导师蒋相泽先生于上个星期五去世，享年90。昨天下午参加告别会，见了蒋先生最后一面。

 

      蒋先生历来身体很好，去年6月生了一场重病，本来恢复情况也很好，最终还是走了，走得突然。但是蒋先生是生性乐观而且非常幽默诙谐的人。记得他跟我们说过，较他年长的好朋友一个一个离去，他看了伤心，生怕轮到自己。有一次又一位年纪大的老朋友病了，他跑到人家病床前打气：“ 老兄！千万别死。你给我顶住啊！你顶住了，我在后面就觉得安全了。” 他回来后说给我们几个学生听，听得我们哈哈大笑。先生幽默如此，先生高寿如此，我相信他没有遗憾。

 

     但是作为学生，我们为他有遗憾。蒋先生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出版过英文著作，后来回国，后来历经坎坷，后来成为教授博导。他跟许多大名鼎鼎的国宝级人物是一样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听他讲西南联大的故事，比钱钟书的《围城》还要精彩三分。但是再后来，在日益色彩斑驳而喧器的学界中，他渐渐消隐，远没有许多人的显赫。当然是因为年纪大的原因。但我总觉得，这与他个性狷介耿直有关。他在圈子里广受尊重，却从来没有拉起自己的山头。没有行政的力量，没有团体的力量撑起他，他只是一个教授。

 

     我想起教育部对高校科研的要求：要有 “社会显示度”。蒋先生大约从来不懂，要有这种显示度，功夫在学术之外。他常年累月，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书写作，比学生还勤奋。我见到他，只能想起圣人的话：君子不党。

 

     我是蒋先生的关门弟子。他那时候天天催我，你论文写好了没有啊，你一天不能答辩，我一天不能退休啊。但是我跟所有的中国学生是一个毛病，就是脸皮厚。一方面无比热爱学习，一方面拖拖拉拉写不出论文，而且有千种理由万般搪塞。但是蒋先生有办法治我。

 

    一个严寒冬天的早晨7点不到，我还没有睡醒，家里电话响起。那时候对于电话很当回事，我衣服都没穿好就从床上跳下来跑去接电话：竟然是蒋先生。他劈头盖脸地责问我，为什么好几天找不到我，为什么你说几号几号交初稿到现在过去好几天了你还没有交。原来他白天打过几次电话没有找到我，居然不屈不挠一大早就堵住我，不信找不着。我都忘了当时怎么解释的，只记得两腿直发抖。现在说出来真丢人，不过我一直坚信，发抖是因为那天实在太冷。

 

    我是在职博士，其实曾经试图跟他解释过，你看我这里忙，那里忙，但是我一定会抓紧。他说你怎么抓紧，我说时间确实不多了，我不睡觉也保证写出来。他说，我信你可以熬一次通宵，两次通宵，难道第三天你还通宵吗？ 我实在没有话说，他就说，谁是你的系主任啊？ 我说谁谁谁，他说那好，我认识他，我教你一招吧，保证管用。我很高兴，先生你帮我想办法太好了。他说，你现在就回去办公室，对着主任扑通一声，双膝下跪，就说，请求你千万不要给我派活儿了，我要写论文。

 

     这就是蒋先生的风格，非常的单一学术价值观。他不明白，还有什么事情，比写好论文更重要。我后来真的把这个建议跟系主任说了，主任拍拍我，感慨地说，你有个好导师啊。确实，我从蒋先生那里可以学到的东西远不止是一些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于学术价值的一种单纯而硬朗的坚持。若是没有这种坚持，一所大学表面再怎么风光，内里，其实已经跨塌。

 

    蒋先生在国外受的学术训练，英文自然好，也具有国际视野，而又回到自己的国家，终其一生兢兢业业教学生。我常常觉得这种人是很难得的。他的爱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选择。在中国，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原本简简单单、自然而然的家国之爱，变成一种政党政治的词汇。一个人，若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人生选择，最好不要老是声称自己如何爱国，因为很可能你反正也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爱。

 

     我并没有在蒋先生的学术领域里继续从事研究，很是一件内疚的事情。不过，我一直在心里，把他作为自己一生中最敬重和敬佩的人之一。我虽不才，但永远为自己的老师而骄傲。我没有见过这样严厉的老师，同时又是那么诙谐甚至搞笑而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不论在科研和教学上，我想我永远达不到那个高度了。

 

     蒋公已逝，弟子已不能再为老师做什么了。从今以后仰望云端，或许能见到老师的身影，还是天天在书桌上写作。或许能见到他，和他一辈子研究的历史人物如邱吉尔罗斯福等等辩论当年那些决策的是是非非？这将激励我，也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

 

      

       3月17日凌晨1点多，香港尖沙嘴一人行隧道内发生离奇枪击案。两名当班警员截查一名行人时，对方竟然掏枪开火，警察还击。于是三个人在一米左右的距离内互相轰击，两死一重伤。

 

       更离奇的是，那个被截查的行人原来也是警员，事发时休班。按照警队纪律，他根本不能佩枪。而他不仅有枪，而且事后检验证明，他的枪，竟然是五年前一桩警员被杀案件中丢失的枪支，那是香港警队唯一下落不明的枪。警方悬红100万缉凶，而该案五年未破，期间多宗恶性抢劫杀人案与那支枪有关。

 

       这就具备了惊险破案小说的所有要素，只差一个冷艳绝美的神秘女郎。案发后，那个隧道已被警察用人海方式做地毯排查，并动用高科技设备，就是要看有没有神秘第四者。有侦探癖好者，不妨由此开始，发挥你的想象力。而若干年后，将有香港大片以此为素材，也未可知。

 

       不过作为新闻，真正值得读的是：

 

       当日凌晨2时29分，隧道驳火案发生后不到一个半小时，香港政府与媒体联络的网站发布消息：尖沙嘴发生开枪案件。同时发布消息：清晨4时45分，香港警务处处长李明奎将举行有关隧道命案的记者会，欢迎记者前来采访拍摄。

 

      也许我老土，半夜4点钟开记者会，这样的新闻真正是闻所未闻。第一眼看下去我还以为看错，而且不明白，再勤奋，也不至于啊。然而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警察帮记者抢时间。我猜想，也许半个钟头以后，消息已经出街，刚好赶得上早起的市民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

 

      案件中的那个可疑行人已经死亡，其身份是警员，他身上的枪支正是牵连一连串命案的失踪警枪……每一个细节，都是警方无法承受的惊天丑闻，但是警方当天下午一一公布了。曾特首也于下午5时看望受伤警员后对媒体表态：尽快破案，交待真相。

 

      我放下报纸，沉思良久竟至无语，唯有由衷赞一句：香港速度！香港警方和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好有一比，它是子弹一般的速度！

 

     政府网络半夜2点钟发布最新消息，政府部门半夜4点钟开记者会，这后面是怎样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这是怎样一座彻夜不休的城市。我们很多官员挥洒千亿资金，无拘无束做出很多所谓“大手笔”后，开始志得意满，对于挤挤拥拥的香港开始面带不屑。其实他们是没有见识过香港的这种速度。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为这种速度是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真实的情况可能是相反的。信息公开是原因，经济繁荣是后果。一个自由世界中会发生什么样的荒唐与罪恶，永远难以逆料。但是一个透明、公开、高效率的政府，能使百姓对于制度有信心，能使投资者对于法制保障有信心。

 

    比较一下，内地老百姓在银行里存了14万个亿，每挣100元，就有46元存起来。然后从党中央开始直到街头乞丐，都喊缺钱。政府闷声不响，到处搜刮。其实人人心里明白，真正缺的，是信心。

 

    香港以弹丸之地而跻身国际都市之列，这是一个城市的成功故事。也许这个城市 “ 运作成功 ” 的最大秘密就是，将信息公开和媒体效率作为城市命脉。命脉的意思就是，它比一人一官一部一府一派一党之脸面与去留更重要。有了这个命脉，才有这个城市的信心：自由在此，公开在此，必将有进步在此，繁荣在此！

  

       星期六去了一趟珠海校区，给小谭老师打工，为她麾下的学生干部开讲座。恰好第二天就是植树节，恰好是小谭负责操办校区里的植树项目，我就认购了一棵木棉树。为什么不呢，为学校做一桩好事，帮小谭凑一份热闹 —— 她总是为自己那一摊子事张罗个没完，对于别人可能只是很 routine 的工作，她也要操心到细节，还要弄出点创意，直至不眠不休，真是没见过这么投入的。

 

      昨天收到 Gray 传过来的植树照片，看到他们帮我把树种下去了，好开心啊。同时也觉得自己太懒了，应该多呆一天，自己动手把树种下去，感觉该有多好。无论如何，“ 我的木棉树” 种在珠海了，感谢小谭，感谢 Wen 兄Gary，感谢风风火火的Ou-Ou， 还感谢热心帮忙的地下工作者小Wu。

 

      刚刚写到这里，正在想词，回头一看，Gary 也写了一篇，竟然比我还快。呵呵，太心有灵犀了。可见树木有灵性，能把人和事连接在一起。人间三月宜种树，对于Gary要补充一句，你种的那是 “火焰木”，是青春的树，它的唯一指定用途就是要你赶快在树下私订终身，而且永不熄灭心中那一团火啊。

 

     至于 “我的木棉树”，党和政府管它叫 “英雄树”，好像它也参加了我们革命队伍似的。其实广东人主要是拿它的花朵来煲 “去湿汤”，清热解毒。可见树的功用和意义也是由人解释。

 

    我的希望是很简单的，就是希望看到珠海校区越来越美。以前我们的学生在这里，我来的多。最疯狂的一次，上午在广州上课，下午在珠海上课，晚上再赶回广州参加一个讲座。现在我们的学生搬走了，我就来得很少了。那就让这棵树在这里，我也有理由再来。

 

    木棉花开，满树的红艳艳，本身是很好看的。小时候我记得，盛开的花朵会吐出一丝一丝的棉絮，随风飘荡。不知道是不是记忆有误，现在却看不到这种景象了。就算是幻觉也好，我很希望我的树长大开红花，低头看这里满城的青春少艾，人间之花。我很希望 “我的木棉花” 也能够飘出一丝一丝的棉絮。岭南不下雪，它就是岭南的雪花，春天的雪花。让它漫天飞舞，让它丝丝缕缕，让它静静飘落，在小伙子的肩头上，姑娘的发梢上。

      

         广州大道由南往北方向到中山一路立交桥下，有一个 U 型弯道，让车辆调头。差不多每个星期我都会开车经过这里，去老爹家里吃一顿例行公事的晚饭。

 

        昨天下午5点半左右我经过这里，忽然觉得这里怎么空荡荡。并不是因为没有车，相反，车很多。多到直行车都过来占了左拐弯车道，前面又是红灯，我只好停下来等。

 

       空荡荡是因为，原来这里有一群讨钱的乞丐，都不见了。

 

      忽然就意识到，原来早已习惯了在这里见到他们。“ 他们 ” 首先是一位妇女，估计30出头，面容还算好，只是身上比较脏，怀里永远抱着一个小孩。此外，还有一对男孩女孩，大约应该是7、8岁的样子吧。还有一位老太太，矮小佝偻，头上裹着花头巾。再有就是一个中年男性，一瘸一拐的那种。

 

      每次在这里随着缓缓的车流往前挪动，总会看到他们从前面一辆车一辆车地作揖讨钱，渐渐地向我靠拢。每次我都心里打鼓，给，还是不给？总是觉得难堪。

 

     很多时候我给，但是很多时候我也不给。可见我不是善长仁翁。每次都是临时应对，每次都在怜悯心与厌恶感之间挣扎，仓促间总是拍脑袋决策。总体上看，我个人的乞丐政策大幅摇摆，找不到一个清晰而连贯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只要我儿子在车上，我就给。那完全是因为我很想在儿子面前保持一种 “ 父亲高尚” 的形象而已。

 

      维持这个城市的体面，也维持我个人的体面，见不到乞丐是最优选择。然而，在那个落日时分，在那个 U 型弯道口，一旦不需要面对了，竟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这种感觉竟然是真实的。

 

      前面的车流动了，我驶入弯道。早已技巧娴熟，人车一体，划出漂亮弧线。180度方向调转，驶出弯道口之前，我向左扭头，再看了一眼对面来的方向 —— 这个动作是错误而危险的。我应该向右扭头观察，注意避让右边来车，才能安全驶上正道。

 

      但是我仍然向左扭头看了：是空荡荡的，他们的确消失了。

       我一时兴起，胡诌了几句 “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什么的，以为自己很先锋。不料江湖上行走的高人正多，尤其是一众美人，个个目光如电，对我一声断喝：安全感！安全感在哪里？！—— 端的是一剑封喉，直指要害。

 

      安全，还是不安全，这是个问题。我向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推荐下面的这篇文章。值得读的地方有两处：第一，其实有很多人另辟蹊径；第二，另辟蹊径的确不安全。

 

      文章讲的是，城市里会自发地聚集一些创意人群，他们搞出种种创意。但是，他们总被当作盲流和 “ 治安隐患 ” 而遭清洗。后来，有些城市当局忽然也雅致起来，开辟创意园让这些人扎堆。结果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威胁：创意企业正在失去创意。

 

     我读了以后，感觉很悲哀。但凡国际大都市，甚至国际不大都市，都必定是有创意的城市。而创意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奇思异想、奇风异俗、奇人异事，可以在那里自由地滋生。只有那种见怪不怪、充满宽容的城市，才是有创意的城市，因此才是有趣的城市和好的城市。所有在国外生活的朋友们，对此一定有比我更深刻的理解。

 

    我不能理解的是，当局者和决策者一心要建设国际大都市，也满世界看了很多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摧毁自己身边的各种有趣，然后搞那些大而无当的、十分无趣的工程。

 

     不过，也许还是要先检讨自己。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个无比闷骚十分无趣的人，但这不要紧，我们的领导有趣就行。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想想看，能治大国者，一定是多么的懂生活，有娱乐精神。现在看来是错了，如果人民群众个个象我一样无趣，只能产生出更加无趣的领导来“代表”他们。

 

     所以还是要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先让自己有趣起来。但是又怎么解决那个安全问题呢？

 

     我是教书匠，能想到的办法都是教育：要多样性地教授多样性的观点。须知，参差多样乃幸福本源，单一思维和没有趣味是人民公敌。不要一看到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生活，就马上想着讨伐批判，治理整顿。在法律范围内，人人有不受整顿的自由，人人有不整顿人的宽容，则人人安全。

 

      倒是要推荐的这篇文章，提到一个案例：北京“ 798艺术村 ”，成了国际知名的标志后，就没有办法清理它了。由此或可推论，国际化即安全。

 

 

 

 

城市、创意与地产：三角游戏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陈大阳

2006年3月1日 星期三

据说，最近北京也终于把创意产业纳入城市发展战略之中了。在此之前，城市、创意产业、地产之间的三角游戏已经玩了好几年，而且玩得戏剧味十足。

就在西方把创意产业当作是城市新活力而加以立法推进的时候，中国城市中那些事后被认证为“创意产业”的东西，是被当作“盲流”来看待的。具体的情形是：总是有那么一些主流以外的人群在城市交叉地带游走、聚集，他们不是民工，他们做艺术并形成聚落、社区和消费吸引力，接着往往被当作“社会治安隐患”加以清除，比如多年前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就被拆除清理干净。后来北京“798”艺术区的出现也是一个尴尬，他的活力和名声与当时的城市区域规划和地产开发计划并不兼容，当它已经成为国际闻名的艺术、时尚地标时，就很难像处理圆明园画家村那样简单地清理掉。

几乎同时，上海的做法就有点像是“课外参考书”。上海制定的“创意产业园区”政策十分精明，顺水推舟地给莫干山路、苏州河等处的艺术场所以“创意产业园区”这样一个合法身份。且不说“创意产业”是否就应该是 “园区”，但至少化解了同样事情在北京的尴尬。

随着“创意产业”概念的主流化，北京在首钢整体搬迁后，“把首钢建成创意产业园区”的呼声越来越强，似乎这意味着城市发展和地产开发的新机会。

平心而论，目前创意产业受到的较高待遇也许与以前的冷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以前是作为社会盲流、治安隐患来清理，现在是作为新兴产业、开发区来扶持，都有“好心办不成好事”之虞。前车之鉴就是以往城市管理中通行的“工商局办市场”方式的失败：把自然形成的商贩集市纳入官办市场，摊位租金的增加无法吸引摊贩入场。比如北京隆福寺改造建楼后，即便是建筑大师的获奖设计也并不能解决摊贩不愿“进店上楼”的难题，至今仍然萧条。

创意产业与商贩原理大体相通，都是关于地租成本和资源通达性的，因此创意产业以往的“国际惯例”是：城市遗弃之地的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等创意人群所“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再去寻找新的乐土，由边缘而主流而又边缘。将其定位为活力产业会采取地租补贴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顺应其内在规律，这已超出了“计划经济”的经验。

以“园区”的方式推进“创意产业”，基本上是城市管理惯性思维的延续，与很多年前房地产热潮中各个城市的“开发区热”异曲同工。有人进行推断：在北京， “798”都火成这样，不知比“798”大多少倍的首钢要是整个弄成“创意产业园区”，一定火的一塌糊涂。

城市和地产对创意产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否会激发出连创意产业都创意不出来的新变数呢？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