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是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这是全球治理的两难。

 

        我觉得这是讲到了点子上的精当之论。我的理解是，许多国家依赖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使经济力量在全球范围打横走，穿透了国家的边界。由此产生许多问题，比如汇率、贸易纠纷、全球气候变暖。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国家之间的自愿合作。但是国内政治却使国家之间无法合作，因为国内政治讲的都是另外一套。学过一点博弈论的就知道，不合作的博弈，一定结局不好。因此，国内政治不改变，全球气候问题一定解决不了。全球资源相当于一块公共草地，国家从这里得到好处，但也正是国家，使这块草地的状况恶化。所以，全球层面上正在出现“公地悲剧”，全球治理的失败，责任在国内政治。

 

         据说好的研究应该是足够性感又足够暴力的。性感就是有联想空间，让人浮想联翩，想入非非，灵感如泉涌，浑身有冲动。暴力就是有足够的批判性和冲击力，给你当头棒喝，让你眼冒金星，弄不好还要大叫一声，既生瑜何生亮，然后昏死过去。

 

         如果国家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好的，这个观点是不是足够的性感和暴力呢？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国情”使我们特别难于面对这种性感与暴力。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越来越多的超越了国家的组织名称和概念，用中文也是很难表达的。比如，“G-8集团”，可以写，可以看，却没有办法用普通话读出来。我一直有兴趣想听听播音员是怎么读这个名词的，始终没有听到。我还一直希望中国赶紧加入，使它尽快成为“G-9” 或“G-10” 之类，免得老看到类似“G－8应给中国一个位置”之类的新闻标题。

 

          Ngok教授告诉我，中国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鬼佬最近想出来一个新名词概括中国的体制，叫做“Communist Party-Industry-Deal”。这是一个几乎没法翻译的词，因为它不是从传统的“国家”（state）的角度来描述的。英文讲“Big Deal”可以指“没什么大不了”，而罗斯福的“新政”叫做“New Deal”。总之它的基本意思是，共产党与产业之间的“Deal” ，也许这个词将会和“Nation State”一样，将来专家们会对它的内涵争论不休。但不管怎么样是不能翻译成“我党－产业－抱抱团”之类的。

 

         考虑到这个词可能重要，我主张一种简单译法：“党－产－丢”。它是什么意思随你定义。只有一个禁忌必须严肃警示：最后一个字，不可以用广东话来读，尤其不能压低声调拖长了发音来读。

 

         

      

 

 

        放假了，孩子从北京回来，我去机场接他。去之前先找个地方吃顿饭，而手头有一本刚买的书，囫囵吞枣翻了几章。吃了什么不记得，只记得脑子里塞了一堆什么“差异政治”之类的概念。

        好不容易见到儿子晃晃悠悠走出来了，却令我大吃一惊：他怎么弄成了这样一个发型啊！头发很长很长，远远突破极限，蓬蓬勃勃四处蔓延就像离离原上草，却又毫无章法，懒懒散散地垂下来，遮去了半边脸。且惊且喜见了面，温存一番，不在话下。只是我心里暗暗叫苦：天啊，人家张艺谋玩黄金甲，你这是玩什么呢？跟我玩“差异政治”？还是“身体政治”？这到底是什么风俗，哪个朝代兴这么玩法啊？

       我跟他说，你这看起来像个流浪汉。儿子嗫嗫嚅嚅地解释着，总是不得要领。回来后追问了几次才明白，这是和同学一块儿去理发，被发廊掏去二百多元，就弄成了这一款。不过看他如此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发型，我也不信他是纯粹被动。二百元不是小数，不过比起张艺谋，这样玩法还算便宜，所以我也不追究了。

        很奇怪的是，跟别的人讲起，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比我宽容。至少听到两个人说，孩子读大学第一次从外地回来，走到跟前都没有认出来，就是因为头发变了。而WF跟我透露了一个秘密，要想在自己脑袋上搞点惊人之举，大一大二是唯一合适的时间段。他说，我就猜到，你孩子回来，不可能没有变化。

     而S先生教导我，从孩子跨入大学的第一天起，你就管不了这么多啦！连我父亲都说，他将来要飞的。我摸摸孩子的头发，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孩子大了。以前我曾经专门花时间训练他不要一上街就紧紧拉着我的手，要放开我的手自己走。现在呢，他的爱好和选择，已不是我能够一字一句教的啦。

         呵呵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揪一揪他的满头野草说，你爱show 给谁看就赶快show 一遍，然后还是把它剪短了吧。儿子含含糊糊、哼哼哈哈，只是冲我一笑。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不过我也有杀手锏。你要是敢不剪，我就……我就……也留一头乱草一样的长头发,天天在你眼前晃，看你受的了受不了！

 

   

         元旦前后，S先生的主要话题是准备回陕西老家过年，于是免不了讲到春运的火车票价。我郑重答应说，我要为你写一篇文章，呼吁铁路春运不涨价。

 

         可是那天翻开报纸一看就傻了眼，铁道部宣布春运不涨价，以后也不涨。这么说，文章是不必写了（可是我的稿费啊，555～～～）。很奇怪的是，由此并不产生什么快感，相反地倒是疑窦丛生。有关部门不是正为涨价方案做准备，并为怎样应对民意而挖空心思地想高招吗？一夜之间180度急转弯，怎么会如此突兀呢？

 

         跟踪观察了几天，发现群众眼睛雪亮，人民所见略同。大家的意见是，不涨价本身是好事，但是这种决策方式明显给人感觉专断，一股子予取予夺的味道，反让人多一层隐忧。今天可以莫名其妙地得到好处，明天就可能莫名其妙地遭受损失。

 

        我坐下来静心一想，反倒乐了，这是天上给我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啊。我讲了很多课，要推销的核心概念是“政策过程”，它不同于“政策内容”。在一定的学术框架下，这是不难明白的。但却很难找到一个中国案例，足够清晰易懂老少咸宜，使人明白“政策过程”意味着什么，它与“政策内容”有什么分别。现在好了，春运票价的悲喜交集，正是我需要的案例。

 

        火车票不涨价，铁路部门自己承担额外开支，这是“政策内容”。但是，这个内容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其中的过程是不清晰的，神秘的，封闭的。等于说，给你好处，但是怎么给，给多少，给什么，啥时给，一概神秘莫测。这种好处，类似“嗟来之食”，你高兴吗？所以政策过程比政策内容更重要。不清楚这个过程，下次碰到类似情况，你还是不清楚怎么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更不知道能不能争取到。好比下棋，赢棋是你要的内容，但必须是在公开而按照规则的下棋过程之后，你的赢棋才是真正的赢。

 

        政策过程的高度封闭和神秘化，恕我直言，是引发“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源。如果政策过程是开放的，是可参与、可干预的，那么不论政策是什么，你都可以相信它是可以讨论、可以调整、可以改变、可以推翻的。如果这个过程是不可知的，那它就是可怕的。如果可以突如其来地做好事，同样也就可以突如其来地做坏事。

 

        使自己高高在上威严莫测，用中国老话说是“作威”。抛出一项政策给一点甜头，是“作福”。春运票价案例的总结就是这四个字：作威作福。        

 

       早上9点不到，电话铃声把我吵醒。对方自称“人民日报出报社”的，说是出版了一套有关我党的纪念文集，听说我有兴趣，请求核实一下具体地址，这就给我邮寄过来。我赶紧设法让自己清醒一点，对方又滔滔不绝说了一通这套大型纪念册如何珍贵，已经有很多教授定购了等等。我打断说，明白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最好跟我的办公室联系一下，秘书们会告诉你怎么办。对方也痛快，那么老师您暂时不要的话，我就先寄给另外急着要的老师了。我说别啊，你给我留着……对方挂了。

 

       原来这是一个骗子，还是个女骗子，声音相当甜美。我坐下来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想起前天曾有人敲我的门（现在很少有人不按大门的门铃就能上来的），我开门一看，对方报了一个公司名称，说是市场推广，可以免费帮我清洗抽油烟机。我拒绝了，关上门，然后也发了一会儿呆。现在看来，那也是一个骗子。还是个女骗子，相貌相当甜美。

 

      鲁迅说过，如果要在跳蚤和蚊子之间挑，他宁愿选跳蚤。跳蚤想咬人就咬，一声不吭，何等老实。蚊子咬人之前，却要长篇大论地“嗡嗡”一通，比较虚伪。但如果跳蚤相当于小偷，蚊子相当于骗子，那么我觉得还是骗子好对付一些。上次小偷在饭店里偷了我的电脑包，几分钟之内，令我损失过万，一点脾气都没有。至于骗子嘛，总还是有点回旋余地和反应时间。如果真的上了钩，那只能自认倒霉了。

 

     最有喜剧色彩的一次是这样的。两年前我的办公室在一楼，门口朝走廊打开着。一哥们从我门前匆匆走过。在闪过去了的一瞬间，忽然停步，相当夸张地向后半仰身子，冲着我说，哎哟教授，都这会儿了还在办公室哪？哎呀，最近很忙吧？我赶紧站起来说，你好你好，脑子里拼命搜索记忆，这么亲切熟悉，是我教过的哪个班上的学生呢？这么一想的功夫，哥们已经大大方方走进来了，又递烟又干啥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人是谁，只想起社交礼仪上的规则，应当尽量交谈，努力寻找回忆的线索，还要不动声色什么的。于是我就说，是你很忙啊，都在哪里升官发财呢？还好，他没怎么绕圈子就直奔主题了：你看这个鬼天气真是冷啊，我刚好带了两床丝绵被来看老师，要不送给你试试？很便宜的啦。这下恍然大悟了。忘记了是谁刚巧这时候走进我办公室，我赶紧说，你看咱领导来了，他昨天还嚷嚷说晚上被子不够暖，你送给他正合适。

 

     每次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听，没有不哄堂大笑的，主要是笑我还猛把人家当学生。其实说起来，也有几分佩服那个家伙。虽说是个介乎推销与骗子之间的角色，毕竟手段温和圆润，而且熟悉学校，懂点心理学，知道老师认不出学生时的那一尴尬，正是他的机会。从门前一晃而过后，又半仰着身子向后打招呼，可能是他专门练习过的绝招呢。如果跟赵本山学学，没准能够登大雅之堂，认真“忽悠”广大人民群众呢。这世界人人境遇不同，有人的确谋生艰难，不说也罢了。

 

     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喜剧收场的。去年冬天，我接待一位相当重要的客人，说好了第二天早上我请他们“饮茶”。不料在我到之前，客人竟然被骗子骗去另一个酒楼，而且把手机骗走了，里头有重要的电话号码。同行的另一人给我电话，我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找到他们时，唯有面面相嘘。我一个劲地陪不是，叫他们立刻往家里和单位打电话，避免连环受骗。

 

     这是我最尴尬的一次经历了，比自己丢了东西还难受。从此领教了骗子的厉害，不能不承认，对外地人来说，多么容易受骗。因此不开玩笑，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偷和骗子们都知道，过年前，人心浮动，正是上下其手的大好时机。但是忙于正事的人，难免有顾及不到的时候。建议公安局向气象局学习，也挂个黄色风球或者黑色风球之类，表示盗贼密度很高，请捂紧钱包，慎防“人财流动”！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读报若有了感想，最好是赶紧先记下来。

 

         美国《纽约时报》介绍了一项研究成果：长寿与教育有关。大量的数据分析表明，上学时间越长，寿命越长。因此,决定寿命长短的关键变量，是Schooling (上学)，而不是别的东西比如基因或抽烟什么的。这当中的分析方法和过程不能详述，建议有兴趣的登录《纽约时报》网站，免费注册的。找“A Surprising Secret to Long Life”一文，两天前的文章，一定找到。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一期有一篇对谢启大的采访，值得一读。 谢启大何许人也？她曾是台湾的女法官，台湾新党的总召集人。她曾指控李登辉的太太曾文惠私运8600万元美金去了美国，曾文惠反诉她诽谤，法院判谢败诉，结果她坐了三个月的牢。

     

         本来年底前心里就想着，把手头那些破事儿忙完，就为自己的博客好好写一篇。于是挖空心思找感觉，2006年有哪些酸甜苦辣呢，2007年有什么美好愿景呢？可是总觉得思绪飘忽，抓不住什么。到了元旦，干脆什么想法都没有了。看来不能硬性给自己规定任务，规定了也白搭。此外呢，有一种担忧，觉得自己很容易被掏空。没有新思想和新生活的充电，感觉很苍白。由此还深刻意识到，一个人要持续不断地前进，是很难的事情。即以写文章而论，不断突破自己，不断有所创新，当然非常好，但是几乎不可能。即便长期而稳定地保持某种水准，也是很难很难的。

 

         太难的事情就不勉强，所以我的新年愿望是，easy 一点，slow down 一点，慢慢地看一点书，慢慢地思考，也许这样能够慢慢地积淀出一些东西，于是就慢慢地有所提高。不过，好像这个愿望的实现难度更大哦！

 

         不管怎么样，凡事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所以我就在家里慢悠悠地过新年假期。小侄女前段时间从新西兰回来度假，今天下午又把她送到机场飞回去。看她说话做事一副柔柔细细的样子，我很疑惑，你怎么能在外面的世界跟人打拼呢？她说新西兰就是这个样子，那里的人做事情都是慢慢来的。呵呵，当今世界还有这样的好地方？我开始激动起来，心中思忖是否应该往那儿移民。

 

        不过还是不急吧，慢慢想清楚了再说，于是回到家里继续慢悠悠地过。最大的乐趣之一是打开手机，看各位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朋友们发来的各种短信。我一直相信，以手机短信互相问候，实在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亚文化”。其中有原创的，有定制的，有转发的，种类繁多，乐趣也很多。这不，有端庄的，有诙谐的，有客气的，有亲昵的，有情深的，有意长的，有文雅的，有俗气的，有正经的，有恶搞的，有带颜色的，有不带颜色的，有健康的，有亚健康的……呵呵，还真是归纳不完。我的感觉是，今年这些短信的总体水平有所下降。所以说，保持水准是不容易的。但是还是有一条，让我眼前一亮，忍俊不禁。我因为技术太差，节奏又慢，人又懒，不能一一回复所有问候。干脆把这一条抄下来转赠各位，表示我其实非常感谢，非常在乎。请记住了，读这一条的要诀是，必须慢慢地读：

 

        —— 在乎你的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你是否在乎在乎你的我，我在乎的你是否和在乎你的我在乎我在乎的你一样在乎在乎你的我。我就不信花一毛钱整不晕你！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