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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月24日

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

        欧盟的贸易专员彼得· 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已做出决定,自4月份开始,对中国和越南的鞋类制品加征反倾销税。此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于1月份在布鲁塞尔就鞋制品反倾销问题与欧盟方面展开谈判。虽然欧盟的发言人宣称会谈是 “建设性” 的,但是曼德尔森的决定,意味着高虎城的使命已经失败。
 
      反倾销问题涉及行业利益,这个不难理解。亚洲的鞋子太便宜,威胁了欧洲的传统制鞋业,特别是意大利的高档鞋类制造商的利益,所以遭到抵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抵制的理由。
 
     曼德尔森坚称,他做出决定,是因为“有充分证据显示”,中越两国的制鞋业存在着 “ 严重的国家干预 ”。他还说,“ (亚洲国家的反竞争行为)助长了其天然的比较优势”。
 
     我有点惊讶。一直以为,象制鞋这种行业,早就是高度市场化和竞争化了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作为一种天然的比较优势,特别明显地在这些行业中得以发挥。如果连制鞋、制衣(此前的纺织品配额纠纷)方面的优势在国际上都被看做是凭借国家干预和反竞争,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岂不是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不是经济学家,说不明白其中奥秘。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做那种廉价的爱国主义者。在关于市场经济和世界贸易的问题上,我更愿意虚心一点去学习,怎样从坚持平等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标准上看问题。
 
    我自己建立了一个简单直观的标准看问题,就是大学生的就业取向。千军万马考公务员,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国家作为主宰者和干预者的地位。既然可以选择,谁不愿意做一个干预者呢?它意味着体面、稳定、福利,傻瓜才不要啊。由此也的确提供了一代人的 “幸福”:加官进爵,结婚生子,买房买车,酒绿灯红,呼朋引类……。把这样两个现象合成在一起,就是“国家干预” 和“反竞争”。
 
    在我目力所及,很少有这样的人,特立独行,剑走偏锋,不拘一格,另辟蹊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灵光闪现,个性逼人,不怕失败,敢于成功。也很少见到与此相联的那种创造力和竞争性,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行为标准和生活趣味。
 
    我不隐瞒,凡见到敢于不依赖既定体制,敢以一己之力投身于不确定之未来的那些人,我有更多的同情和尊敬。
 
    然而重要的不是个人趣味,而是国家政策。如果不能从一代人身上看到更多样化、更自由化的学习方式、创业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中国的所谓发展,这种发展下的个人,就总也摆脱不掉 “ 国家干预 ” 的旧模样。
 
    所以我在一篇谈大学生就业难的文章中,抄了一个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作为对策建议:学习印度,改革金融体系和政策,以大量的小额贷款,支持年轻人出国留学也好,自主创业也好,以任何想象得到的方式,干到成功为止。这里的要点是,获得贷款不能凭关系,要凭个人努力与创意。我不相信银行里没有钱,老百姓的存款都已经14万个亿了。光是我一个普通人,这么多年来,已经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不算不重大的贡献。如果我可以说话,我就说,有钱也不要给政府去搞什么名为投资实际上无比浪费的东西,更不要给领导脸上贴金。应该给那些想努力想创业的人,按他们的想法来花钱。只要10个人中有1个创业成功了,就是值了,因为这样的成功,是真正的竞争成功。
 
    不管行不行,好歹算个想法,又完成了一篇文章,自己也觉得满开心。接下来就应该看看金融体系近况如何了。不料转眼看到一条新闻:
 
    中国负责银行和金融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黄菊先生患胰腺癌,此消息已得到官方证实。外界普遍担心,银行与金融体系的改革必将放缓。因为黄菊病重将引发微妙的政治平衡问题,在复杂的官僚矛盾体系中,此时不会有人对重大问题做决策。
 
    我靠!—— 呵呵,不是对人,是对事。怎么我想到了哪条路,哪条路就不通啊!
 
   
   
 
      
2月21日

课堂上的美容术

        寒假放了一个月,人心涣散,忌讳开学。偏偏开学第一天就有我的课,所以还是要抖擞精神,朝课室走。讲课讲多了,自然也没有什么紧张。就是有点老油条,总是差这里差那里没有把资料准备齐全。但是要讲的内容反正心中有数,抱着几本书,只管开讲就是。
 
      本来一切顺利,但是事情就坏在一支钢笔上。我点着名,拔出钢笔,要在名册表上记录。谁知道钢笔漏水,黑乎乎的墨水在纸上和地上洒了一滩,还染黑我的手。赶紧向同学要纸巾,手忙脚乱地擦。
 
     前两天降温,衣服穿得多。偏偏昨天升温了,额头开始冒汗。完全无意识地用手抹了一下,学生们哗一声笑了:老师你成花脸了。
 
    再要纸巾,找一个坐前排的男生问:擦左边,擦右边?根据学生指示,应该向右。擦了两下还是心中无数,竟有女生把小镜子递上来了,接着还有男生把湿纸巾递上来了。用左边来的湿纸巾,对着右边来的小镜子,终于解决问题。等于当众快速美容了一把。
 
    重新恢复镇静,赶紧回到 “公共政策” 主题上,开始滔滔不绝。
 
   但是总觉得好像还少点什么。晚上回到家,看了海燕的 BLOG ,很长很长,说是跑到法国学了半年,被“左”、“右”之争弄糊涂了…………慢着慢着,我恍然大悟了:我讲课就是缺少了最后来一段清晰的总结。其实我的光辉思想是这样子的:
 
    邓小平说两手都要硬。我说,中国公共政策的左脸和右脸,两边脸蛋都要光鲜。现在是右脸脏了,能不能说,党的政策历来是让一边脸先光鲜起来呢?恐怕不行。最好是右手端镜子,左手拿纸巾,赶紧擦擦吧。
2月17日

增城苹果

       苹果就是 Apple ,三年研究生毕业 ,然后一支鲜花落在增城。不是出嫁,是我党 “选调” 过去的。总之,从学生一跃而成组织上的人了。
 
      大概是过年过闷了,那天和 Eriko 一合计,去增城看Apple 吧。这种心血来潮的事情,通常是有意思的。何况一行人中有Eriko,有小 S (不是台湾那个),还有我,还有我的车,绝对黄金组合,一路欢声笑语。本来还有Gary,可是他也成了组织上的人了,而且竟然比我还忙,只好忍痛放弃他。
 
     Apple 换了新发型。基本上女生出来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头开始换发型,已成了规律了。最近看头看得多,渐渐地有些眼光了,觉得有些换得好,有些换得不好。Apple 这个换得好,看上去精神,容光焕发。
 
    不过我相信,容光焕发更多的是来自于在工作环境中开始找到感觉。Apple 招来一帮子兄弟给我们做导游,姓卢姓冯,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但是记住了他们的热情和朝气。小伙子们都是选调生,都从省城的大学里来,彼此惺惺相惜。地方不大,好处就是往来方便。散开是各路诸侯,聚拢是一支血脉。聚散有形,彼此照应,也是一种格局,或许能成气候。在这当中, Apple 的亲和力与号召力又显露出来了,只见她一路打点这里那里,随时还手机上照应这个那个。呵呵,还是那个熟悉的 Apple和她的主打品牌:人缘好,办事干练。
 
    以前也来过几次增城,总是印象模糊。这次明显地印象清晰了,感觉好了。不过感觉最好的应该是Eriko,在正果寺求得一支好签:什么春暖花开云云。我们几个一边凑热闹的,一口咬定不必解签了,这就是好签!虽说天机不可泄露,毕竟端倪已经呈现。看来 Eriko 的狗年运程必是花团锦簇,桃红柳绿啦。Eriko 要做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好好把握自己。你的好运是我的证明,证明我的解签水平已经相当于神仙。
 
    我的收获就是心情放松,只管跟着Apple的安排,对古藤啊、仙姑啊、寿桃啊、挂绿啊等等,再加上白水仙瀑、增城广场,做千年一叹。中午是正果河鲜,晚上有派潭烧鸡,都是难得的美味。然后一路上听了小 S 的无数笑话,特别是杀鸡典故和 “一刀拿下” ,成了此行主旋律,派生出无数说法,笑翻一车人。不过这是我们的秘密了,对外不公开吧。
 
    有 Apple  在这里,增城就值得来。Eriko 在这里求得好运,还要来还愿的吧。小 S 一进增城就表示对这方所在有好感,不过不清楚他是打算结婚后到这里发展呢,还是要逃婚到这里落草。Anyway, 倒是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理由,我们都认为应该再来。再过两个星期,增城就是枇杷成熟季节。据说在果园里摘的枇杷,新鲜个大,绝对甜。
 
    就是说,我们又找到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前进方向了:去增城,看 “苹果”,吃枇杷!谁还想去呢?车位有限,报名从速啦! 
 
    
2月15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转引一则外刊报道:

 

白宫要求北京减少网络限制 

 

布什政府正在向中国加压,敦促其减少互联网审查,并取消其它限制。一些美国公司在海外运营时屈从政治压力,其引发的人权问题,近期引起外界对此举的异议。

美国国务院表示,它正在组建一个新的跨部门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在美国公司和人权组织的协助下,研究各种政策和外交手段,以使中国和其它专权国家的互联网上网程度增加到最大,并将这些国家政府对信息封锁的措施减至最低。

该工作组将研究解决一个困扰众多美国网络和科技公司的问题——其中包括雅虎(Yahoo)和Google。为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均不同程度地同意遵守中国的审查制度及其它限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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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后感:

我们被封锁了吗?答案是不知道。

这很有点悲哀。如果被封锁了,我就不会知道一些特定的信息。而“我被封锁”,这对我是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我也不知道。于是我不仅是不知道,而且我不知道我原来不知道。

 

这比犯人还不如呐。犯人知道自己被“封锁”了:什么原因,多长时间,多大范围,等等。犯人因此知道自己已被公正对待。

 

我是纳税人,据说纳出去的税会“用之于民”。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否也用于“跨部门的特别工作组”,以便把我自己封锁住?

2月14日

国失英才

       网上的消息:王选逝世。
 
       王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于2006年2月1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
 
      消息甫出,网络论坛上一片哀悼。
 
      王选被称为当代 “毕升”,世界级人才。
 
      王选是1958年毕业的大学生,成长为中国 IT 界当之无愧的主帅。
 
      王选曾对记者说,当他做出世界前沿性的创新时,是一个无名之辈。当选院士后反而有心无力,只靠虚名过日子。
 
      因此王选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有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
 
      沉痛悼念王选先生!
 
     
2月4日

双击春晚 之 问题儿歌

 

    我看春晚的时候不太专心,走来走去还干点杂事。忽然听到电视机那头传来清亮的童声,曲调平易流畅而又新颖别致,跑过去看,是一家三口的一段表演唱。小家伙唱一句,爸爸妈妈和一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今年春晚的闪光点之一:《吉祥三宝》,一首内蒙古民歌风格的创作歌曲。

       歌曲是好听的,小演员是很可爱,招人疼的那种。在大年夜的氛围烘托下,听着听着,心里会泛起其乐融融的暖意。后来大家交口称赞这首歌,不是没有道理。春晚已经多年没有唱火一首歌了。今年的春晚整体平淡,唯有《吉祥三宝》一唱而红,算是异数。

       但是两天后看到一篇网文,指《吉祥三宝》抄袭了法国电影《蝴蝶》中的插曲。作者文笔极好,于嬉笑怒骂中尖刻责问央视,拿这种节目充先进文化,是欺负我们老百姓没看过法国电影还是怎么的!

       只有网络上才有这样的痛快文字。不过也吓我一跳,现在混个老百姓当当,也不容易了。我好几次要学法语,都浅尝辄止。《蝴蝶》也没有看过,实在惭愧!

       从网络上的介绍得知,《蝴蝶》(LE  PAPILLON)是一部温馨喜剧片:活泼大胆的 8 岁女孩莉萨偶然遇到酷爱收集蝴蝶的一位老爷爷,竟跟着他去追寻全欧洲罕见的一只美丽蝴蝶。个性不同的爷孙俩一路斗嘴,妙趣横生。片中饰演老爷爷的,是获得三届恺撒奖的影帝,饰演小女孩的更不得了,被称为法国的天才童星。还有导演、摄影、配乐,一干人等,全是大家。本片于2002年底上演,一时风魔,票房大收,过了2亿。

      网友要捍卫的,就是这部影片中的插曲:小女孩问老爷爷无数个为什么,老爷爷一一俏皮化解。于是小女孩要求反过来,由老爷爷提问,她来回答。歌曲是真的很好听,音乐优美轻快,稚气童声与苍劲男声相映成趣,非常符合老人与小孩对话的情景。

      把《吉祥三宝》和《蝴蝶》插曲都放一遍,对比着听听,不得不说,是有点……那个。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风格样式。都是小孩子提起话头,大人回应。另一个是音乐元素。《吉祥三宝》中,小孩子的开头句:爸爸…… ”,与《蝴蝶》插曲中小孩子的开头句 “ Pourquoi……”,如果去掉伴奏之类,是很相象。每一段最后一句的拉长收尾,风格上也有点像。

      这样可以断定是抄袭吗?我不知道,无法回答。其实说到底,我也不想判断,不想知道。但是敬畏网络,其中有多少有识之士和火眼金睛。感谢网络,使我知道了《蝴蝶》,听到了这样美妙的歌声。本来过得淡淡的春节,忽然有趣起来。

       听着孩子天真无邪的歌声,我其实想到的不是抄袭,而是两国文化的差异。中国孩子问星星,问月亮,答案是“吉祥如意一家”。大人则唱 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妈妈是绿叶扶着红花”。虽然最后一句从女权视角来看有点不够意思,不过这也的确是非常的中国特色:阴阳有序,一团和气,聚拢为家。

       而《蝴蝶》中是这样唱的:

       小女孩:为什么太阳会消失?

       老爷爷:为了地球那一边的装饰。

       …………

       老爷爷:为什么时间会跑得这么快?

       小女孩:因为风把它都吹跑了。

       已过古稀之年居然还在野外探险的老头,和一个活泼大胆的单亲孩子,在大自然里,隔代对话。其中意境,很多人已经说过好话了。而我觉得,最后那一段,孩子要求角色置换,自己要做大人,让老爷爷当孩子,这才是真正的神来之笔。非常法国,非常欧洲,非常后现代。

      想想看,两国的孩子都向大人问问题,同样的孩子气。但是法国小孩不依不饶,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可以是你来问我为什么?这就更加孩子气。

      只有真正的孩子气的思维,才会将整个情境倒过来提问,明白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法国艺术那么出神入化。也许还可以明白,什么叫做“反思的”现代化。

    因此,《吉祥三宝》若有问题,当不在抄袭。无论它是抄袭,是学习,还是原创,都还不到位,都还差了那么一口气: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孩子的世界。那一定是与大人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那里有颠覆大人思维秩序的另一种思维逻辑。证据是,我自己的孩子,听不懂《吉祥三宝》,也没有兴趣听。

    

2月3日

双击春晚 之 调查数据

         点击央视网页 CCTV.COM,上面有央视市场研究公司(CTR)公布的调查数据:今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家庭到达率是94.3% 。在收看了春晚的家庭中,85.5 %的电话受访者表示春晚办得 “ 好 ”。其中,认为 “很好” 的占53.5%,其余32.0%认为 “比较好”。
 
         点击新浪网,2月1日更新的调查界面显示,对春晚 “满意” 的观众为15.2%, 42.2%认为 “一般” ,而认为 “不好” 的达到42.5% 。这与央视数据有天壤之别。
 
        我想,可能的解释之一是,调查工具不同,调查结论不同。由央视的调查员通过电话调查,容易诱导出“好”的结果,非人化的网络界面则相反,容易诱导出“不好”的结果。
 
        进一步的解释是,调查工具不同,抵达的“样本”不同。不消说,上网的人是文化层次偏高,年龄层次偏低的那一群。电话的受访者肯定成分比较杂一些,或可推论样本分布更随机,也更均匀。不过,以生活经验来猜想,下列特征的人群回答电话调查的几率更高一些:较年长者,爱看电视者(包括小孩),无所事事者,为人随和不会对陌生电话不耐烦者,因为被调查而心情激动者,诸如此类。
 
       喜欢上网并且在网络发言的人,容易对“国家安排”的东西有某种拒斥(不论是否自觉)。愿意在电话中回答调查员提问的人,本身是一种顺从和配合(不论是否自觉)。
 
       结论是,没有什么数据是绝对 “客观” 的。必须回到产生这些数据的真实情境中,真实关系中,才能 “理解” 数据的 “意义”。否则,面对同样是评价春晚,而又截然相反的数据,人除了发晕,就没有别的办法。
 
       由此又想到我自己。自从有了电话后,没少接过电信局的调查电话。自从有了手机后,各种垃圾和半垃圾消息就不请自来。有一段时间,总有短信给我算命,今天说我宜向东,第二天又说我宜向北。弄得我一出门就丧失自信。自从有了车,维修站定时提醒我保养 “爱车”。最要命的是,每到年底,各家保险公司要我买汽车保险,男女业务员对我穷追不舍。逢一三五电话,二四六短信,直到我崩溃愿意掏钱为止。
 
     说了一大通,要点是,自从我有了电视以后,竟然从未接过电视台的调查电话。有点抱憾终身的意味。
 
     所以我说,央视要办什么样的春晚,我都没有意见。可是央视从来不给我打电话调查,我有意见。
 
    用宋丹丹的话说,这也太不把人当个腕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