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吃饭聊得开心，一桌四人，说了很多好玩的话题。比如，清灭了明，到底算不算“正统中国”已经亡国。又比如，很多父母很少跟孩子谈论自己的个人史，孩子们从小到大，听来听去都是国家在讲述自己的历史。这样讲述出来的历史是高度“同质化”的，也是非常功利性的。换言之，我们可能缺少独立的家庭教育功能，没有足够多样化的家庭史故事，不能与国家讲的历史故事形成张力与抗衡。
         说着说着好像提到“朗读者”，而我突然觉得电光一闪，想起了小时候。我便讲了一个故事，大家都说好，还吩咐我要写下来。
        ……小时候，我家里请了一位保姆……我刚开始交代故事背景，坐我旁边的小S（男）就准备发动攻势了。我知道他又要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批判我，便及时制止。我说，咱就是出身大户人家，你看开点。
         呵呵，我接着说，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保姆，她不识字。那时我念小学，老师要求我们学雷锋做好事。我做的好事就是下课后缠着保姆，给她念报纸，帮助她“了解国家大事”。那时候正是美国跟越南在打仗，我给她念过很多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越南军民英勇奋战，打死美国士兵多少过少，击落美国飞机若干若干。我向毛主席保证，她喜欢听我念，就像喜欢她自己的儿子。
          可是有一天，听我念完后她说，你昨天说打下美国十几架飞机，今天又说打下了十几架飞机，是不是真的啊？有这么多飞机可以打下来吗？
          我的少年时期的“朗读者”记忆在这里嘎然而止。我再也想不起来，以后我是否还有念报纸。然而真是奇怪，小孩子有多少事情都忘记了，我却清清楚楚记得她问我的问题，甚至记得她说话时候的疑惑和嘲笑。
          在我的个人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央媒体的新闻提出质疑的，就是我家保姆。她是农民的女儿，目不识丁，小时候跟她的父母逃过战乱。现在我想，对于战争、飞机以及“国家大事”，她比我懂得多，或者她有她懂的方式。再多的，我想不起来了。但是一直记得她的名字：她姓易，单名易美。

       这个题目有点标题党。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1979年与越南战争有关。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一年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与战争有关，它就是美国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我是在《纽约时报》网页看到一段回顾性视频，忽然勾起回忆的。

       《猎鹿人》是197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也是当年越战题材影片中最赫赫有名的一部。由此发端，好莱坞后来出品了一系列“越战片”，蔚为大观。记得是1990年我在美国，朋友力荐这部片子，我和几位哥们就租了录像带来放，还看了同样大名鼎鼎的《现代启示录》。头一次接触这类片子，观感就是两个字：震撼！片子长达3小时，前半部很沉闷，但是后半部很吓人，达到女生不宜的程度（除非有男生陪护）。但是，若要讨论关于战争，关于越南，关于美国人怎么反思自己，它的确不可不看。

        片子的核心内容是，三位美军士兵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同乡好友，在越南战场上被俘。“越共”看守折磨战俘取乐的方法是“俄罗斯轮盘赌”：在左轮手枪里上一颗子弹，然后让战俘自己顶着太阳穴开枪。左轮手枪的弹仓是一个圆盘，可以上5颗子弹，现在只有一颗。将弹仓合上，转动几圈，死神在哪里？赌的就是生死，乐子就是瞬间的极度刺激。如果扣下扳机后是空枪，战俘活命，看守赢钱。如果刚好有子弹，当场就脑袋开花，换下一个。

        三位青年居然从这种极度变态的恐怖中成功脱逃，但是其中一位叫尼克（演员获最佳配角奖）的，从此精神崩溃。战争结束后他不回美国，一个人流落在越南，天天在地下赌场中玩“俄罗斯轮盘赌”；而且运气好的出奇，次次都是空枪。而另外一位朋友回国后，终于遏制不住对尼克的挂念，重返越南，奇迹般地找到了他。但是任凭如何努力，也无法劝说尼克一起回国。于是朋友横下一条心，在赌场上坐到尼克对面，要求对赌。赌注是，活下来的，就回国。

       这样叙述，结局或能猜到了。确实是的，尼克永远好运气，是人人疯狂下注的赌神。但是最后这一次扣动扳机，在一片喧闹声中，在愿意拿命相救的朋友面前，打出来的是子弹……

      “俄罗斯轮盘赌”是巨大的隐喻，左轮枪顶着高度扭曲的脸，是无法言说的精神摧残。我无法想象，是否真的有人这样经历过。

       《猎鹿人》后来引发大量争议，因为涉嫌歪曲“越共”，政治不正确。是否真有看守逼战俘玩“俄罗斯轮盘赌”，从未得到过确证。据说导演云里雾里地说了一通“超现实主义”风格，为影片辩护。

         考虑到30年前的氛围，或许不必苛责。美国于1975年结束越战，不过两三年，好莱坞就拍出了《猎鹿人》，还获大奖。虽然要承认其中确有偏见，但是，战争刚刚结束，硝烟尚在，作为第一部越战片，就为小人物（他们还都是移民）做战争凭吊，这是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能力？30年后想起，依然令人唏嘘。而我越来越相信，卷入战争，就是用左轮手枪顶着自己太阳穴。空枪还是子弹？这是人类赌局。整个人类的脸，也曾扭曲而恐怖。     

      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标题是：“金融危机的七大教训”。他开头就说： “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对我们的行业深为难堪。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非常愤怒，我们的行业不得不对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解释。”

      不论他后面讲的对不对，我喜欢这种态度。一般地说，这是西方教养下的“君子之风”。是你负责的吗？你出来解释，而且是向公众解释，哪怕人家要拍砖，或者扔鞋。特殊地说，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温和说法是到了现代性后期，激进说法是已经进入后现代。无论叫做“现代后”还是“后现代”，共同地都强调一点，就是一切原来以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都要接受公开质疑，都要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做解释。

     “七大教训”中的第六条是：“ 复杂性打败了我们。金融行业中管理新工具的经营能力，未能跟得上它们的增长。结果是经营风险显著增加，这对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

     我觉得这一条说的挺有意思的，也许算一项新知识。新在两点。第一，市场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创新能力远远跑在监管能力前头。这既证明了市场推动创新的巨大成功，同时证明了，巨大成功本身导致巨大风险。

     第二，如果一般地按照传统方式加强监管，效果可能是“削足适履”，即砍掉创新性。那什么是能跟上创新性的新的监管方式呢？答案是，不知道。在这里，我们可能走到了人类知识的尽头，前面已无任何确定性。积极地说，这里就是科学前沿。反讽一点来说，我们从金融大厦的废墟中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终于知道，我们原来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知道了不知道，也是新知识。

       晚上和小学时代的朋友聚会，在植物园旁边的君林轩吃饭。地方不错，价钱不贵。朋友个个热情，谈话妙趣横生，使我获益良多。有三点值得一记。
       首先是关于人物评价。我向电视台的朋友打听陈Sir的内幕故事，他说出来的版本跟网络上流传的完全不同，评价相当负面。细节不方便透露，我也不能判断其中是否有人际关系与相互竞争中的情绪化表达。但是得一个教训，对一个人的看法，原来真的有极其不同的角度。
        其次是关于政策评价。我问一位自己办企业的朋友，经济危机怎么看，不料这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本来挺斯文的他，说起中小企业贷款，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等等，越说越上火，越说越大声，直接点名骂领导和政策是“放狗屁”、“傻B”。以致另一位朋友赶紧提醒他，你带了降血压的药没有啊？究竟是哪位领导和哪些政策如此操蛋？这个也不方便透露。但是我确实体会到，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十有八九是真的。
       再次是关于国家评价。有趣的是，我们当中混得最不风光的一位，却是最平和的一位。这位老兄是大专院校的代课老师，上高等数学课，靠每年签约谋生。不久前，才将60平方的房子置换成80平方。但他却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中国三十年发展不错，邓小平是对的，要坚持改革开放。以前世界大战都能过来，现在各国政府一起来出力，经济危机一定能过去的。我有点恶搞地跟他说，应该是不满意、觉得自己利益受损的，才会希望改革，甚至希望革命。如果你觉得现在都做得很好了，就应该希望维持现状，反对继续改革啊。
        我说完其实有点后悔，不该搞这种逻辑游戏调侃老实人。不过再次体会到，很多人不论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真实的相对位置是什么，也不论是否明白要改革什么，却一致认同改革并对改革赋予美好期望。这的确是中国特色。
        而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分裂成为三个世界的。一个是概念逻辑推演出来的世界，一个是媒体与网络展现的世界，还有一个是从朋友们的经历与故事中所了解的世界。三个世界会给出不同的画面，彼此有张力和冲突。不知道继续改革开放，会不会最终弥合这些冲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