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面朝南方，向南都鞠躬（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A46版）

编者按：

　　十余年来，高耀洁医生一直致力于揭示艾滋病在中国肆虐的内幕、救助艾滋病人和孤儿，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尊敬，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上月，81岁高龄的高医生当选南都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来广州参加颁奖盛典期间，高医生表示正在募集旧杂志（时政类）送往农村。日前，本报募集的第一批110公斤旧杂志已运抵郑州。在此特刊发高医生的来信，有读者愿意参与的，可直接将旧杂志寄至河南省文史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邮编450003）高耀洁收，或与本报热线（020-87388888）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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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28日，我收到《南方都市报》无偿为艾滋孤儿们和贫困儿童们捐赠的100多公斤各种杂志。我将马上发下去，并代表他们致以谢意！

　　我为他们募捐读物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2000年3月18日，我到了一个贫困村庄，见到了一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我给他买一点药，他拿着药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我三遍，我无言可对。我最后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

　　这件事使我开始悟出，他们的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从此，我每逢去农村，都带上几本杂志，多半带的是《妇女生活》、《现代家长》等。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

　　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治贫先治愚，因此，我四处募集各种旧杂志。其中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捐献的杂志最多，至少在200公斤以上，我早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但由于我在河南的处境而无法公开表达，向他们深表歉意！

　　今天我向贵社写这封感谢信，我是代表这些弱势群体致谢的——面朝南方，向南都深深地鞠躬，感谢南都多年来对我防艾工作的一贯支持！南都是敢说真话的报纸！

高耀洁　鞠躬

2008年12月29日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大家就产生了过一个平安夜的共识。也说不清楚是谁的动议，总之今天我回到办公室，看见门把上挂着一张纸片，写着“施工中”。推开门，惊讶地发现，真的已经“被施工”了：满屋子雪花儿那个飘，连圣诞树都有。墙上还贴着东西，猛一看，都是政治正确的。定睛再看，都是些用心良苦，政治不怎么正确的山寨式的鬼花招。

        2008年是过山车年，是一惊又一乍、一愣又一愣之年。那些惊涛裂岸式的大事件，是怎样折射到个人心理层面的？或者用拉康式的语言说，是怎样“写入人心”，从而影响了许许多多个人的态度与情感的？仔细想想，可能是真正的历史之谜。

       无论如何，我今天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心情放松。然后去了前进路的“新兴店”，吃那里传说中的秘制羊肉。再然后，我的车子，连我在内，硬是塞进来7个人，去了一德路的天主教圣心教堂（石室教堂）。

       不料去到一看，那里才叫做人多。大批人群聚集，必须排队轮候进入。我们就在一德路上跟着长长的队伍，排了约半个小时后，警车开过来了。大喇叭向人群喊话：各位信徒，人数太多，教堂已不开放，请大家自觉离开。队伍开始散了，但是这里似乎有一个定义困境。如果此时自觉离开，岂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信徒”啦。不过我们当中的确是有信徒的，还是自觉离开吧。

       于是7个人继续塞进车子里，这回改了目标：去沙面教堂吧。谁知情况更邪门，沿江路拐进沙面那一段，大批警察值勤，沙面入口封锁，只出不进。别说进去了，警察就在车子边上，不扣下我的严重超载车，真是上帝保佑。

        而上帝一保佑，事情就不同。我们绕了一圈，又调头，开上人民路，去了基督教锡安堂。这回终于到了。这里同样人多满座，不能进去。但好处是，隔着铁栏杆，再隔着大玻璃门，可以清楚看到教堂里正在进行的平安夜祈祷活动。

        祈祷结束后，大门打开，唱师班成员身披长袍，从里面先走出来。我有两个深刻印象。第一，他们人很多，超出我的预料。第二，其中很多人，是年轻人，男性女性都有。而且不夸张地说，很多是俊男美女。如果平常走在马路上，绝对有回头率的。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时代精神在变化？很可能。不过我能够确定的是，今夜我的车超载。而与平安夜有关的地方，全都严重超载。

         齐泽克曾对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做过解读。故事说，俄狄浦斯生下来后，有人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弑父娶母。为了避免灾祸，父亲将俄狄浦斯遗弃在非常遥远的一个树林里。此后发生了很多变故，长大后的俄狄浦斯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母亲，在一系列的误打误撞中，果然杀了父亲，娶了母亲。心理分析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词即来源于此，意思是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弑父情结”和“恋母情结”。

         齐泽克的解读是，父亲以为遗弃了孩子以后，他将不认识自己，不料这正是灾祸发生的必要条件。预言本身并不会自动实现，它是通过你的反向行动而得以实现的。

         父亲的错误在于漏算。他考虑到了，将来可能因为父子冲突而被杀。但是他忘记了，因为不认识而误杀，也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怎么会出现呢？只有父亲刻意采取行动，将孩子远远送走，才导致了后一种可能的出现。行动产生可能性。

          齐泽克管这种情况叫做“误认”。他的理论工作和贡献之一，就是超越个体心理分析层面，把“误认”看作是人类整体必然会有的一种境遇。父亲想努力规避第一种可能性带来的风险。他“误以为”采取了正确的安全措施，殊不知，他其实已经陷入了第二种可能性。

         如果受不了阴谋论和弑父娶母这么刺激，那么就换一种设想。服务生微笑着问你：喝咖啡，还是喝茶？你可能不意识到，这是同样凶险的局。咖啡因对心脏不利，我选择茶。其实，茶里面含的就是咖啡因！同样刺激。

         齐泽克的这种分析方法有什么意义吗？围绕这一点，“710工作坊”昨晚又爆发口水大战，唾沫横飞，声震屋宇。醉心于为自己构建自由意志之完美逻缉的涂博愤怒质问，如果无论如何都是命运，那么个人选择在哪里？

         其时我正受重感冒的折磨，涕泪长流。我抓过两张纸巾塞住鼻孔，奋起应战：你必须请我吃饭，或者喝粥，现在就要！这是你实现自由选择的唯一机会（在我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

        平心而论，涂博的问题当然是深刻的问题。不过，等我感冒好了再来对付他。眼下我感兴趣的是，齐泽克的方法能否帮助我们打开思路，应用于实际分析。不妨这样来做一次思想实验。

         曾经有一位老人给出灾难预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意思是说，贫穷会把社会主义杀死，我们连做地球人的资格都会丧失。为了避免灾难，大家努力驱赶贫穷，排斥贫穷，把贫穷扔到足够遥远的地方，即使不能将它彻底埋葬，至少也是眼不见为净。于是，贫穷“消失”了，我们不认识贫穷，贫穷也不认识我们。最后有一天，在流光溢彩的富裕之地，忽然冒出了贫穷。他嚷嚷着谁都听不懂的话，好像是要讨什么说法之类的。正在莫明其妙之间，我们已经被杀死了。

        这是真的吗？嘿嘿，思想实验罢了。但是，有些事情是真的，比如杨佳惨案。

         前两天，我去看了已故的广东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家。廖先生鼎鼎大名，我并无缘认识他，但却有机会认识了他的女儿廖陵儿女士。说了几次，也约了几次，终于找到时间，由廖陵儿带着，去她父亲家里瞻仰了一番。

         任何人看了廖老的家，都会心生感触，因为实在是太简陋了。他生前睡的，是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其余设施都很简陋。而他又名气这么大，尤以忧国忧民、人品耿直而出名，真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了。

         认真来说我只是在1979年看过他那幅名曰“自嘲”的漫画，不过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当时震撼，永垂典范。我也由此记住了廖冰兄这个名字。画中是一个破开两半的埕（类似一个大坛子），埕的里面，原来还有人（就是画家自己），当然是被强行塞进去的，属于酷刑。埕破了，人就得解放了。可是，被解放了的人依然手脚蜷缩，团团抱紧，完全变成了一个“埕形人”。画中还有题词：四凶覆灭后写以自嘲并嘲与我同类者。

           要理解他的自嘲，必须先知道背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少文艺作品一拥而上，揭发四人帮多么坏，歌颂党多么好，表现人民多么地满面红光，从此幸福。相比之下，廖冰兄的自嘲近乎另类。而多年以后回头看，这幅画其实有大智慧和大眼光，超越了时代。他的自嘲实际上是问，你以为上面换了几个人，就是解放么？有形的枷锁打碎了，还有多少无形的枷锁呢？

           廖老还为此画加了一段文字说明。虽然我认为有点多余，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了，但是要承认，他说的非常尖锐：

         “我以此来向有幸获得第二次解放的人民提问：是什么邪术使好端端的人囚入埕中变成畸形？为什么埕破之后依然蜷曲不动，呆若木鸡？他是我，是你，是无数的善良人民，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二三十年还不能站起来？”

         对于那时的兴高采烈者问这样的问题，其效果相当于，皇帝以为自己从此穿上了华美新衣，而那个小孩子却说，可是你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

         廖冰兄就是中国版的童话孩子，一样的天真顽皮、童言无忌，但是不一样之处有三。第一，这幅注定成为经典的漫画，作于1979年，廖老当时64岁（热爱数字并懂点谶纬学的，请联想）。第二，就其童心一片而言，廖老从此不长大，也不愿意长大。第三，这位精神如童话的老人/ 孩子，实际的生活状况一点也不童话。

         最后这一点，从廖老家里之简陋就可以看出来。原因无他，就是为人十分的耿直较真，不愿低眉折腰事权贵而已。廖陵儿讲了很多他父亲在这方面的逸事。比如，80年代廖冰兄举办个展，负责审查作品的既是朋友，也是大官，是当年漫画界坐头号交椅的。审查结果是，所有讽刺国民党的作品都可以展出，所有讽刺共产党的都拿掉。廖老就发火了，宣布罢展。顺便说明的是，廖冰兄一生无党无派。并且早就说，什么“延安”“西安”的区别是暂时的，站在人民一边才是长远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廖冰兄晚年越来越感到，他空画得一手好漫画，却无所用其技，因为，每一个达官贵人，都是不能讽刺的。于是廖冰兄以近乎自虐的方式对待自己。他只抽廉价香烟，谁给他敬好烟，他就要问人家工资收入到底是多少。

         说着说着，廖陵儿竟然拿我一根烟，放在客厅的廖冰兄半身雕像的嘴里。我掏出打火机，给廖老点火。我的烟不好不赖，我的收入买得起，所以我很坦然。同来的野味同学拍下了照片，跟我谈了很多他对廖冰兄的理解，以及他作为80后的忧虑：再往后，谁还会听说廖冰兄，谁还会听到这些故事？我的回答是，再往后，只怕讲故事的人都没有了。

         廖陵儿在一旁，看到父亲雕像嘴里那根点燃的烟，拍着手掌哈哈大笑。我心想，这真是廖家遗传。要有简单的童真与快乐，才能抵御一些东西，坚持一些东西吧。所幸廖老身后还留下了“廖冰兄专项人文基金”，它在四川地震救援中有别具一格的表现，相信也一定能够把廖冰兄的价值代代传导。

       文兄Gary推荐我看一条新闻：“男子伴女友地震中挺过104小时，兑现承诺今成婚”。我看了，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故事。

       新闻中的“女友”地震中被埋在废墟，被发现后，男友赶到，朝着地狱般的洞口向女友喊：我们结婚吧，你要中式的还是西式的？然后一直陪在那里跟她说话，终于帮助她挺过了104小时，最后被成功救出。

      两个人中，男的比女的小四岁，这也是之前男的有犹豫的地方。但是在大灾难中，这男孩子真正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了。10月份，两人结婚，从此过上了——普普通通的打工生活。

      12月，北京卫视把他们请到北京，“赠送”他们一个婚礼。当然，也以此作节目。

       媒体关注太多，好不好，很难说。但是撇开这些看，逃过生死劫而终成眷属，比传奇更传奇，应该为两位年轻人祝福，真的太不容易了。

       谁也没有想到过，2008年会是这个样子的。而经历了这个样子的2008年之后，谁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故事，给了这样的岁末年关以一抹温馨。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武汉的老百姓不得了，他们已经开始夺权了！相比之下，什么罢工、静坐之类，都不能算个事儿。

        是这样的，消息透露，武汉某地新开了一条路。路是修好了，地名办慢腾腾的还没有把名字想好。而说时迟那时快，广大群众已将这条路命名为“黄泉路”——据说是因为有一头通向火葬场方向。为这事，武汉市长在常委会议上发了火，批评武汉人乱起名，滥用名，没有格调。

        记者写了稿子，题曰：市长怒斥竟有黄泉路！牛博上有人评论这个事，标题是，武汉市长遭遇黄泉路。

        我一眼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心头一沉，悲从中来。定睛看下去，却不是那么回事。该博客说，市长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真正该批评的是政府自己，他们以前搞地名有偿拍卖，才是搞乱地名的根本原因。早就有人嘲讽说，自己住在武汉市、可口可乐区、洁尔阴大道！——哈哈，这实在把我笑翻了。

       但是武汉市的官员恐怕没有心情笑，他们要把道路命名权从群众手里再夺回来。依据指示，他们要做的是，“对今后的重要干道、标志性建筑物和跨区的道路，进行长远规划，聘请历史学家、文学家精心设计，体现文化性、历史性与开放性，添彩武汉，刹住武汉地名的乱现。”

       聘请学者应该是个好主意。他们不会像老百姓那样，把好好的央视新大楼叫做“大裤衩”，多难听啊。记得某年我去北航，校园里某建筑有一道架空的走廊通向一个餐厅，领导经常在那里接待客人，学生们管那叫做“硕鼠桥”。这也听着不雅，学生的水平毕竟有限。还是我的学校好。校园西区是教工区，若干年前新建了一批楼房，质量较好，有若干领导住进去了，老师们都叫那里是“中南海”。我的几位同事就住那里，令我倍感与有荣焉。

       我历来高度重视读书学习，并且制定了一项政策，在我办公室里出现的书，凡是被我看上了的，一律收归Guo有。实践证明了政策成功，我的书多得看不完。

        这两天我又“Guo有化”了一本书，然而吊诡的是，书中讲的理论若是成立，别说“国有化”了，只怕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国将不国”的新世界。这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贝克2004年的著作：《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其主旨是超越民族国家，玩一把“大政治”的超级游戏，最终构建世界主义国家——这真是激进到了一定程度了。随便翻开就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词：“国家的非国有化”。从来只听说企业、机构、组织的非国有化，而贝克竟然打算把国家也非国有化，确实激进。

       如果民族国家是可以超越的，如果我们真的应该以整个世界空间为背景来想象各种事情，并安排个人策略，那么，国家专制与否或民主与否，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换一种说法是，我们可以进入全球公民社会，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这是唯一可靠的基础，帮助我们从“国家”概念中解放出来。

        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暂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若想争取自由与美好，一定要知道，有这样的论述，而且是相当重要的论述。否则，我们本身会视野狭隘。弄不好，会变成“偏执狂”——这是一种“男性主义”的病症。

        有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强政治”论述。这不要紧，同样的观点，或同样的现象，也可以有柔和的描述和表达。今天我在FT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全球化记者圈”，读完后莞尔一笑，很是喜欢。作者是中国人，他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北京是）外国新闻机构云集之地，许多老外记者因为呆久了，自然变成“北京通”，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和好玩的，相比之下，如果他们问我关于北京的衣食住行，我更有可能一问三不知，像个外国人，确切说是像从前我们想象的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外国人。】

          进一步说，作者还是在广州工作的。但是，某位美国记者约他去唱K，竟然用流利中文告诉他具体地点和怎么走，作者自愧不如，大叹“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当然不能说，记者们都“无国界”了。但是有两点，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层面上，主与客，内与外，本国外国，其界限发生了位移，渐渐模糊化了。第二，如果把个人的兴趣、爱好、记忆、朋友圈等等绘成“地图”，它与民族国家的“地图”越来越不重合。

         我把这些看作是新型的个人主义体验，也许从这里头，将打开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