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告诉我，美国的垃圾焚烧厂，周边常常也是贫穷落后社区，少数族裔聚居区等等，跟纽约曼哈顿那种地方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使我明白，垃圾处理项目的空间选址问题，必然与社会阶层划分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连在一起。它与国家之先进与否或者崛起与否无关，任何国家都有其“空间不正义”和“环境不正义”的一面，它是现代性的黑暗一面。只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这些黑暗面日益暴露，从而给政府执政以及公众良心带来巨大尴尬。不仅如此，美国还有办法出口或者偷运垃圾，其中很有一些，到了中国。比如曾经到过广东的南海，以及贵屿。

尽管如此可恶，美国以及一般地说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些制度与社会特征可堪弥补，也值得学习。首先是那里的居民有迁徙自由，社区的形成，跟个人的自主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其次是表达自由，如果你饿，就喊“我饿”，如果你怕，就喊“我怕”。如果你不愿意自已的空间被侵入，就喊“不要在我家后院”。因此，被侵害者有可能发展出社区运动与环境运动，他们的抗议与表达是作为第一权利被法律保护的。政府必须回应他们的抗议诉求，通过政策调整而积极寻求平衡，才会被看作是体现社会公义。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产及以上的社区虽然有条件避开“不受欢迎的土地使用项目”，但是他们接受垃圾分类的严格法规，并且有个体行为自觉。

另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也曾图文并茂地向我详细介绍美国普通家庭的垃圾处理程序。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普通的退休房东老太太，如何点点滴滴日复一日地给家庭垃圾严格分类，而且做简单的再生循环利用。用我们的话来说，叫做政府的政策完全落实到个人日常行动中，简直就是融化成了个人文明。不仅如此，稍微大件一点的“废物”，你必须花钱花时间请人专门处理，随意弃置，是违法的。买东西要花钱，丢东西也要花钱，这是进入消费社会后必须要有的个人行为准则。

在信息时代，以上讲的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得的常识性的信息。而只要从常识出发，保证信息自由畅通，就可以得出简单清晰的结论：广州市以及各个城市，政府和公民双方，都应该反思现行的垃圾处理政策。这还包括，对《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也应该反思并重新评估。

就广州的情况来说，我的观点是，基本的“政策范式”必须改变，从单纯的“花钱买先进技术”模式，转变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用技术。在前面一个模式下，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会把自己跟某一种技术，从而也跟某一派专家捆绑在一起。沿着这种技术路线，政府接着还会把自己跟某个市场集团或“伪市场集团”捆绑在一起。这就形成了“铁三角”结构，对技术的批评，对集团盈利模式的批评，会“被当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这在中国体制下何其可怕，哪里还能听到民意表达？所以必须转变为后面一种模式，引入社会因素，引入公众力量，对专家与市场形成制衡。打破“铁三角”，才能讨论出什么是“适用技术”。政府朝这个方向去解放思想，其治理模式将随之改变，变成以人为本，秉持中立，干净办事，自己安全。

更具体地说，广州市的垃圾处理政策，短中期内，应该重新确立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将建设焚烧厂为主，改为以推进垃圾分类与减量为主。第二个是重新评估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环境影响与社会成本，并且先要集中力量，为当地村民的健康、居住与经济发展做实事，民心工程要做在那里。李坑的问题相对复杂，容另文再议，这里先说第一点即垃圾分类。

现在全广州市都知道，番禺楼盘的居民“素质高”。我并不赞成把人区分为素质高低，不过这里只是说明，上百万新番禺人，在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等方面比较高。此地还有大学城，十万大学生，以及高校教职员工在这里工作生活。这样的人口构成条件，加上周边的新客运站、琶洲展馆等等，与其说适合于建一个焚烧厂，不如说，更适合于建设为推行垃圾分类的实验区域。

因此建议，在将要开展的垃圾处理问题的全民大讨论中，直接将垃圾分类与减量作为最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广泛征求实施方案。这要包括减量的时间进度与目标，比如2010年，减量至多少，将此目标分解到社区，将它作为社区建设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同时当然要包括，政府的资源配套与市场的产业配套应该是什么，所以，政府部门与企业界要参加讨论。

还可以提出一项扩展式的建议，即在各个高校中，紧急推行垃圾分类课程教育，全体学生参加（以后可以考虑变为自愿选修），从中培训志愿者与公众教育的授课人员。要求大学带头实施垃圾分类与减量措施，并动员大量的志愿者参与番禺社区的垃圾分类与减量工作。希望能够用志愿精神，克服和消化新制度推行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各种问题。

中国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时也跨越式地遇到了垃圾难题。我们必须知道，当中国人人都消费时，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会变成“中国威胁”。但是，如果反过来，人人都动手做垃圾分类呢？它会产生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的奇迹的。但愿我们是走在后面一条道路上。

今天一行五人，去了一趟太和镇永兴村，就是李坑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所在地。本来只是忽然冲动，“垃圾”贴看多了，便想去随意转转，找找现场感觉。后来临时约到了另一位朋友，她竟然联系了村民甲村民乙，社长甲社长乙，结果就变成了略显正式的调查座谈。我没啥准备，无从引导，基本格调就成了诉苦会。不过也好，有村民带着，可以方便地看到一些东西。略记如下，排序不分先后。

灰渣与臭味。上午去到永兴村，一抬头，赫然就看见了传说中的垃圾焚烧厂。这是一幢高大的全封闭的建筑，顶上有烟囱，飘着袅袅白烟。它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给我的第一印象，几乎算得上是漂亮、气派、现代化。后来我们绕去另一边，看到了焚烧之后堆成小山一样的灰渣，好印象便毁掉了。场地有黑色的污水和泥泞，这个可以想得到。想不到的是，灰渣中确实有烧不透的物品如垃圾袋碎片等等。这是否证明，燃烧温度真的不够呢？另外，难以忍受的是气味，一种特殊的臭。我大概是特别不能耐受，在现场呆了20分钟不到吧，便觉得有点发晕。是不是这就吸入了著名的二噁英？如果是，我觉得应该给它改名，叫做“万恶英”。因为此后大半天，我都觉得头疼，脑子不清爽。

阴影与尴尬。从谈话中明显感觉到，癌症患者突然增多，是他们的最大阴影。此外是臭味、污水、飞灰与噪音。有这个垃圾场，就失去吸引投资的条件，房租、地租上不去，令他们压抑。他们一定要招待中午饭，并且强调，不是本地种的菜。我想起前总书记的教导，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便努力吃。但是老实说，不是完全没有心理斗争的。同行的几位年轻的学生，他们有没有所谓，他们自己说吧。主人中的一位，面对很多剩菜，竟刻意提议，够不够啊？再加一盘青菜吧？大家都摆手说，很饱了，不要加。他勉强一笑说，你看，都不吃。一种很难言说的尴尬就在弥漫。我想，他们每次招待客人，都绕不开这种尴尬。别的地方招待吃饭，都要吹嘘本地特产农家菜，但是这里不行。填埋场，填埋了本地自豪。焚烧厂，焚烧了本地骄傲。这可能才是悲入骨髓的悲剧。

迁徙自由。这个是真没有。我问了，有多少人离开了，搬家了，或者出国了？回答是没有，回答者脸色阴郁。他们是无法离开的人。

屡战屡败。1990年垃圾填埋场开始运行，2005年垃圾焚烧厂第一期投产，现在是第二期动工。19年来，村民多次抗议，没有一次赢，也越来越没有赢的希望。挫败感和羞辱感很强。一位老者说，90年那次我们打啊！我们有锄头，有镰刀棍棒，但是他们对着我们连打三发烟雾弹，大家慌乱了，才被他们抓走十几个人。我们不是不打，我们是打不过啊！

数字鸿沟。番禺的白领们上网，论坛和博客上的讨论火爆激昂。但是永兴村的村民不会这一手，也就没有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因此他们对记者的来访特别寄予厚望，相应地，也会特别失望。当然，他们互相之间，是用手机联系的。同一个广州，南部北部，强弱差距很大。

命运感。他们悔恨，80年代那会儿，还什么都不懂。而真正深以为憾的是，本地太穷，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哪怕稍微有点级别的官员，所以样样都输。我一边听一边想，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主要原因不在于有没有资源，而在于出不出官员。

面向红旗。看完焚烧厂，吃过饭，我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继续聊。主要内容是破口大骂某个党。骂他们收黑钱，骂他们不顾村民死活。讽刺在于，我们正对面的墙上，方方正正挂着一面党旗，十分鲜红，颇为庄严。我深感滑稽。这个场面效果，必须用摄像机拍下来才能表达，可是我们没有。

村庄记忆。自我启蒙，发动抗争。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以及有人癌症、有人死亡，这些构成了20年来的这个村庄的当代史。这些事件和叙述，与官方的正式叙述大相径庭。而这样的历史，目前存在于部分积极分子的记忆中，只有口述以及零星报道。没有村志或族谱记载。据小胖与村里的一些小年轻厮混一轮后回来报告，他们对此话题似乎很漠然或者茫然。因此，村庄记忆会中断的。随着时间流逝，对手的记忆会消失，会消失在“大叙事”的汪洋大海中。就像长春围城中的居民记忆已经基本消失一样，胜负因此恒定。

最后，说一下我最关心的问题。第一，能不能妥协？有没有空间？跟我谈的人都说没有。这是死人的事情，赔偿有什么意义？如果赔偿足够我移居他乡且有好生活，当然可以，但是，谁能赔？

第二个问题我并没有向村民问，但是我认为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如果有NGO，并且拥有独立的科研力量，那么应该对村里的水质、空气、土壤以及村民体质健康状况作出独立的检测。知识、信息和科研不能垄断，打破垄断，程序公平，应有赋权于村民的效果。

第三，我问一位年轻的干练的管事的人，能不能估算一下，因为垃圾场，这里的经济损失是多大。比如说，没人肯买这里的菜，你就损失了种植收入。他狡黠一笑说，算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菜还是种，还是卖，也许最终就去了广州市内的菜市场。焚烧厂的污水是排到珠江的，它最终就是你们用的水。

这是一天下来，我听到的最有智慧的说辞了。他不打算反复陈述自己的风险，但是要我算自己的风险。结论就是他跑不掉，我也跑不掉。如果加上另外一个人的说法就更恐怖，那些焚烧出来的灰渣，最终要去哪里呢？可能会制成砖头，没准就砌在谁家墙体中呢。

我回到家里，狠狠洗了个热水澡，希望冲掉身上的某种可疑味道。忽然想起了珠江水的来源和流向，登时脚软。在滚烫的水流冲刷下，我心冰凉。

车子出了点毛病，拿去修，顺便还要求给车子清洗打蜡。我去取车的时候，发现来洗车的人很多，工人都忙不过来，我的车子也还没洗干净。他们猛道歉，说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于是我就揣着手在一边等。

只见一位摸样俊秀的小师傅，用一把刀片在我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上轻轻地刮，刮出一小堆一小堆的细屑。我走过去说，原来我的车玻璃脏成这样啊。怪不得前两天下雨时开车，雨刮一刷，总觉得玻璃好像有一层油腻似的，看不清楚，特别不爽。小师傅说，脏点也不是问题，一般的灰尘，用水冲就好了。你这个主要是旁边的电视塔在喷漆，所以弄成这样。

——什么？！我没听懂，要他再解释一次。他说，电视塔在喷漆啊，你不知道啊？空气中就好多不知道什么东西。不光是你的车子是这样，好多车子都是这样。

我的天，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情，又长见识了。这里要先说明一下背景。话说白云山高，珠江水长，我家就在岸上住。具体说就是珠江南岸的某著名的一线江景豪宅……的旁边。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大发了，前面是正在动工的领事馆区，后面呢，高高耸立着新建的电视塔。这个电视塔，本地街坊用粤语叫它“扭纹柴”，比较小资的年轻白领则管它叫“小蛮腰”。

据说“小蛮腰”会辐射，当年兴建的时候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不过那时我没说话，因为我家的朝向是背对着它的，还有很多高级豪宅宏伟大楼在背后挡着呢，还有领事馆在前面接着呢，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安全。渐渐地，每次回家，远远看见电视塔，还有一种直奔小蛮腰而去的感觉，平添浪漫色彩。

可是谁能料到，“小蛮腰”不仅会放电，而且会喷雾。按那位小师傅的解释，电视塔上施工喷漆，方圆几里之内，空气中就会充满了某种悬浮微粒吧。如果仅是脏了车子，那也罢了。就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效果呢？

书本上说，在风险社会里，要尊重地方性知识。今天我洗车，就算得到一个案例。如果不是洗车工人告诉我，我哪里知道会有这种事情。不过知道多了也麻烦，以后看见电视塔不免心情复杂，只好说，小蛮腰，我怕你了。

奥巴马访华传递了三项重要信息。第一，美国不打算遏制中国崛起；第二，美国邀请中国共同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第三，美国愿意倾听中国——特别是中国年青人的声音。

我认为，这就是奥巴马厉害的地方。他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演讲中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温故知新”。看完对话全文后，我想了半天，想明白了一点。奥巴马讲中国成语，也许只是增加一点中国文化作料，讨好一下听众。不过，就他的对话策略来说，却恰好暗合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典故，即《孙子兵法》中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近年来，中国在三件事情上特别恼火美国，尤其是一些青年人，火气之大，一点就着。这三件事情分别是，美国害怕中国崛起，处处压制中国；美国独霸世界，横行无忌；以及，美国总是歪曲报道中国，指手画脚。可是奥巴马的讲话中带来的三样东西刚好相反：无意遏制，愿意分权，乐于倾听。从中国青年所提的问题中，看不出任何相应的理解、回应和博弈。奥巴马摆出了“空城计”，我方只在外围打哈哈，根本不敢进。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两位学生都问到了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但是学生们显然对相关资讯看得太少，没有做好功课。他们不知道，奥巴马获奖的真实理由是，他是头一个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愿意“倾听”欧洲声音的美国总统。评委们（全部是北欧人）是如此激动不已，以至于觉得不颁这个奖不足以表达。不过重要的不是颁奖，重要的是，欧洲人认为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他们要向奥巴马表达很多东西。然而，当奥巴马现身上海科技馆，亲自倾听中国青年的声音时，他听到了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无论那个场面多么热闹，本质上是一片寂静。

奥巴马在美国政坛的制胜武器是，他激发了美国年轻人的政治活力。然而在中国，他遇到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青年人。他宣称的对华政策，包含了“改变”（可能只是姿态改变，但也可能是根本性的改变），他用“Town-hall meeting”（市政厅会议）的方式，也就是美国基层民主的典型方式邀请中国青年提问。所有这些都带有他的鲜明特征。但是“中国青年”在这样一次全球传播的大好机会中，实在说，并未能够把自己树立起来。归根结底，虽然我们都知道有所谓“团派”这一说，但中国青年并不是中国政治和中国外交的先锋力量。他们只能文质彬彬，但是面目模糊。

于是，中国学生的形象，仍然不能摆脱那个经典笑话的定位。据说联合国对各国学生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请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粮食短缺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所有人都交了白卷。原因是，非洲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粮食”，无法回答。欧洲学生知道“粮食”，但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短缺”，也无法回答。依次下来，台湾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美国学生知道“国家”，却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上其他国家”。至于中国学生呢，他们知道一切，却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严重束缚了青年学生的想象力和对话能力。第一个是长期浸淫于受害者心态中不能自拔，把中美关系史理解为中国受迫害史以及继续受迫害史。一旦撤掉“遏制”这个话语平台，大家竟无话可说。第二个是精英外交理念。把外交和国际活动看成是“国家精英”的专属领域，不敢想象平常人可以有什么作用与作为。第三个是缺乏国内政治生活的锻炼。阿伦特说过，公民因为投身政治活动而成长为伟大。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缺乏这种“成为伟大”的机会。

据说，参加对话的“中国青年”都是经过集中培训的。既如此，他们表现不好，主要责任也不在他们了。那么是谁的责任呢？想起了前总理Li Peng在某次记者会上谈到中外纠纷时的一句口误：我们认为，责任完全在中方！

老作家乔羽在革命年代写过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当然是非常主旋律的东西，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因为小时候的音乐启蒙，大致上就是从这类歌曲开始的，记忆总难抹杀。另外，乔羽这首歌，确实有某种清新而超越的艺术造诣。按古汉语讲“河”，就是指黄河，乔羽也确实是黄河边上的人，歌词是有感而发。但为什么不写黄河呢？据说，当年给乔羽分配任务的领导，拿到歌词后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条大河是哪条河？乔羽回答说，唱的人，听的人，人人心中都有自己家乡的河，所以，没有明写黄河长江。乔羽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说，终于想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之后，后面的词句就如波涛汹涌一样，奔腾而出了。

“一条大河”非常具象，但又无所特指，反而广泛打动人心。我甚至想，这首歌虽然叫做《祖国颂》，也就是中国颂，但是考虑到，人类主要文明都是沿着大河而发育的，所以，“我家就在岸上住”，也可以当“人类颂”来唱。即使对外国人，也能唤醒他们的人类基本回忆……之一吧（忽然想起也有人在山上住）。而那些浓缩人类历史，呼吁全球环境保护的影视作品，完全可以用这首歌做配乐。中国文化，包括当年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表达出来的文化，本来是含有足够宏大而超越之意蕴的。

说了半天，其实想说的是，最近中大校庆，闲聊中谈到中大校歌，感觉是不够超越啊。歌词如下：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中山手创，遗泽余芳。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校歌的作者是第一任校长邹鲁。不过在1949年之后，歌词就改动了，所以现在已经说不上是谁的作品。台湾高雄也有一所中山大学，其校歌应更接近于原创：

中華文化 源遠流長 吾校矗立 蔚為國光 國父手創 遺澤餘芳 三民主義 儀行四方 民國基礎 大同梯航 莘莘學子 濟濟一堂 學以致用 不息自強 發揚光大 貫徹主張 懿歟勉旃 勿墮勿忘

之所以说“更接近于原创”，是因为第一句“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应该是邹鲁的原词。尽管这是老校长在上，我辈不该无礼，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白云山其实不高，珠江水也不怎么长。这一句，实在欠缺超越性，反倒把中大给框住了。

更糟糕的是（与邹鲁校长无关），一首校歌跟着政治形势改来改去，大学的独立性在哪里呢？原词是“懿欤勉旃，勿堕勿忘”，倒真是古色古香，让人有见贤思齐、头悬梁锥刺股之发奋感。现在改成了“振兴中华，永志勿忘”，如果执笔的是教授，那真要问一句，你把自己降格到80后喊口号的水平，文化都到哪里去了呢？

无论是“国父手创”还是“中山手创”，我都不喜欢。中山先生是我们的骄傲，但是一所大学不需要拉大旗作虎皮。我喜欢哈佛大学的校训，它气派而又朴实，无与伦比：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但更要与真理为友。

作为大学里的老师，我心目中的“家乡的一条大河”是真理之河，智慧之河，思想之河，文化之河；是自由、民主、开放、创新之大江大河。谁不说俺家乡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作为中大老师，值此校庆之际，平心而论说一句，中大远离中央，在极权体制下有很多吃亏的地方。但是也就有了空间。中大在思想、学术、观念方面的自由宽松，比许多“一流大学”要好，而且更具平民面向。这其中凝聚了许多人默默无声的、看不见辉煌的努力。自由是最重要的，真实的学术从中孕育。仅此就值得祝愿，祝愿我的学校愈来愈好。

我早就过了带小孩的年纪了，但是仍然被下面这篇文章吸引，并向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推荐。

毫无疑问，文章中所讲到的，是比较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样的文章先天就难避免有替人打广告的嫌疑。毫无疑问，文章中提到的CLUBMED也会有遭人诟病的一面，比如我从跟帖中看到有人抱怨在那里工作的G. O. 严重受剥削。

但是以上三个毫无疑问都不那么重要，第四个才重要。

第四个毫无疑问是，这是创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的亲子消费模式，但是在中国产生不了这样的创新。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文化、财富和想象力，都支持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以及整齐划一的、纪律严格的国庆阅兵。典型案例是，有一位母亲为了让儿子安心参加阅兵，将孩子父亲病逝的消息隐瞒了50天。

凡是曾经逼着陪着孩子上画画班、钢琴班之类的家长，都无资格批评这位母亲。大家的思维逻辑是一样的，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也没有资格。

需要有一种生活批判和文化批判，但更加需要的是有成功的创新作为示范，示范新的亲子关系模式和教育以及玩耍的方式。下文中所描述的，我认为就是创新示范。可惜，它是法国人在马来西亚做的。

也许，消解家长制和极权主义，把一些本末倒置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这个新的希望在消费领域出现？这未尝不是诱人前景。

一次心甘情愿的亲子消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吴迪 2009-11-0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579/?print=y

国庆长假我跟老公带了两个孩子去马来西亚珍拉丁湾的CLUBMED（法国度假酒店），它在世界各地有80座度假村。除了美丽风光和周到服务外，CLUBMED的独特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的G.O.（亲善使者gentil organizateur），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酒店服务员，他们原先在自己的国家可能是公司高管，可能是大学生，可能是艺术家……是一批来自各行各业对生活充满热情多才多艺的人士，他们来CLUBMED工作是为了寻求全新的生活体验。

半夜12点我们下飞机到了CLUBMED，全体G.O.在村口列队欢迎，村长（总经理）是个风趣的法国人。送我们到客房的G.O. 是个漂亮的韩国姑娘名叫SORA，长得象全智贤，她是这里MINI CLUB（小小俱乐部）的老师。

最让我觉得不虚此行的就是CLUBMED专为孩子们开设的MINI CLUB，其实是个免费的国际幼儿园。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客人都可以把孩子送到那里交给G.O.（老师）照料，大人就可以玩自己的去。

MINI CLUB按照年龄分班，4岁以下，4-8岁，8-16岁，分别有不同的G.O.带领。我家孩子5岁，他们班正好是SORA管的。我家孩子在那里呆了4天，每天G.O.都给他们安排了丰富的活动：高空弹跳，蜡染T恤，用矿泉水瓶做帆船比赛，看马戏表演，在海滩上挖沙子，游泳池玩水，热带雨林探险……可惜没有碰上海龟下蛋的季节，不然半夜G.O.会叫醒孩子们去沙滩上看。看完热带雨林，我家孩子的心得是“不要乱砍树。”他们乐疯了，嫌睡觉都浪费时间，说“这里的生活真好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了？”

G.O.给孩子们涂防晒霜，给小小孩擦屁股，带他们一起去自助餐厅，每次饭后都要吃个冰淇淋，G.O.自己也特别爱吃。G.O.什么肤色的都有，因为近年来大陆游客占了一半多，越来越多华人G.O.（都是台湾来的，没见大陆的）。小朋友也是什么肤色都有，交流语言是英文+手势。SORA不会中文，我教她说三个字“少吃点”，请她关照我那大胃王儿子。

我儿子女儿在上海的DISNEY ENGLISH学了几句有限的英文，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很HIGH。有个摄影师全天跟着他们随时抓拍，照片贴在橱窗里，家长想要就去买。结果我们买了40多张，花了近一千块人民币！我指着照片上跟我儿子勾肩搭背的一个外国小男孩问他：“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老是跟你一起拍照片，你们是好朋友吗？”我儿子得意地说：“他叫SAM，他老是跟着我，他喜欢我！”他还跟我报告学会了“two by two”，就是“两个两个排队”的意思，因为G.O.每天都重复好几次。这可比他在DISNEY ENGLISH学英文有效多了。

最让我和老公震撼的是最后一天晚上，所有MINI CLUB的孩子一起演出了一出名为“丛林探险”的舞剧。下午看到G.O.带着孩子们在村里的剧院里排练，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我想才2个小时的练习也就是瞎糊弄吧。没想到，等晚上大幕拉开，超级专业的灯光布景，孩子们呈献了一台45分钟的精彩表演，让我们观众席上的200多位家长惊喜不已掌声笑声雷动。我由衷地感叹，MINI CLUB的G.O.们是太爱孩子也太了解孩子了，从最小的一岁半的孩子到16岁的少年，每个人都出演了最适合他们的角色：十几岁的孩子演探险队员；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扮的是小海龟，G.O.扮大海龟，带着他们在地上爬，爬本来就是这个年龄孩子最擅长的运动。我家孩子四五岁的组把小脸涂得花花的，扮的是小豹子，动作很简单扭扭腰挥挥手，老师装扮成大豹子带着他们一起跳，也不要求像国庆团体操那样的整齐，只要孩子们跳起来就好。本来嘛，你哪里见过动起来很整齐的小动物？七八岁的调皮男孩扮的是猴子！这个年龄的男孩本来就是猴子，模仿猴子的动作惟妙惟肖，他们在台上抢香蕉，那种自然大人绝对做不到。孩子展现出来的潜力把台下的家长惊呆了。

我家女儿本来是个害羞的姑娘，这次可出风头了，除了跟弟弟一起演小豹子，还跟G.O.一起表演了高难度的“百鸟”，她说是天鹅，我看上去不像。她的舞伴G.O.是个一米九多的台湾大男孩MARCO，可能是她此生最高的舞伴了。G.O.们不断地把孩子托举过头做各种造型，而孩子的动作只有一个——张开双臂，向前看。事后我问女儿，害怕吗，她说不怕，因为她相信G.O.会一直稳稳地托着她。她们几个孩子给MARCO起外号，他乐呵呵地接受了。

看似简单的表演，凝聚着丰富的舞蹈语汇，“猴子”们跳的是非洲土风舞，台下有个黑人G.O.领舞，“蛇”跳的是HIPHOP，“鹦鹉”跳的是中国民族舞，压轴的“百鸟”是现代舞……但是孩子们是不知道这些词汇的，他们只知道很开心，只知道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天性。演出结束，MINI CLUB的校长——一位泰国女士又给了家长们一个惊喜，她放映了一段录像，是孩子们这几天在MINI CLUB的生活，每个孩子都有镜头，片尾打出一行字“all we need is love”。我问她这些G.O.是不是原来当过幼教老师，她笑着摇摇头，说“all we need is love”。

由此想到上海电视台的儿童节目，“小荧星”的那一套，整齐划一，就是生要把孩子变成大人。最近看到儿童版的“舞林大会”，真是惨不忍睹，让一个才三岁的小女孩穿三点式跳艳舞，还给了全场最高分！把肉麻当有趣，毒害儿童。

国庆节CLUBMED七成的游客都是大陆人，但是很多家长并不愿意把孩子送去MINICLUB。跟我们同机去的一位妈妈有一万个不放心“我家孩子怕陌生啊，他不会说英文啊，老师能照顾好他吗……啊呀，他每天要睡午觉的呀，这么疯玩怎么行……我们大人不跟着，他不好好吃饭啊……”孩子们在海滩玩耍完了，G.O.就拉条皮管子接上水龙头给他们一个个冲洗，一个大陆妈妈看到了惊呼“这要感冒的呀！”即使在水深只到孩子肚皮的游泳池，这类家长也是紧跟不放，不许这个不许那个。于是，在回上海的飞机上，他们的孩子对我说“一点都不好玩，没有意思。”是啊，孩子跟着大人转，大人购物、做SPA、打高尔夫，孩子只好在一旁看，不能跟其他孩子一起玩，是很没有意思。

能到CLUBMED来的中国父母，都不差钱，为了孩子尤其舍得花钱。他们花钱带孩子来旅游，却没想清楚是大人适应孩子，还是孩子适应大人？他们平时也会送孩子去一年一万元学费的英文班才艺班，目的是让孩子更国际化、更有交际能力、更优秀，更健康，可是MINICLUB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他们却视而不见，白白放弃了让孩子开阔眼界的机会。对这些家长来说，学习就是坐在教室里上课，除此之外都不是学习。而在我看来，experience生活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学习。我家孩子幼儿园老师讲过这么个例子，一个五岁孩子在父母的督促下会两位数的加减，却不知道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是什么意思。能倒过来背诵26个英文，比不上通过MINICLUB每天排队学会的“two by two”。

回到上海后我把孩子的照片给朋友家人看，有个朋友马上就上CLUBMED的网站去申请当G.O.了，她正好处在职业厌倦期。我弟弟说怎么就拍了这么点，要是他肯定一直跟着他们拍。他平时就是这样，一天到晚给他女儿拍照。我说，那你不就是打搅他们了吗，你的目的是拍照还是让孩子们去体验生活交朋友呢？这不是本末倒置吗？看来，在如何亲子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的中国父母还真的不是少数。

跟着别人的转帖走，不经意间看到这样一条旧闻，非常感动。

【2000年4月3日，中國4名失業農民侵入南京一戶德商住宅行竊，持刀殺害屋主一家4口，被害家庭男主人是德國賓士汽車集團在南京投資的一家重車廠副總裁，此一滅門血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針對外商最嚴重的犯罪事件。4名18歲至21歲的兇手案發後隨即被捕，之後被中國法院判處死刑，被害者家族呼籲法院將死刑判決變更為無期徒刑，但最後4人仍被處死。在南京僑居的約100名德國及其他外國僑民發起設立紀念被害者家庭基金會，希望藉此扶助中國貧困家庭子女能有就學機會。他們成立的基金會叫做普方基金會http://www.pfrang- association.org/（以被害者Jürgen Pfrang先生的姓命名的）。】

循着链接，又看了普方基金会的网页。确实，基金会是为纪念被害的 Jürgen Pfrang 一家而成立的，但是没有再提及案情，只说他们一家长期在中国工作，已经将南京作为第二故乡。网页上介绍了基金会的项目，现在一年资助大约250名江苏省的农村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初中学业。每年4月，基金会都在南京举行筹款晚餐会，提供食品和德国加豪夫堡HB啤酒。

除了“伟大”，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形容普方一家。在异国他乡横遭灭门惨祸，仍然以大爱消解仇恨，这里有宗教的因素在起作用吗？还是德国人特有的、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般的生命态度和死亡态度？

无论如何，这样的公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样的超越国界的爱与分享，这样的家族尊严与价值观，我唯有满心敬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1月9日是柏林墙拆除20周年，谨此纪念。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愿世界充满爱，无阻隔，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