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一个搞笑贴，说的是领导去北京开会，记者问对北京的三陪小姐问题怎么看，领导随口说，北京还会有三陪吗？结果见报新闻是，领导关心地打听北京有没有三陪。

愤怒的领导第二次见到记者，第二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大叫，什么三陪四陪乱七八糟的。结果见报新闻是，三陪四陪已经不能满足领导。

到了第三次，领导彻底学乖，一言不发。结果报纸上登出来的是，面对记者再三追问三陪小姐问题，领导沉默良久，很无语。

这个故事，本意在于嘲笑媒体。不料现实生活中，还真有领导要接上这个话茬，于是笑话继续延续，而且改变方向。

一位部长说，“从 最近发生的一些贪官绯闻中发现，一些干部腐化堕落是从到低俗场所找‘三陪’开始的。我们要明确一条约束，党员领导干部不许涉足低俗场所，不许找‘三陪’小 姐陪酒陪唱，否则干部考核时就要在日常品行方面记上污点。”某报还把这个话列为“不是官话”，意思似乎是说，这是领导在说普通人的“人话”。

可 是据我所知，是个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三十年的历史，就是干部找三陪的历史，就是干部与三陪小姐的缠绵悱恻史。另外，上演这种历史的空间，通常都是金碧辉 煌、灯红酒绿的去处。落后地区的县级以下先存而不论，市级以上去的地方，在普通人眼里，都是昂贵高档的地方，从来不“低俗”啊。

可是在领导那里，这却是“最近”才“发现”的事情？！

我 给学生上课，讲到全球化如何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结构。理论复杂，并非我的功力能够驾驭，说着说着，自己都被绕晕了。现在好了，一看领导讲话，我就乐了，现 成的例子来了。全球化是不是改变了中国，这个还难说。但是，领导改变中国，这个是一定的。一任领导上台，首先改变的是对于事件的时间叙述。即，从来都有， 改成最近发现。

领导“最近发现”原来真有三陪小姐。这是多么幽默的笑话，这是多么轰动的新闻啊。可是，传说中的那位再三追问领导的很有娱乐搞笑精神的记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在哪里……哪里…………

前几天，我在常去的一个社交网站上看到朋友的一份转帖。那是由卢广拍摄的一组照片，题为《中国的污染》。我一张一张看完后，就像网友们留言上所说的那样，感到极度触目惊心。我也将这组照片转帖给其他朋友，希望尽可能地延伸这个传播链条，使更多的人认识中国的污染。

此前我并不知道卢广是谁，转帖的朋友也没有标明，这组照片刚刚获得了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颁发的“2009年人道主义摄影奖”。不过这样更好。如果这是一种传播策略的话，它恰好是正确的策略。我庆幸自己因此而获得一种“原生态”的观感。并不是由于摄影师的名气或者因为照片获了大奖，它才打动我。相反地我相信，正因为这组照片无可抗拒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它必然打动评委的心。

在《中国的污染》中，卢广拍摄了许多人物，其中一张，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照片上是一位在黄河边上放羊的老汉，但是背景中没有一只羊，只有污水横流的排水沟和寸草不生的土地。老汉忍受不了废水的强烈臭味，用手紧紧捂着鼻子。那双手比树皮还要粗糙，那张脸上，满脸都是悲苦。略带变形效果的面部大特写以及光线处理，使我几乎闻到了污水的呛人气味，下意识地也想捂上鼻子，并感到一阵窒息。

这组照片的风格与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以纪实摄影的风格，卢广用镜头记录了被严重破环和严重污染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人的悲剧，记录了在那种环境下，人是如何地不成其为人。当身边充满了黑烟、污水、臭气、垃圾时，家园就变成了地狱。凡是养育生命所必须的环境要素，现在整个倒过来，变成毒药，毫不留情地摧毁人的健康，吞噬人的生命。

在污染的环境下，儿童的残疾率很高，弃儿也很多。若非好心人收留，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这样的好心，只是杯水车薪。在《中国的污染》中，卢广以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命路径。其中的路标是，变形的关节，溃烂的皮肤，骨癌少女的瘦骨嶙峋，老人家无声无息等死时的濒死面容，以及孩子的新坟。由此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我认为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绝望”。

这样的绝望告诉我们，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乎人的问题。所谓“以人为本”，意思是说，对环境的破环和污染，就是摧毁人的生活幸福与生命存在。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照片上那些绝望者告诉我们，污染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

以前我们谈到两极分化，都是从经济和财富分配意义上说的，比如贫富差距，先富后富等等。然而现在必须看到，环境意义上也存在两极分化，即有能力避开环境灾害的，与无能力避开的，二者之间有巨大差距。不仅如此，经济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同时还强化和固化环境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凡在市场上获得较大财富份额的人，同时也有能力占有更好的环境条件份额。反之，凡是没有办法致富的人，也就是没有办法躲开污染环境的人，也就是被污染伤害后没有治疗条件的人。所谓两极分化，因此而两倍、三倍乃至数倍拉大。因为这种分裂而落在底层的人群，就是最脆弱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祸不单行，唯有绝望。

这是一个“环境正义”问题，它迫使我们要想得更深一些。凡是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的人，都是“拥有时间”的人。但是，卢广照片中拍摄的那些人，却没有“时间”等到治理来临的那一天。凡是把单一的经济增长，也就是GDP增长当作“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最好先到卢广照片中的场景去生活半年，再回来讨论，那些GDP究竟意味着谁的生存和发展。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有一项研究成果，他证明，饥荒饿死人，不是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因为得不到粮食的人没有权利和条件对别人大声喊出“我饿”！也就是说，对于真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呼救是求生的第一要义，表达自由是他们的生存权，因此是第一人权。从这个角度，当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污染》的表达意义。卢广是自由摄影师，他用镜头记录了巨大的“环境不正义”，记录了被损害者的生存状况，记录了他们在抗议书上按下的斑斑手印。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如果他们没有能力进入市场，“用钱投票”买好生活；如果他们没有能力流动，“用脚投票”找好地方，那么每一个较为幸运的人，是否至少应该帮他们呼救，帮他们表达？

当年美国宇航员在登月飞船上从茫茫太空中回眸相看，拍摄了史上第一张地球的照片。按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经做过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先生的评价，这张照片，唤醒了人类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全球环境运动。如果可以做比较，我会说，美国宇航员的地球照片，带有足够大尺度的、超全球的空间视角，也带有强烈的技术美学意味和浪漫色彩。但是照片里头没有人，也没有把美国人对自己的反思摆进去。而卢广的《中国的污染》，则从平常人的、贴近于脚下大地的视角，暴露了如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黑暗一面”，即技术与人生之间的张力与对峙。因此，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的，是悲剧色彩的。而我更相信，这种敢于反思自己的尖锐批判性，才是中国环境运动的真正扎实的精神基础。

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同时成为荣获该奖项的第一位女性学者。在所谓“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埃莉诺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应不陌生，近乎如雷贯耳。她的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于2000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埃莉诺是多产学者，所获奖项也很多。她于1996年获得美国政策研究组织颁发的杰出妇女奖，于1997年获得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赛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著名学者肯尼思·J·阿罗（“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发明者）详述了埃莉诺的学术贡献。很多人预料，埃莉诺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个预言，居然实现了。

依据《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埃莉诺的主要贡献是说明了“公共池塘资源”的多中心治理，重点在于强调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简单的解释是三点。第一，存在“公共池塘资源”，例如海洋里的鱼类资源，它是无主的，但它是有限的。滥捕会使资源枯竭。第二，市场体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市场失败的论证），单纯的中央集权体制（即利维坦模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政府失败的论证）。第三，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核心要素是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例如渔民在其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协作与监督机制。同时，这种“自主治理”的秩序，需要有市场制度与公共权力制度的相互配合，才是可持续的。

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是最重要的制度资源。依此可以理解社区自治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某些类型的NGO在做什么工作。比如“阿拉善”在内蒙的工作，就是帮助牧民社区重新“设计”自已愿意遵守的秩序，它同时解决生计问题与草原资源的保护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是与此同时，它严重毁坏海洋、天空、大地、河流、森林、草原等等，非常失败。因此构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悖论。其失败一面，同时证明了极权体制的失败和市场的失败。依据埃莉诺的研究，需要找到源自于资源使用者自身的“治理模型”。但是，中国的治理模式，在微观层面上看，是专制权力反复摧毁公民社会的自主能力。这样的制度特征，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鼓励的埃莉诺式的研究刚好背道而驰，所以，它表现出“反诺贝尔精神”的特征。我相信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包含有各国排名，中国因为自己名次下降而在中央一级媒体上发生报道混乱，实在贻笑大方。也有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这种排名很无聊，管它作甚？我倒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排名的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提供“地图”，它用新概念重新“图绘”我们的世界，给人以新视角和新启发。比如，在“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衡量下，“小的是美好的”，小国寡民，占大便宜了。我们一直以为，国家要大、要强、要崛起、要争霸，人民才能生活幸福。其实，统计数据不支持这种看法。很多人因为自己是“大国”，便无来由地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国家大与个人幸福之间，未必真有什么因果关系。

当然，任何一张地图，都是可以质疑的。明明我的住房条件比许多香港人要好，凭什么香港的排名这么高？如果有此类质疑，那么记住，质疑是你的神圣权利。高兴的话，给写报告的专家、开发署的头儿乃至联合国秘书长写信质疑好了，这是一。第二呢，科学欢迎质疑和批评，它会促使真正优秀的学者找到更好的方法和统计口径，使地图画得更好一些。只有我党，才那么不喜欢别人对它的质疑。

《人类发展报告》中比排名更重要的，是价值倡导和政策倡导。07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所强调的主题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09年度的报告标题是“克服障碍：流动与发展”，它要鼓吹的核心价值观，是“流动性”。用中国话来解释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人往高处走”。主持《人类发展报告》研究的专家们相信，各种各样的人类流动（包括偷渡），是新时代的核心特征，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认为，对于流动性，要做三项工作。第一是科学关注，第二是价值肯定，第三是政策促进。

社会科学应当认真地关注和研究各种跨越边界的人类流动。《09年人类发展报告》第一章第一页就列举了中国案例：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基本动力之一是打破城乡界限的流动。报告中还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各种人员流动作为研究上的经典范例而介绍。这个例子使我百感交集。实际上，同样经典的案例曾经长时间在我们身边发生，即所谓“偷渡香港”。从1949年至1979年期间，越过深圳界河进入香港的广东人以及全国各地的人有几十万之多，连同不成功以及被遣返的，相信应有百万。我曾在某个会议上试图表达一个观点，前赴后继的偷渡者，是促使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真正的历史设计师。结果很多爱国的领导和学者们义正词严地把我消灭了。当我看到报纸上有关于当年偷渡的报道，以及记者采访当年的亲历者，我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上好题材。同时我也后悔的不行，如果我坚持这种关注和研究，今天得个把诺贝尔奖，也是有可能的呀！

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深圳界河上的偷渡，还是当年柏林墙的翻越，以及美-墨边境的穿越，都是令他们恼火而要堵截的事情。这就证明了要有第二项工作，就是给予“人类流动”以价值肯定，而且是高度的价值肯定。太多的道理就不说了，很多人喜欢许巍的一首歌，一唱就明白：“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人类流动现象当中，有很多是“合法的”，也有很多是“非法的”。后面一部分，也包括前面中某些部分，流动的成本很高。经济代价、与家人朋友长期分离、甚至生命不保。所以，要通过政策加以保障和促进。撤除阻碍流动的各种障碍，这就是联合国专家们向各国政府发出的强烈呼吁和倡导。也因此，我这样来回答昨天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本地生活不好，如果你又很想去塞浦路斯过共产主义生活（如果有的话），那么去就是。不必为你的想法感到羞耻，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正是在流动中，人们为自己创造好生活，世界也因此更公平了一些。如果有人挡住你不让去怎么办？两个办法。简单的办法是偷渡。复杂的办法是，与联合国的专家一道，与各种可能的力量结盟，使政府改变政策，使一切想流动的人不必偷渡，就能有更加平滑顺畅的通道。

最后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这个世界上有WTO，它只做一件事，就是推动资本、金融以及各种商品的全球流动，它要求各国为这种流动撤销障碍。而这里所讲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则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推动人本身的流动，让所有人都在流动中寻找和创造更好的机会。在这个角度上，对政府的要求不同。不是要求政府去“亲资本”，而是要求政府关注人，关注人的流动，关注人在流动中的机会与福利。要帮助人找机会，也要帮助机会找人。UNDP的专家团，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与WTO相对应（不是必然相对立）的另外一条战线。

第二点是引申的思考。现实空间的公民要有流动的权利与便利，虚拟空间中的网民当然也应该如此。如果你觉得“祖国”的网不是给你自由而是给你束缚，那么你会？呵呵，我会翻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就像当年躲过边防军的狼狗，在深圳河里沉浮挣扎的老前辈一样，我的身份就成了偷渡者。所以我会特别感动于《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标题：“清除障碍：流动与发展”。它相当于新的“国际歌”：没有什么应该阻挡，人对自由的向往！

广东人把广东边界以外的地方，都称作“北方”，这一点经常被人嘲笑为没有见识。其实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沿江路一带，叫做“海皮”，意即“海边”。乘轮渡到对岸“河南”，叫做“过海”。

你可以认为广州人没有见过大海。不过，这如果是毛病的话，它是人类共同的病。人们总是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建立“自己的”地理方位与空间感觉的。没有什么东南西北，只有“对于谁而言的”东南西北。网上有过一幅“各省人心目中的中国地图”，极有创意而又足够搞笑，其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例如（大意），在北京人心中，广东省不叫做广东省，而是“潮湿难受、语言难听、遍地盗贼的地方”。在上海人心目中，香港不是香港，而是“节假日血拼目的地”，等等。

扩展一点问，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子的？它与别人的“世界地图”有分别吗？我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2009》（HDR2009），第一个发现就是差异相当巨大。我很遗憾不会制图，但我擅长出题，就出一道调查题目如下。

问题：“人类发展指数”（HDI）将所有国家分为四大类：极高程度发展国家、高度发展国家、中度发展国家、低度发展国家。问以下国家分别属于哪一类？

斯洛文尼亚 塞浦路斯 香港（地区） 巴巴多斯 捷克共和国 日本

（按照第一感觉回答，不许谷歌百度哦！）

如果你很费斟酌，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么不必担心自己的知识或者智商有问题。我也一样，纯粹凭自己感觉的话，除了日本，其他全错，而且错的离谱。

标准答案是，上列国家（地区），全部是“极高程度发展国家（地区）”。他们的排名分别是：斯洛文尼亚（29），塞浦路斯（32），香港（24），巴巴多斯（37），捷克（36），日本（10）。

“人类发展指数”统计三大项：预期寿命、教育程度、人均GDP，分别又有很多子类和细项。全部合成以后，用于标识“生活质量”或者“生活幸福”。按照这样的指数，就可以绘出“世界地图”，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加以分类和定位。毋庸赘言，这张图，与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地图，差异很大，具有颠覆性。我就没有想过，前南斯拉夫分裂后而独立出来的斯洛俄文尼亚，以及前东欧阵营的捷克，是如此“幸福”的国家，简直是more than 幸福！

我们习惯性的认知或者“世界观”是这样的，美国最好，欧洲二流并在下行通道中，中国已经崛起，属于“幸福ing”国家。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不入法眼。但是且慢！如果说，广东人关于南方北方的区分很粗糙，没见识，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不也同样很粗糙，没见识吗？

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概念下的世界地图中，塞浦路斯之流原来地位这么高。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的平衡感和优越感被打破了。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大意是，共产主义生活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钓鱼，晚上喝咖啡，与朋友交流思想，然后写一篇文章批判人类罪恶。我已经奋斗了大半辈子，离这个境界还远。但是也许在塞浦路斯，或者斯洛文尼亚，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这种生活了呢？

果真如此，我就睡不着觉了。果真如此，我就想，为什么我还要呆在这个中国，为什么不去塞浦路斯过幸福生活呢？如果那里不让我去（逻辑上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不可以偷渡过去呢？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还是说，你觉得我的想法很可耻、并发动愤怒谴责比如“我呸！还教授呢”之类？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说，人挪活，树挪死吗？

注意，这是第二道题目了。要测试的是对于“流动性”（mobility）的看法，它牵涉到地图、空间、方位的认知，也就牵涉到对于生活幸福的认知。不要百度谷歌，想想自己的回答。也许明天，我提供“标准答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0月5日发布《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按照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国排名为世界第92位。这份报告是两年发布一次的，在上一次发布的《200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排名为81位。两相比较，中国的排名下降了11位。

就这么一件事，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引发混乱。先是《X球时报》说，中国在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富裕指数”中排名后退11位。接着各报引用X华社报道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比上一个年度”上升7位，并引述联合国专家的话说，中国是进步程度最快的国家。然后又看到另外一篇X华社转引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发展指数”中的最新排名为92位，上升了7位。

我本来只是随意浏览，但是这些相互打架的报道，却使我突然警觉。经过认真学习阴谋论，提高了思想觉悟之后，我猜想，事情应当还原如下。

在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传来了中国排名下降的消息，很丧气（可能有领导发火了）。但是不可能不报道啊，也许有人出了主意，将名称改为“全球富裕指数”。这个指数并不存在，所以没有人能查到。而且，这个名称听起来给人一种比较山寨的感觉，也许事情就忽悠过去了。但也可能，终究是排名下降11位，很难听；瞎编一个指数名称，也是低级错误。于是干脆改成，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比上一个年度”提升了7位。这听起来像是说，08年的排名是99位。然而共军狡猾就在这里了，你听起来像是这样，实际上报道中一个字都没有说。事实是，没有08年的报告和排名，纯属子虚乌有，你查不到。因为报告是两年发布一次，上一次是07年的，排名就是81位。但是还有可能，自己造假终究心虚，干脆在消息来源上下功夫，改为引述外电，再弄一个什么“人权发展指数”（也是子虚乌有），但报道重点在于，上升7位，外国专家高度评价中国进步很大云云。

以上几种可能，也可能是同时出现，就是很多人同时想出不同的办法来忽悠这件事。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到处出现新闻烟幕弹。它堪比烟花绚丽，也比烟花诡异，只是不知道那些幕后操盘手，是否觉得自己比烟花更寂寞。

就算以上全说错了，我自己依然觉得收获很大。我本无心，但因此却认真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网页，并看了07年和09年的两份“人类发展报告”。看完以后，我更加BS我党的新闻烟幕弹战术，水平太次了。他们连原始材料都不看，其实走宝了，因为里头传达的信息很丰富，并不仅仅是排名。甚至可以说，排名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观念和方向，恰好符合我的口味和研究兴趣。而且有很多东西，并非对中国不利。

先说一点。“人类发展指数”将所有国家分成四大类，分别为：极高程度发展国家（今年第一位是挪威），高度发展国家，中度发展国家，低度发展国家（最后一名是尼日尔）。中国属于“中度发展国家”中比较靠前的位置，距离“高度发展国家”的最后一名，大约有十几名的距离。无论是07年，还是09年，这个大类别的大位置，没有显著变化。也就是说，无论具体排名为81还是92，可能主要具有统计意义。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基本状况没有明显变化。我相信，这更符合我们的客观认知。当然，每份报告都长达两三百页，数据也非常复杂，我并不是看得很懂，所以还说不出具体排名变化的理由在哪里。有时间的话，我要向林涛及其朋友请教一下，怎么看数据。

更重要的是，《人类发展报告》不仅做排名，它主要做的是价值倡导和政策倡导。这倒真有些话可以说，不过太长了，也许，明天再说吧。

MIT的H教授终于来访，我们一起对着调查数据，讨论了一个中午又一个下午。坏消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陷入困境了。好消息是，也许还可以指望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做了一项关于农民工状况的调查。初步分析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状况基本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巧合的是，另外一位研究者也对农民工做了调查，他们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甚至略有上升。

这有什么不对头呢？主要是跟主观预期发生冲突。要承认，作为调查者，我们有很强的主观预设：这次金融危机既然严重影响中国出口经济以及劳动密集行业，那么它当然也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状况。然而，调查完了一看数据，并不是这样啊。所以H教授要跟我们反复核对问卷设计、选点、抽样、调查员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等等，把整个作业流程翻查一遍。最后大家也只能挠着头皮说，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这就是所谓问卷调查之难。这种困局好比在人海里跟踪盯梢。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是我们要盯紧的目标。于是四处布点、设伏、对表、出击……然后面面相觑，目标消失了——没发现什么影响。

这时候需要一个决策，是否放弃预设。既然数据表明没有影响，那么就承认，“客观上”就是没有影响，事情不就完了吗？知道了没有影响，也是一项知识。为什么没有影响，可以另作解释，比如我党英明什么的。

问题在于，“真的”没有影响吗？H教授要求，在这个节点上，必须排除“幸存者偏见”（survival bias）。这的确是个重要提醒。我自己专长本不在于定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概念，但是知道了以后，我觉得它很重要，很有启发。它的意思是，金融危机发生于年初，而我们的调查时间是7月份。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凡是受到影响的，已经走了。能接受我们调查的，都是“幸存者”。他们的情况，只代表了整体农民工的一个方面，所以只能是“偏见”。

但是要记住，在这里的“幸存者偏见”，依然只是假设，仍然需要得到证明。这意味着，需要补充数据，甚至需要补充调查，同时需要有其他的分析技巧，来证明此前的调查数据中确实包含了“幸存者偏见”。同时找到新的线索重新发现目标，也就是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到底藏在哪里。

我忽然想起了电影《风声》—— 两天前刚看过，此时脑海里仍然有风声大作。黄晓明把周迅李冰冰张涵予等一干大腕关进古堡，切断退路，这个策略是对的。虽然“看不见”老鬼，但绝对可以肯定，老鬼必在其中。黄晓明功亏一篑，那是因为他是侵华日军，多行不义必自毙 —— 不过这扯远了。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策略与《风声》类似，或者更公平地说，与二十年前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列车谋杀案》等等类似，就是将各个关联要素一起拉到一个“封闭”环境中，然后一个一个分析。

风声中的古堡，尼罗河上的游轮，东方号快车，都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也是小说家的构想。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却没有这种便利。即便鲍曼说我们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即便福柯将社会当监狱，也还是要问，怎么去包围要捕捉的对象目标呢？基本上，这是靠概念、方法、分类与逻辑，这些是科学研究的工具。通过概念逻辑的编织与展开，可以廓清边界。将概念逻辑看作“透镜”或“通道”，可以显示出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好，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概念和逻辑，穿越“幸存者偏见”，去寻找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它涉及到Guo家机密，不方便说了啊。可以透露的是，不会去查找失业的农民工，追踪到他们家乡去调查。因为经费见底，没钱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