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

世事繁杂诡异，不学习，很容易迷失方向。今天简单学习了一下，马上长见识。有谁知道金融泡沫有没有性别之分？答案是有，而且性别为男。跟小沈阳一样，纯爷们儿。这是经济学家们最近研究出来的，道理如下。

金融泡沫是因为有些国家比如中国储蓄太多。储蓄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但这不是全部。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持续大幅升高，主要跟性别失衡有关。由于重男轻女，“剩男”太多了，导致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有儿子的家庭为了保证能够娶上媳妇，基本策略就是多存钱，提升竞争力。研究发现，凡是性别失衡而“剩男”多的国家与地区，储蓄率都非常高。太多的钱要找出路，都去买美国资产，于是成了泡沫。

所以说，这个泡沫是男儿身。自古都说“红颜祸水”，却原来须眉才是祸水。NND经济学家怎么不早说呢？我家就养了个儿子！难怪我一直只存钱不花钱，原来根子在这。认识到这一点，还真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啊。

不仅如此，《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刘罡（我喜欢他的文章）还加多了两点发挥，见解非常独到。一个是，政府最近怎么忽然想起要装绿坝呢？另一个是，巴东的那个黄德智为什么如此穷凶极恶呢？要点在于性别失衡。经查，黄德智性别男，年龄39岁，要命就在于婚姻状况不详！于是一切都可以明白了：色狼误国啊！设想一茬又一茬的剩男都成长为色狼，个个心神不宁，满世界幽幽地转，随时要爆炸，那将是个什么世界？所以，绿坝一定要装。

这启发我想到一点，近来好像宗教政策有所放宽，学佛的人多了，会不会也跟性有关？由此又想到一项政策建议。何妨加大力度，广建寺庙。警察多了，小偷就少；城管多了，小贩就少。同样道理，和尚多了，色狼就少。和谐社会，从此指日可待。

到此为止，还有一项信息比较怪，无法解释。新华社电视进驻开心网，将自己注册为“性别：男”。男的已经够多够坏的了，怎么又冒出一个男的？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如果都绝口不提那段历史，历史在哪里呢？它在人的记忆中。罗京之死，牵动的正是记忆。而这段记忆，必须加上两个名字才完整。这两个名字是杜宪和薛飞。

那一夜，央视《新闻联播》出场的是杜与薛，不是罗。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一切的一切都归于长久的沉寂后，是央视的紧急播出节目。杜宪一身黑衣，不施脂粉，神情凝重，念了那段新闻。她用明显低沉喑哑的声音，念了最后那句话：

“X月X日X时，…………清场完毕。”

这是一字不能改的新闻稿，这是国家意志表达，这是播音员的工作。没有问题，谁不明白呢？但这绝不是一切。你听寂寞在唱歌，你听声音在表达。人人都听出了“讣告”，人人都听懂了她的心。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现在回头看，她的低沉声音是拐点，一个信息传播的“密码化”时代，由此开始。

如果还能找到音像资料，它应是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之一。在当代的“声音史”上，杜宪这一句低沉播音，创造历史新高。唯一能与之比较的，是再往前四十年，在同样地点的那一声尖利高亢：“…………成立了！”

从那以后，《新闻联播》不再有杜宪和薛飞。它开始了另外一个时代，其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就是罗京。如果说，上面那句话，是杜宪的告别辞；那么，下面同样著名的一句，就是罗京的开场白：

“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那些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吗？”

这也是播音员的工作，没有问题，谁不明白呢？区别只在一点，在他的字正腔圆中，我听不到他的心。因此，我个人不喜欢罗京，或者说不欣赏。几乎从那时候起，《新闻联播》就从个人生活中淡出，甚少再看。我开始有自己的见识和知识了，我意识到自己在成长，不再需要听他字正腔圆读新闻了。

可是我也不主张批评罗京，不必要，也没有资格。他不做，就会有另外的人，事情都是一样的。那么重大的历史，不能让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负责。他的离去竟然在时间上如此巧合，带出无法解释的诡异信号，这是他最终在说什么，要我们听什么吗？如果这是他在发出密码，而我们实在无法解码，实在听不懂，这毋宁说是大家的不幸吧。还要承认，他终究在淋巴癌面前表现勇敢，令我不无唏嘘。回归个人的生命原点，我还是愿意向他道一声安息。

20年过后，一切都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历史没有按照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意愿走，但是，它的的确确又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是拉康信徒，也许会看到无所不在的“大他者”吧。但是我在纷乱的思绪中，想到的是相反一面。

可以把杜宪和罗京看成符号，符号解码后，其实是自己的内心中的两面，或者人性中的两面。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一对镜子，分别映照出自己的两面。一面是抗争的，一面是妥协的。激励抗争的理想如杜宪一般，美丽光彩，而选择妥协的理由，不正像罗京那样，正统平庸吗？我喜欢杜宪，是喜欢“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她宛如女神。我不喜欢罗京，是讨厌自己身上的懦弱、妥协、无为与中规中矩，仿佛一个小科长。

我时时想抗争，但是分分钟变成妥协。我高尚，但是平庸；我另类，但是规矩；我是教授我也是野兽，但只是温温顺顺的那种。一句话，我杜宪，但是罗京。

典型的例子是，昨天我在百忙之中心神不定，因为手机上好几条短信说有急事找我，请务必接电话。我完全明白这是谁的电话，为了什么“急事”。电话是必须接的，我先装傻，然后辩解，然后抗争，但是准备好的所有理由全都苍白无力。最后只能是，我妥协，我放弃。

所以我无法批判体制，只能批判自己。我唯一能做的，是把这种情况上升为理论，起个名字，叫做“杜（宪）— 罗（京）人格冲突与融合模型”。英文我也想好了，就叫D-L Dilemma。以此申请专利，给自己弄一点钱，老老实实过平庸日子吧。但是希望，20年后，有人能够挣破这个局。

巴东县公安局的“5·10案”立场和视角
何三畏
　　如果有一个地方的公务机关向公众报盘，称自己“一以贯之地秉承‘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基本原则”，你能不赞叹这里的人民生活在法治的天堂里吗？
　　这里就是湖北省巴东县，这样表扬自己的是巴东县公安局。
     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在发布关于“5·10案件”的案情公告时，附带有“几点说明”，第一点第一句就这样劈头盖脸给自己灌了一剂甜言蜜语迷魂汤。
　　可是，5·10案是一个自我表扬的机会吗？如果这些自我表扬都是真实的，岂不应该掀起“全国公安学巴东”的新高潮，却怎么会酿成震惊天下的5·10案呢？
　　当然，你应该体谅一个基层公安局，突然成为全国的焦点，需要向全国公众喊话，但平时没有这方面的操练，其话语系统不支持“公众会话”，自觉不自觉就把平时“一以贯之”的“汇报材料”的套头语，抄到这个面对公众的文本里来了。
　　然而，巴东县公安局并不觉得5?10案跟上述冠冕堂皇的大话有什么矛盾。
一、“5·10案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告诫媒体和公众，“从整个情节看，这确实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对于公众的惊谔和愤怒，表示“我不知道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南方都市报5月22日报道）。而这正是巴东县公安局的统一认识。
　　可是，这样看待5·10案，既不政治正确，也无德良心，还不符合事实。黄德智、邓贵大和邓玉娇能够在一个公开营业的色情场所“相遇”，这“很普通”吗？如果这里没有一个环境，一种小气候，如果不是邓贵大似的“客人”养成了骄横拔扈的恶习，敢于在营业场所以武力和金钱胁迫色情服务，能有5·10案吗？
　　你可以说，这是普遍的现实，公开经营色情行业的并非巴东县，你只不过是跟其它地方一样，奉行了放任的，或者难免有所“沾染”的潜规则，公众也不必苛求巴东县之一时一地；你还可以说，公务员成为色情消费的主流，也是你们无能为力的事；甚至你们自己成为色情行业的“消费者”，也在公众的“理解”范围。但是，作为公安部门，你们是否“从实际出发”，去“过问”了一下色情行业里的性服务人员，那些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的女子的人权状况？或者“警告”一下老板“加强管理”，出了事情“大家都不好说”？
　　从保一方平安的公安局长应该具备的素质来说，你应该有能力联系社会现实，联系政治经济环境，并把握法律的基本原则，综合地考虑你的职责。你还需要有视性服务人员同样有平等人权的怀情。从而认识到，5·10案不仅“很不普通”，而且你们正是应该负直接责任的公务部门。在5·10之后，你们需要对巴东县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合理的交待，局长本人应该本着公务员的基本道德，向公众深深地鞠躬道歉，请求谅解。怎奈你们却统一咬定“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此外，杨局长也应该理解5·10案被“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首先，它不是公众“弄复杂”的！它本身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又因为你们对它的认识让公众感到担忧，因此显得更加复杂。
　　并且，5·10案件还触动了人性中最敏感的层面。人们都渴望生活在文明的环境里，但是，他们看到，在一个乡镇，一个本是民俗敦厚的熟人社会，两个醉醺醺的男人来到色情场所，见一洗衣女子就要强求，人家声明，拒绝，逃避，都不能幸免。两个父亲般年龄的公务员，对一个二十一岁，正在梦想爱情的贫民女子，有暴力胁迫（如“推坐”），有金钱侮辱（如“搧击”）……这不已经构成了千百年来流传的，“女子抗暴”的经典悲剧的所有要素吗，在民间传播的故事和戏曲，不正是颂扬这样的故事吗？在自古以来的传统教养里形成的女孩子的正常心理，在那种无助的情况下，不都是要不计后果地反抗吗？反过来说，一个女子如果服从了，她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她的青春的梦想就断绝了吗？
　　同时，在这个案子的黄德智、邓贵大也几乎全面符合这类传统悲剧的反派嘴脸。诚如某种市井间的评论所说，邓、黄之流的流氓行径，不仅女人恨，男人恨，而且“流氓恨”。或者如香港同胞的报纸上的标题，叫“烈女杀淫官”。“烈女”和“淫官”都是文化概念，但是，你能说它用在这里不准备吗。这样的案情，不是你想引导人们认识它普通，它就能普通的，它确实“很不普通”，它可能还有希望以文艺的方式流传。
二、“客人”的立场和视角
　　观察巴东县公安局在5·10案中的表现，你会发现他们是以邓贵大、黄德智的视角和立场处置和表述案情的。
　　案发后，警方立即把邓贵大“搧击”过邓玉娇的“头、肩”的四千块作为遗物给了邓的妻子！而邓妻则给“随身揣四千块钱”的丈夫一个“他随时要打麻将”的理由，我并不在意这种解释的合理性，我的问题是，如果警方以公正的立场，把邓贵大看作同一个案件中的当事一方，而不仅仅是“受害者”，至少应该把它作为重要物证固定下来。有一天，或者法庭上需要它来告诉法官，它是怎样“搧击”了一个捍卫贞操的女子的尊严。
　　接着是巴东县公安局的第二次公告，即5·18公告。这份公告以邓贵大、黄德智的单边角度来叙述案情的。它的“主语”就是邓贵大、黄德智。文中充斥“黄误认为”和“黄认为”之类的心理描写！直接为“强行要求性服务的”“客人”代言。
　　我不认为公安部门的案情文书中，需要像现代小说一样，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认定其中一方的心理活动的真实性，同时，对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整个挣扎和逃避攻击的过程中内心的剧烈冲突，则付诸阙如，不作对等呈现，和相互印证！
　　这里有必要引述公告原文，但限于篇幅只好略去，这里直接分析公告文本。而网络上很容易搜索，有兴奋的读者可以搜索对照。公告跟在黄、邓后面观察案情。用黄“误以为”，“黄认为”作为“见一位洗衣女子就开始强行要求性服务”的恶行的状语。用“口角”和“争吵”这种描述对等关系的中性词，来掩盖“强行”——公安方面应该比谁都清楚，一个女子在两个男人明确的强行性要求威胁下，从一间屋子逃避到另一间屋子，这到底该叫一方的“强迫”，还是双方的“争吵”？至于“搧击”和“推坐”等语言选择，是人所共知的了，此处不论。我注意到，在整个公告的叙述里，只有这两个动词成为惟一的身体接触。如果这是真的，黄、邓二人真是天下最文明的“客人”，而邓玉娇则是最“故意”的抗暴女子了。
　　在整个过程里，作为被动、弱势一方的邓玉娇的主体性被模糊，她是从黄、邓二人眼里被观照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公正的叙述中，应该由被动的弱势的一方“主诉”，而由攻击的一方的说法来对衬。例如我们这样叙述：邓玉娇正在洗衣服，两个醉酒的男人突如其来，直接提出“性要求”……显然，被动、弱势一方的处境更有接近真实的价值。而黄德智的“误以为”则毫无价值，如果承认黄的“误认为”的合理性，那就等于说邓玉娇的存在本身有错！
　　律师会见邓玉娇后得出的结论是，她思路清楚。为什么公告里没有她主诉的角度？在公告里，两个饮酒过量寻性而去男人的被格式化成标准的“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的“客人”，他“合情合理”，“不合理”的地方，有“误会”来补足。在这种情况下，女子杀人，就成为“故意”的了。所以，我称公告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男权的角度，另一个是强权的角度。
　　公告里还出现了两位女子“上前劝解”的情节。这应该不是“劝”两个正在强迫邓玉娇“提供性服务”的男人放手（她们敢么？），而是“劝”在被控制状态下的邓玉娇“服从”、“服气”吧？此情此景，这也只能增加邓玉娇的无助、绝望和反击的决心。可是，在公告里，这个情节似乎是隐隐指向邓玉娇不听“劝解”的。
　　以这样的立场和角度叙述的案情公告，除了显示公安方面自觉不自觉地为黄德智、邓贵大之流背书，显示公共立场的偏废，对于一般受众，有可能造成黄、邓二人是“合理的”，而邓玉娇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偏执的”效果。
　　然而，在任何案件中，公安都不能选择立场，它有一种立场，即公共立场，公安站在任何单边的立场表述案情都会令公众感觉深深的不安。细究5?18和杨局长的谈话，让人觉得目前公众对邓玉娇案的公正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三、公安局长心里的“异性洗浴”和“性交易”
　　当记者问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先生，“异性洗浴”的概念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那就是异性洗浴呗”！接着，他又说，“也许很多人理解为色情服务，性交易。但是这个案件当中，交易还没有发生……”
　　可以想像，一个基层公安局长对社会的熟悉和行事的方式，有许多超出普通公众的直觉经验的范围。杨局长回答记者提问的话，字面是不好理解的。但是，杨局长当然知道“异性洗浴”是怎么回事，只是他不说。但是，根据杨局长的谈话，和相关的观察，我倾向于对“异性洗浴”是可以作任何解释的“性服务”。
　　最后，我领会一下杨局长关于“这个案件当中，交易还没有发生”的说法。我觉得，面对5?10案说这个话，是令人寒心的。
　　杨局长一定要明白，在这个案件中，前提就是没有“性交易”，它不可能“完成”，邓玉娇是不出卖性的。这里是一个“强迫”的关系，或者“强迫交易”的关系。局长这个话，仍然有黄德智的意味，似乎在那里，没有不可以交易的性。看来局长还没有记住邓玉娇是怎样成为“烈女”的。这一点局长要牢记，下次一定不说偏了。另外，我们不知道，局长先生是否承认，根据对强奸的某种定义，就算是按字面理解的“异性洗浴”，只要是强迫，也应该构成强奸？
（20009-5-26）

5月12日，地震一周年祭，我在成都。与这一天很多高级别的官方典礼相比，我要参加活动很不起眼。四家NGO在彭州龙门山镇联合开展一个社区重建项目，名曰“新家园计划”。他们选择这一天，为亲手建设的社区活动中心举行落成典礼。我来的目的，首先是高尚的：向在这里坚持了一年的志愿者们表达敬意，帮忙撑一撑场面。其次呢，也是俗气的：就是想在这一天，亲眼看看四川。

那么看到了什么呢？两个字：“巴适”。这是四川话，意即安逸、自在、闲适。这的确是我们此行所有人的共同感觉。在龙门山上的社区活动，基调也是欢快与热烈。我们还抽空跑去看了小鱼洞大桥的通车典礼。大桥是当地的交通枢纽，去年今日此时中，被震垮在白水河上，远看就像一个大写字母“W”。之前盛传总书记要来参加典礼，结果不是，而是去了汶川的映秀。客观上，就是放了我们的飞机。不过，当地群众上万人参加了通车典礼并步行“踩桥”，一派喜气洋洋，场面就像热闹的集市。

我们在一起讨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这个城市应有的表情？悲伤？坚强？乐观？

谁也给不出答案。甚至换一个问题，你本来希望看到什么表情？也没有答案。我来之前，到底想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越想越糊涂了。

当然我看到的非常有限。不过，消息无比灵通的记者告诉我，成都的“欢乐谷”，当天的进场游客超过12万人。乍听之下，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懵懵懂懂问，什么是“欢乐谷”？呵呵，“欢乐谷”就是游乐场啊！进去干什么呢？当然是玩耍游乐啊！

虽然我说不清楚来之前究竟以为会看到什么，但还是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成都人敢在这一天去游乐园，这种“巴适”劲儿，也真够绝的哈。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事情就是有它自己的逻辑。归根结底，人家要过自己的日子，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给他们写剧本。

友情客串，和xh再赴四川，到什邡市红白镇的红白中心学校，当了一天的“志愿者”。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项目从发起、策划到具体实施，都是朋友们做出来的。我只是“搭便车 ”，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不过很高兴能以这样的方式过一个劳动节。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机会，亲眼看到了去年地震中多次被报道的红白学校——它已被地震摧毁，现在学生们在板房中上课，9月1日将有新校舍。

我有三点表面观感。第一，孩子们在课堂上的活泼与回应性，超出我的想象。但也可能是我没有教过小学生和中学生。第二，大量的社会资源正在向灾区灌注。这指的是企业、基金会、志愿者等等的资源，以多种渠道进入灾区。撇开细节，宏观而论，民间社会的首倡能力与资源供给能力，正在显露，而且有长足进步。第三，行程中每每听说，还有“更惨的”地方外界知道不多。这说明，资源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仍然有隐藏不露的Gap，关键问题还是“瞄准机制”与“输送渠道”。

我虽然没什么能力做事，但还是有点能力分析。纯粹作为备忘，记录两个想法。

首先，这个项目具备良好的基础要素条件，可以形成“治理”格局，即多中心合作的格局。以初步搭建起来的框架来看，有希望在基金会、志愿者、学校、政府部门、以及地方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不过，其中一些环节可能会很脆弱。更重要的是，缺少强有力的项目执行人将各种要素有机地串连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高素质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型人才，是最大的稀缺资源之一。

其次，这个项目的愿景比较高端，目前动员出来的人，层次不低。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很容易显得有优越感，会不自觉地居高临下。我已经正式建议，应当有一个志愿者教育环节，纠正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愿意志愿性地提供服务，但是目的不是使自己高尚化。怎样使自己的服务真的符合对象的需求，倒是我们需要学习。当然，也只能在行动的过程中学习。

前天的学术午餐会，演讲者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我慕名去听。阿刚说得对，让人惊讶的一点是，费约翰是澳大利亚的学者。一个美国的基金会，首席代表不是美国人，而是外国人，这是什么精神？呵呵，这大概就是非政府精神吧。事实上，费约翰的演讲主题就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他所代表的福特基金，本身也是非政府组织。

按照费先生的观点，中国的社会结构有深厚的NGO传统。换言之，NGO不是舶来品，而是国粹，或曰国宝。我立刻联想到，其实“兽首”才是舶来品。而费先生敢做此断言，盖因他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有大部头著作。像这种中国专家，通常比我们中国人知道自己的事情还要多，起码是多一种不同的角度。这也是很让人惊讶的。

一次讲座，两次“受惊”，很可以了。但还不仅如此，more than讲座的是，费先生还送了一本自己的著作《唤醒中国》。这本书写于1996年，2003年翻译成中文，三联书店出版。我也不客气，从阿刚手里要过这本书，先看看再说。

500多页的大部头，一时半会看不完，不过我已看清楚了他的主要意思，应该说是很棒的观察角度。“唤醒中国”中的“唤醒”（Awakening）是关键词。简单归纳，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百年中国史是一部唤醒史。从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开始，中国的士人精英们逐渐接受了“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他们相信，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不够进步，迫切的任务是要唤醒民众。

其次，唤醒需要一种清晰明确的集体认同或者集体身份为前提。精英们从不同角度大量写作，由文学写作而政治写作，终于“书写”出了一种在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于是，当一个人昏睡百年，苏醒过来，仰望星空时，他会找到自己的心中北斗：我属于中国，我是中国人。

再次，唤醒工作还需要讲述一个故事。所谓“故事”，意思是一种简单明了的，有普遍解释效力的因果关系模式。对于唤醒来说，效果最好的是“沉沦故事”。它的基本情节框架是：以前曾经辉煌，后来坏事了，竟然沉沦至今。赶快觉醒，赶快行动，还能进步，还有救。否则，必将堕入深渊，万劫不复。

最后，需要唤醒，也就预设了：（1）总是有先觉醒的人，他们是“先锋队”或“积极分子”；（2）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才能唤醒落后的民众，这样的宣传，同时就是训导和教育。

一个重要的补充是，费约翰这本《唤醒中国》，在历史文献挖掘方面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国民党宣传部早期历史的研究。研究表明，设立宣传部是一大发明。在国共分裂之前，青年毛泽东接受汪精卫的任命，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一职约8个月时间，那一段，是宣传部的工作业绩最辉煌的时期。这段历史，过去甚少为人关注。费约翰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开始显露他在“一个政党，一种声音”方面具备大师级的才能。

讲述一个“沉沦故事”而唤醒大众，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启发。中国的每一次“危急关头”，都靠这种“沉沦故事”而推动转折。比如，文革的发动就是“沉沦故事”：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党夺权！又比如，改革的发动也是“沉沦故事”：四人帮祸国殃民，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由此推论，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原来的沉沦故事都失效了，但是新的故事还没有编出来。最大的希望在于，有无数的人尝试各种新的方式，讲述新的故事。

有一个议题，已经产生了最动人、最震撼的“沉沦故事”新版本。不要思考，马上回答，能猜出是哪个领域哪个议题吗？答案是：环境议题。因此它最有希望，拉动新的认同和新的行动。

发起“地球一小时”活动的“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在自己的网站中用两段话总结了这个活动。文字足够简练，又足够大气，兹翻译如下：

【（标题）在那黑暗中，我们的领导人看见了光亮吗？

在各当地时间晚8：30时，88个国家约4000个市镇熄灭灯光一小时，以此方式，他们清晰呈现了自己对于气候变化的持续关注。

这就是地球一小时。这个大型的、全球的、象征性的行动向各国领导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气候变化很重要。其重要非同寻常。我们在关注。而他们（领导人）在未来8个月中必须采取行动……】

我欣赏“地球一小时”的活动理念和设计。但是忽然之间，我发现了一点什么，不禁哑然失笑，随后有一种讽刺性的荒谬感油然而生。

按照上面的总结，地球一小时是公民们行动起来，呼吁领导关注气候变化，呼吁政策改变。

而我的发现是，很少有中国人会按照这个逻辑来想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假思索地，会形成相反的理解：搞这种活动，就是呼吁公众关注环境，提高环保意识。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颠倒。地球一小时活动的本意是，以公民自己的积极行动，刺激领导的行动。好比那幅著名的漫画：网民把自己的衣服脱了，逼着领导说，该你脱了。但是许多中国人对地球一小时的理解刚好相反，以为来了何方神圣，要逼老百姓脱衣服。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很多。在中国，人们最烦的事情就是“被呼吁”。一旦认定你在呼吁，反应一定是：为什么当官的不熄灯，偏偏要折腾我们老百姓熄灯？呵呵，整个满拧。

从祖先的无比丰富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理解“官逼民反”。但是却无法理解，好好的普通人，怎么可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策划一种行动，并要求政府响应这种行动，甚至带领政府行动。因为这样的逻辑与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经验范围与理解范围。较温顺善良的会想，这么大的行动，肯定是政府同意的吧，搞对抗可不好。较为另类的则会想，既然不是政府发起的，那么一定是美国人搞出来的阴谋吧，当炮灰可不好。

WWF关于地球一小时活动的总结中，将北京的鸟巢熄灯的照片摆在主页，非常漂亮。我有点好奇，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活动的基本宗旨与逻辑，在中国实际上被扭转了，扭成大麻花。

我把这次行动看作是绝佳案例。西方的公民行动的理论和实践，传到中国后，会引起中国公民的认知困惑，会引发误读与文化冲撞。

清明时节竟然无雨，我在无雨的清明节，一口气读完了寓真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81页的篇幅不算太长，但是其中的内容像石头一样沉重。作者直接以档案材料还原了从19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聂绀弩所承受的残酷迫害，读了之后，精神很累，心会痛。

昨天晚上的饭桌上，老爹再三要求我读此文，并将复印件亲手交给我。我给老爹送酒，年份也就是5年吧。老爹回我以历史，50年酿的。所以我一定要读。

比我年轻几岁的，已经不知道聂绀弩，更年轻的，就不用说了。我自己，此前也是仅知皮毛。读完《聂绀弩刑事档案》后我想，这样的历史是绝不应该忘记的。

聂绀弩与鲁迅大致同辈，是“左联”的文化人。这样的人在“新中国”的命运轨迹，倒也是耳熟能详，成为模式了：打成右派，送北大荒劳改，无休无止的批判和改造，然后进监狱。聂绀弩的一个特殊之处是案情严重，他以“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获“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

但若仅是这样，无非再多一桩“文革悲惨”而已。聂绀弩的故事，要点不在多么悲惨，而在悲惨之外。翻开“聂绀弩档案”，让人五雷轰顶的竟然是——

被抓进监狱之前，长达几年的时间中，聂绀弩的日常谈话、饭桌闲聊，以及写给朋友的诗作，被一一记下，送进“专政机关”的档案中。须知，聂绀弩是右派，旁人避之惟恐不及，日常能交往谈话的，只是右派、文人圈中的少数人。

朋友告密！朋友出卖！

无声的档案说明一切：右派出卖右派，名人出卖名人；日常相约一餐饭，已经是有意设局。档案中有邀功请赏的文字，便是明证。而冠冕堂皇的国家机器，冷冷地操纵着人世间最无耻的局。

聂绀弩坐牢10年后奇迹般出狱，活着看到改革开放。那时人人揭批四人帮，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卖友求荣有过哪怕一句话的忏悔。不过，却发生了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当年也是“圈中人”的一位，一个人在房间里突然中风倒地猝死，死的时候正在读聂绀弩的诗集。

无论这一切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真正难以置信的是聂绀弩本人的态度，或叫“聂绀弩姿态”。他被抓的时候，坦然承认了指控他的罪行，毫不躲闪，光明磊落。坐牢期间，他读遍了一切能读的书。出狱并彻底平反以后，他以同样的热情对待所有朋友。按理说，当年的私人聊天被作为证据一条一条指控，还能不明白吗？但是他真的什么也没有说，也完全不参与对什么四人帮的批判，只是埋头创作了大量的诗作，并完成了一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终于在去世之前，达到了他作为“文化人”的创作巅峰。

如果没有记错，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聂绀弩曾经将庄子的千古名句“哀莫大于心死”加了一个字，改成“哀莫大于心不死”。不仅用字的技巧无可比拟，而且整个翻出新意境，非常切合他的悲剧人生，一种更深刻的悲剧。

是什么追求让他“心不死”呢？无论如何，出狱后的聂绀弩在人品上达到的极致，在中国人的人性地平线上，展开了一抹亮光。凭此也许应该相信，除了狗咬狗一嘴毛之外，过去的那一段历史，还是有指向人性与文化的坐标，并且有伟大的先行者。

伦敦G-20峰会期间，抗议活动颇有规模。3月28日有3.5万人参加游行，其中最积极的组织包括地球之友、以人为先（Put the People First）等。4月1日，几千人兵分四路，象征气候、工作、正义、贫困（不知有没有记错）四大主题，绕城而行。抗议行动终于还是出现了暴力，有人死亡，有人被捕，银行被砸，伦敦金融城“被搅成一锅粥”。

最富喜剧色彩的是，两位年青的编辑自己搞了一份山寨版的《金融时报》，既有网络版，也有印刷版。头版消息是欢庆“权利平等日”，指的是人人获得一项新的权利，即有平等的碳排放权利；以及中国正在资助核武器公司等等。乍看之下，真是鱼目混珠。据说暴露秘密的是出版日期：2020年4月1日。

真正的《金融时报》并没有因此不开心，相反，他们自己干得更猛。G-20还没有开，它已经透露了会议公报的草案内容。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都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现在来看，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避税天堂”问题，的确是重要议题。

我越来越有兴趣看这类新闻，并觉得很好玩。然而，除了好玩之外，我还觉得，认识这种全球公民运动，对于我们有思想解放的作用。

举例来说，我们自动认为，G-20是国家首脑商谈世界大事。这看法本身没有错，错在仅仅有这种看法。参加伦敦游行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看法是，哪里开峰会，哪里就是公共表达的场所。趁着首脑都在，媒体都在，赶紧表达：要工作的，要环保的，要和平的，要正义的，要独立的，要救济的，要同性恋的，要银行家的命的……人人都认为自己的要求天然合理，不要求白不要求，最起码也要喊一嗓子啊！

从技术层面上说，这是“搭便车”：利用媒体云集的机会自己来抢眼球。但是进一步，还有更深刻的知识论的层面。你以为20国首脑人模狗样的，他们真的拥有知识，知道怎么走出危机吗？他们不知道。在不知道面前，人人平等。而危机破坏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地球。在这一切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你可以而且应该讨论，但我不仅仅是来看你讨论的，我也有权利参加讨论。

因此，峰会也好，WTO也好，以及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也好，必有“广大群众”（应该承认其中成分很复杂）如影随形啸聚而来。也因此，会议自有会议的议题，例如G-20讨论监管避税天堂；公民团体则必须有衍生的或者对抗的议题，例如全球气候议题。要把这两个方面合成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图景。

以我的了解，中国没有什么人在玩这种游戏。比如说，没见到有谁包机去伦敦，对着当今世界上最Powerful的20个人，当街喊冤，跨洋上访。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客观约束，制度啊、经济条件啊、爸爸妈妈老婆孩子啊什么的不允许。第二个是主观约束，叫做家丑不外扬。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无法想象，个人可以超越国家或者政府的范围，直接在全球大尺度上参与集体行动。

由此思考，会有三个问题。

1. 全球化是否给普通人带来了在全球大尺度上直接行动的机会与便利？如果是，

2. 它是否也给中国普通人带来了同样的机会和便利？如果是，

3. 我们即便还不能马上破除客观约束，能不能先破除自己头脑中的主观约束？

答案在伦敦街头。

      3月26日是诗人海子的忌日20周年。网络上有很多文字，所以我也不会忘记，但是发现难以形成清晰的想法写出来。
       原因大概像T博说的，世界越来越不是想象中的图景，变得难以理解了。
       但是忽然间好像还是抓住了一点感觉：什么人，读海子的哪一句诗，反映了时代氛围的某种幽暗转向。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这样描写了海子的遭遇：“今天是海子自杀二十周年，1989年的这一天，这个纯情的诗人卧轨山海关。他的死亡预示着商业社会来临的恶兆，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一个抒情诗的农业时代结束了，他本身成了一个瘦弱的符号。他的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蜕变为房地产商人勾引买主的最佳广告语。”（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5467）
       而在博客圈子里看到了另一种景象。不约而同地，许多人重温海子的另外一首名作：《祖国，或以梦为马》。这首诗的结尾句是：
       我必将失败 /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总结起来是这样：房地产商用了海子那明媚而纯情的诗句作为勾引，向小资买主抛媚眼。而今天，有人想再次听懂海子那一声凄厉与壮烈的呼喊：“我必将失败……”！
       什么人，读海子的哪一句诗，因此是时代变化的风向标。
        我觉得突然读懂了这首诗的标题：祖国在哪里？在诗人的以梦为马中。以梦为马，便是身在祖国。可是，20年了，诗人在哪里？梦在哪里？

美国众议院最近以321赞成票对105反对票通过了一项旨在推动志愿行动与公共服务的法案。《纽约时报》的社评对此给予高调评价，称之为“这个国家正接近于出现公民社会的重大突破”（The nation is close to a civic breakthrough）。

法案的核心内容是扩张原有的“美国团”（AmeriCorp，或“美国服务团”）项目。具体内容包括：

--- 美国团原来由7万5千名志愿者组成，将扩大规模至25万名志愿者，面向所有年龄和所有收入水平的人。目的是鼓励全体公民参与到“生产性的国家服务与社区服务”活动中。

--- 增设多种专项服务计划，例如增强学校教育，帮助低收入人群获得医疗照顾，促进能源节约，清扫公园等等。

--- 志愿者服务一年后可获得5350美元奖学金，55岁及以上者另外给予津贴，为中学生增设暑期工作岗位。预计投入费用是5年期共60亿美元。

--- 将每年的九月十一日定为国家的“公共服务与缅怀日”。

这项法案还要等待参议院通过，然后送奥巴马总统签署。总统签署将不成问题，因为该项法案于去年9月提交众议院后，正是奥巴马本人做了疏通工作，将这项立法推向快车道。

有趣的是，这是一项两党共识法案。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异口同声，批评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后，只知道要求美国人继续到商场购物显示镇静，却完全忘记了将美国人被恐怖袭击所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志愿服务的持久动力。麦凯恩也好，奥巴马也好，均曾中断竞选事务，为“美国团”的活动打气。

《纽约时报》社评将这项法案所涉及的开支称为是“对于美国未来的明智投资”。我自己的简短评价是，对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深表钦佩。

英国《金融时报》的网络版居然开了一个博客，叫做“资本主义博客”（“CapitalismBlog.com”）。一眼看下去，我心里就想，那叫一个酷啊。整个资本主义用博客向世界发言。

发言者各种身份都有，主要作者都是非常显赫的。包括了诺奖得主级别上的学者，以及现任总统。例如，博客上有巴西总统劳拉的文章，用自己的经历和很朴实的语言谈论资本主义，《金融时报》登载了这篇文章。文后还附一句编辑说明，特别看得我心旌荡漾：本文作者是巴西总统，欲参加辩论，请登录……

登录很容易，但是辩论不容易。不是因为身份，而是因为辩论论题的门槛很高：已经发言的一批人，都在重读经典，特别是四大经典：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

这使我对资本主义心生敬意，它拥有经典，的确是一种文明。四大经典中充满了天才的洞悉：奠基人的洞悉（斯密）、掘墓人的洞悉（马克思）、创新者的洞悉（熊彼特）、以及加固者的洞悉（凯恩斯）。资本主义文明因此而丰富、生动、深邃、多元、迷人。

粗略读了“资本主义博客“上面的一些相互辩论后，粗略地有两个心得。

第一，我们自己，极度缺乏经典。因此我们既无根基，亦无灵感。我们可以用一代人的时间，平地造一座新城，例如深圳。但是永无可能造出自己的经典啊，这种差距，似乎根本没有办法弥补，更不要提赶超。每念及此，唯有干嚎……

第二，没有经典与文明，剩下的只有“动物精神”了。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忽然看出来了四大经典天才洞悉的盲区。他们预见一切，还有什么是预见不到的呢？即便马克思，也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会带来全球化，全球化会在瞬间如火山爆发一般地释放出几亿劳动力。这也还罢了。问题是，几亿大军在那个叫什么党来着的领导下，成了真正的“超个体”。除了个把领导还知道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之外，其余的一律只知道利益二字，做人要做经济人，生子当如巴菲特。他们高度集权，万众一心，日夜加班，吭哧吭哧大干资本主义。谁也没有预见过居然还有这个巨大的变量，于是，所有的模型就剩下两个字：乱了。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们发动了一场运动，抗议医药公司的金钱资助与各种拉拢行为影响了医学知识的纯粹与公正。一个例子是，某教授在课堂上猛讲某种胆固醇类药物的诸多好处，但是对质疑药物副作用的学生不屑一顾。事后学生在网络上查到，该教授在相关的医药公司里有一堆兼职。

      更让学生们气恼的是，美国医科学生联合会（American Medical Student Association）对美国大学的医学院做排名，哈佛医学院掉到了令人羞愧的“F档”，落后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A档），斯坦福医学院、哥伦比亚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B档），以及耶鲁大学医学院（C档）。排名的标准是两项：医学教学水平，以及大学对公司赞助的独立控制能力。

      哈佛医学院大约200名学生以及持同情立场的教职员决心为哈佛声誉而战，他们要求曝光并制止公司对课堂以及实验室的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之一，24岁的一年级研究生Kirsten Austad说，医学领域越来越商业化，我们在其中日益被扭曲。

      这场运动的两项成果是：（1）哈佛医学院院长Dr. Jeffrey S. Flier宣布成立一个19人委员会，检讨学院的政策。委员会成员中，有三位是学生。（2）学生们争取到了一项政策，要求教授和讲师在课堂上公开自己的“工业关系”。最惊人的结果是，有一位教授“交代”了他在医药行业总共有47份兼职。这项“地毯式排查”政策目前完全是哈佛独领风骚，尚未有其他顶尖级医学院实行这项政策。

      《纽约时报》为此发了报道文章：“在道德困惑中的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Ethics Quandary）。若有兴趣并想了解更多细节可参看：http://www.nytimes.com/2009/03/03/business/03medschool.html?_r=1&th&emc=th

       读了这篇文章，令人感慨之处在于，第一，20来岁的学生做了很多事情，他们的眼光与行动能力，特别是形成议题的能力，远非我们亲爱的幸福的满腹牢骚而又软不拉沓的学生们所能比拟。当然啦，根本问题是国情啊。人家的制度与文化，在我们这里不可想象。第二，学生中特别是教授中，有不少人对于公司赞助与医学知识的偏向性，有更为正面的看法。《纽约时报》的文章一一提及，并不偏颇，是真正的平衡报道。

       归根结底，商业利益与科学知识的勾连，是很大的困惑。美国照样也有，而且很尖锐。在这个大公司、大科学的时代，似乎还没有谁能宣称找到了真正的破解之道。但是对于掌权者和制度控制者来说，如果不想卷入勾连，如果真想公正，如果真的想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血，那么，不能仅仅去读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要做的事情是推动公开性：信息公开，问题公开，辩论公开，报道公开。道德在公开中。

       《纽约时报》3月3日评述日本的一桩“反坝”事件，题为“草根反坝挑战东京”（Grass-Roots Uprising Aganst River Dam Challenges Takyo）。文章见：

www.nytimes.com/2009/03/03/world/asia/03dam.html?th&emc=th#。我觉得有几个看点。

         事件发生的地点在日本南部山区熊本市。那里有一条Kawabe River，要建大坝，是一项由中央政府投资36亿美元的大工程，目的是为了防洪。工程已经有了一些前期展开，包括已经迁移了6个村庄。去年9月份，项目被叫停。

       逼迫停工的动力来自底层。首先是当地农民率先发起反坝，理由是不愿意喝水库的水。接着是营业性的捕鱼者反对，理由是一旦改变了河道和水流，有些鱼就没有了。然后是环保组织加入，呼吁捍卫美丽的峡谷风光。再然后，当地城市有3，400名居民，超过一半签署了一封请愿信，要求项目停建。

        据说在日本，底层抗争很少发生。更加稀罕的是，熊本专区的头儿（Governor of Kumamoto Prefecture，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加入抗争行列，正式向东京打报告要求工程下马。最终，日本政府建设部部长答应，暂时中止项目，工程被悬置了。

        事情上了日本各大媒体头条。而这位“熊本头儿”（简称熊首）名叫 Ikuo Kabashima，因此成为新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遇到了自下而上的挑战。这位Kabashima说，“我们在中央政府面前绝不退缩”。还必须一提的是，他在当官前，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这个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多个地方的领导人也尝试反抗中央项目，例如拒绝为高速铁路的建设提供配套支持，并解释并非由于经济危机下的财政拮据。

          一位叫做Yoshihiro  Katayama 的发表评论说，“这个事件象征着，中央政府再也不能随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地方政府头上，公众舆论已经转向于反对中央政府及其过失。” Katayama曾经是鸟取地区的头儿（简称鸟首）。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做官以后，做了应庆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呵呵，怎么又是政治学教授）。

        总结起来说，这个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其最大特点是，大量的公民团体在反坝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他们强烈要求将原来的秘密决策过程向社会公众完全开放，并成功迫使建设大臣出面为工程做解释，这是一个罕见的胜利。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题目为“Yellow is the new green”，我觉得有点意思。特向有下列癖好者推荐：时政关注者、环保鼓吹者、英语学习爱好者、爱国者、美国佬动向监督者、对个人卫生习惯有讲究并有研 究者，以及对于相互交流、探讨、观摩和改革个人卫生习惯有浓厚兴趣者，等等。
       我先从英语的角度说一说，纯属充大头。不过就算被扔鞋也不怕，因为我知道怎么保持尊严了。
文章标题 “Yellow is the new green” 必须直译：“黄色就是新绿色”。但是也必须解释—— 它来自于时尚界最近几年中流行的新句式：Green is the new black（绿色就是新黑色）。然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Google过了，好像还不大有人说的清楚。没准可以拿这句话做一个测验题。
      我认为答案是这样的：在时尚界，黑色历来被尊崇为高贵的颜色，永恒的颜色。一身黑色而能立得住，才是真正上品的美人，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
      但是环保主义运动将时尚界的奢靡批得体无完肤，整个时尚界需要从“环境罪人”的恶名中摆脱出来。大概是2007年的《EllE》法文版首先推出这句口号： 绿色就是新黑色。同年，伦敦设计学院的大型时装设计展中，也以此口号为主题。在这个主题下，明星们拒斥皮革制品，“宁可裸身，不穿皮毛”；设计师和模特展 示各种用“废料”做的时装……因此，绿色就是新黑色，意味着新的审美标准和时尚标准。“绿色”代表高贵，代表真善美。它成为时尚的新基准。你不够绿吗？你 out 了。
      绿色就是新黑色，引发广泛的政治经济后果。比如，你穿的衣服，里头包含了童工的血汗吗？是个中国人，都明白这种问题的涵义。不过这个先不讨论。纯粹从语言上说，它创造了一种流行现象。
比如，有人写了一本书“ Small is the new big”，意思当然很明白，但是，如果你不翻译成“小的就是新大”，说明你不知道它来自于一种流行表达方式。这本书据介绍好像是讲小型企业怎么取代大企业，成为新潮流和新优势。
      不过我看到过更幽默的说法。现在的电子产品不是越来越小型化和便携化吗？小的真的比大的好。然而几年下来，谁的家里不是积压了各种充电器、耳机、数据线， 以及这个盘那个卡的？它们堆积如山，散落各地，密如蛛网，房间里一片狼藉，永远收拾不清爽。这时候你可以说，Oh my God, small is the new big! （呜呼！小的原来是新大啊！）
      据此规则我们也可以自行创造。比如，低俗就是新高雅？（农民工）退保就是新社保？或者，马就是新龙（草泥马 is the new dragon）？
       那么，黄色就是新绿色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涉及中国，涉及个人卫生习惯，并对黄色中国赞美有加。不过我也太肯定，呵呵，自己看吧。

        晚上吃饭聊得开心，一桌四人，说了很多好玩的话题。比如，清灭了明，到底算不算“正统中国”已经亡国。又比如，很多父母很少跟孩子谈论自己的个人史，孩子们从小到大，听来听去都是国家在讲述自己的历史。这样讲述出来的历史是高度“同质化”的，也是非常功利性的。换言之，我们可能缺少独立的家庭教育功能，没有足够多样化的家庭史故事，不能与国家讲的历史故事形成张力与抗衡。
         说着说着好像提到“朗读者”，而我突然觉得电光一闪，想起了小时候。我便讲了一个故事，大家都说好，还吩咐我要写下来。
        ……小时候，我家里请了一位保姆……我刚开始交代故事背景，坐我旁边的小S（男）就准备发动攻势了。我知道他又要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批判我，便及时制止。我说，咱就是出身大户人家，你看开点。
         呵呵，我接着说，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保姆，她不识字。那时我念小学，老师要求我们学雷锋做好事。我做的好事就是下课后缠着保姆，给她念报纸，帮助她“了解国家大事”。那时候正是美国跟越南在打仗，我给她念过很多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越南军民英勇奋战，打死美国士兵多少过少，击落美国飞机若干若干。我向毛主席保证，她喜欢听我念，就像喜欢她自己的儿子。
          可是有一天，听我念完后她说，你昨天说打下美国十几架飞机，今天又说打下了十几架飞机，是不是真的啊？有这么多飞机可以打下来吗？
          我的少年时期的“朗读者”记忆在这里嘎然而止。我再也想不起来，以后我是否还有念报纸。然而真是奇怪，小孩子有多少事情都忘记了，我却清清楚楚记得她问我的问题，甚至记得她说话时候的疑惑和嘲笑。
          在我的个人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央媒体的新闻提出质疑的，就是我家保姆。她是农民的女儿，目不识丁，小时候跟她的父母逃过战乱。现在我想，对于战争、飞机以及“国家大事”，她比我懂得多，或者她有她懂的方式。再多的，我想不起来了。但是一直记得她的名字：她姓易，单名易美。

       这个题目有点标题党。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1979年与越南战争有关。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一年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与战争有关，它就是美国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我是在《纽约时报》网页看到一段回顾性视频，忽然勾起回忆的。

       《猎鹿人》是197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也是当年越战题材影片中最赫赫有名的一部。由此发端，好莱坞后来出品了一系列“越战片”，蔚为大观。记得是1990年我在美国，朋友力荐这部片子，我和几位哥们就租了录像带来放，还看了同样大名鼎鼎的《现代启示录》。头一次接触这类片子，观感就是两个字：震撼！片子长达3小时，前半部很沉闷，但是后半部很吓人，达到女生不宜的程度（除非有男生陪护）。但是，若要讨论关于战争，关于越南，关于美国人怎么反思自己，它的确不可不看。

        片子的核心内容是，三位美军士兵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同乡好友，在越南战场上被俘。“越共”看守折磨战俘取乐的方法是“俄罗斯轮盘赌”：在左轮手枪里上一颗子弹，然后让战俘自己顶着太阳穴开枪。左轮手枪的弹仓是一个圆盘，可以上5颗子弹，现在只有一颗。将弹仓合上，转动几圈，死神在哪里？赌的就是生死，乐子就是瞬间的极度刺激。如果扣下扳机后是空枪，战俘活命，看守赢钱。如果刚好有子弹，当场就脑袋开花，换下一个。

        三位青年居然从这种极度变态的恐怖中成功脱逃，但是其中一位叫尼克（演员获最佳配角奖）的，从此精神崩溃。战争结束后他不回美国，一个人流落在越南，天天在地下赌场中玩“俄罗斯轮盘赌”；而且运气好的出奇，次次都是空枪。而另外一位朋友回国后，终于遏制不住对尼克的挂念，重返越南，奇迹般地找到了他。但是任凭如何努力，也无法劝说尼克一起回国。于是朋友横下一条心，在赌场上坐到尼克对面，要求对赌。赌注是，活下来的，就回国。

       这样叙述，结局或能猜到了。确实是的，尼克永远好运气，是人人疯狂下注的赌神。但是最后这一次扣动扳机，在一片喧闹声中，在愿意拿命相救的朋友面前，打出来的是子弹……

      “俄罗斯轮盘赌”是巨大的隐喻，左轮枪顶着高度扭曲的脸，是无法言说的精神摧残。我无法想象，是否真的有人这样经历过。

       《猎鹿人》后来引发大量争议，因为涉嫌歪曲“越共”，政治不正确。是否真有看守逼战俘玩“俄罗斯轮盘赌”，从未得到过确证。据说导演云里雾里地说了一通“超现实主义”风格，为影片辩护。

         考虑到30年前的氛围，或许不必苛责。美国于1975年结束越战，不过两三年，好莱坞就拍出了《猎鹿人》，还获大奖。虽然要承认其中确有偏见，但是，战争刚刚结束，硝烟尚在，作为第一部越战片，就为小人物（他们还都是移民）做战争凭吊，这是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能力？30年后想起，依然令人唏嘘。而我越来越相信，卷入战争，就是用左轮手枪顶着自己太阳穴。空枪还是子弹？这是人类赌局。整个人类的脸，也曾扭曲而恐怖。     

      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标题是：“金融危机的七大教训”。他开头就说： “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对我们的行业深为难堪。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非常愤怒，我们的行业不得不对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解释。”

      不论他后面讲的对不对，我喜欢这种态度。一般地说，这是西方教养下的“君子之风”。是你负责的吗？你出来解释，而且是向公众解释，哪怕人家要拍砖，或者扔鞋。特殊地说，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温和说法是到了现代性后期，激进说法是已经进入后现代。无论叫做“现代后”还是“后现代”，共同地都强调一点，就是一切原来以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都要接受公开质疑，都要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做解释。

     “七大教训”中的第六条是：“ 复杂性打败了我们。金融行业中管理新工具的经营能力，未能跟得上它们的增长。结果是经营风险显著增加，这对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

     我觉得这一条说的挺有意思的，也许算一项新知识。新在两点。第一，市场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创新能力远远跑在监管能力前头。这既证明了市场推动创新的巨大成功，同时证明了，巨大成功本身导致巨大风险。

     第二，如果一般地按照传统方式加强监管，效果可能是“削足适履”，即砍掉创新性。那什么是能跟上创新性的新的监管方式呢？答案是，不知道。在这里，我们可能走到了人类知识的尽头，前面已无任何确定性。积极地说，这里就是科学前沿。反讽一点来说，我们从金融大厦的废墟中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终于知道，我们原来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知道了不知道，也是新知识。

       晚上和小学时代的朋友聚会，在植物园旁边的君林轩吃饭。地方不错，价钱不贵。朋友个个热情，谈话妙趣横生，使我获益良多。有三点值得一记。
       首先是关于人物评价。我向电视台的朋友打听陈Sir的内幕故事，他说出来的版本跟网络上流传的完全不同，评价相当负面。细节不方便透露，我也不能判断其中是否有人际关系与相互竞争中的情绪化表达。但是得一个教训，对一个人的看法，原来真的有极其不同的角度。
        其次是关于政策评价。我问一位自己办企业的朋友，经济危机怎么看，不料这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本来挺斯文的他，说起中小企业贷款，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等等，越说越上火，越说越大声，直接点名骂领导和政策是“放狗屁”、“傻B”。以致另一位朋友赶紧提醒他，你带了降血压的药没有啊？究竟是哪位领导和哪些政策如此操蛋？这个也不方便透露。但是我确实体会到，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十有八九是真的。
       再次是关于国家评价。有趣的是，我们当中混得最不风光的一位，却是最平和的一位。这位老兄是大专院校的代课老师，上高等数学课，靠每年签约谋生。不久前，才将60平方的房子置换成80平方。但他却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中国三十年发展不错，邓小平是对的，要坚持改革开放。以前世界大战都能过来，现在各国政府一起来出力，经济危机一定能过去的。我有点恶搞地跟他说，应该是不满意、觉得自己利益受损的，才会希望改革，甚至希望革命。如果你觉得现在都做得很好了，就应该希望维持现状，反对继续改革啊。
        我说完其实有点后悔，不该搞这种逻辑游戏调侃老实人。不过再次体会到，很多人不论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真实的相对位置是什么，也不论是否明白要改革什么，却一致认同改革并对改革赋予美好期望。这的确是中国特色。
        而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分裂成为三个世界的。一个是概念逻辑推演出来的世界，一个是媒体与网络展现的世界，还有一个是从朋友们的经历与故事中所了解的世界。三个世界会给出不同的画面，彼此有张力和冲突。不知道继续改革开放，会不会最终弥合这些冲突呢？

        转贴一个好玩的帖子。美国经济危机愈发严重，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位 J 女士积极献言献策，写信给编缉说，鉴于美国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不行了，是否应该把这个州卖给中国呢？又该怎么定价呢？专栏评论员给她回信，讨论了定价依据以及最佳的出售时机。

       我在哈哈哈之余，还真觉得学到东西。首先我想到的是，尝试找一个离奇问题（也许可以在开心网上挖掘），弄成一封读者来信，然后加以评论。搞搞新意思，没准能够帮助报纸提高销量。

       其次是很佩服，人家老外真的什么都能想，虽然是幽默小品，毕竟还是煞有介事、举重若轻地在谈论怎么把美国的一个州卖给中国。我们自己能谈论同样类型的问题吗？比如是否可以出售……（此处自觉删去2字，例如“香港”）？那可是，连想，都不用想。

       再次是发现经济学家的能力在于计算，你看人家轻而易举地就列出各种数字，算出一个州的价格。什么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公开数据，也能计算一把，才能说自己真正强大了。按人家 的计算，中国外管局用尽全部家底，不留棺材本，举国用尽吃奶的力气，刚好够买下密歇根州，叫做“富可敌州”。不过这么说来，好像还是美国强大啊。

       最后，何不将计就计采取行动？一个字，干！人家愿意卖，我们应该买。有人将“China”和“America”混在一起构成新词：Chinarica，意思是“中美混合体”，因为两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紧密交织在一起了。因此，干脆做一个“国家并购”方案，成立“中美民国”，先拿密歇根州做特区，而且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都“特”。对美国的好处是盘活密歇根，对中国的好处是，外汇有去处。而且，人家的民主宪政自由，直接变成也是我们的民主宪政自由。中国政治改革，就此借壳上市。这个改革方案，据我初步估算，可以管整个21世纪。

附：把密歇根州卖给中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 2009-01-14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4186

亲爱的经济学家：

我们密歇根遇到了一个难题：汽车业。由于外国的竞争和汽车业三巨头令人质疑的管理，密歇根州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我们应该干脆把整个州卖给中国人吗？密歇根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它用托莱多市与俄亥俄州交换了上半岛。但多少钱才算是一个好价钱呢？

                                                                         J 女士，密歇根

亲爱的J 女士：

要确保您没有贱卖自己。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显示，密歇根2007年的生产总值(GDP)为3820亿美元。该数字衡量的是密歇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包括从理发到装配汽车在内的所有内容——但不包括从密歇根州外进口的零部件。

3820亿美元的数字让密歇根州可以跻身全球经济体的前25位。中国的GDP连它的9倍都不到。

那么，需要花多少钱来购买3820亿美元的生产能力？没有一家公司的增加值与此相近；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推算，2000年，全球最大的两家公司——沃尔玛(Wal-Mart)和埃克森(Exxon)——的增加值分别为670亿美元和530亿美元。它们当时的市值大约是其增加值的5倍。

如果用同样的比率计算，购买密歇根州，中国需要花大约2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必须花掉的钱。所有这些的假设前提是，如果密歇根州的居民，例如沃尔玛员工，不喜欢新的管理层，他们可以自由离开。

不过，迟疑的时间不要太长：即使在信贷危机前，密歇根州的实际人均GDP已经开始下滑。现在或许正是出售的好时机。

译者/董琴

         90年前，“五四”运动给我们介绍了两位新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当时人们以为，两位大仙可以救中国。同时以为，他们是联体婴，不离不弃，共生共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冬雷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

         今天才发现，两位的关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铁。我党使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成功地切割或离间了他们的关系。以前人们以为，科学必然是和民主站在一边的。但在中国国情条件下，事情竟然相反，科学站到另外一边去了。不民主，或少民主，科学照样发展得起来。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象今天这样，科学与民主如此疏离和隔膜。人们空前崇拜科学，几乎无人敢说不要科学。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或明或暗地主张，中国根本不需要民主。

         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官员的基本形象是，猪头，没什么文化，专断，不懂科学决策。20年来，这个形象整体上说已经被颠覆。源源不绝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以及海归进入公务员队伍，进入决策层。宏观决策领域中，已经有很多高级专业人士。过去，读了点书，喝过点洋墨水的，批评政府不科学不民主。今天，读了点书，喝过点洋墨水的，很多已在政府里，或者在政府的关系网里，搞科学发展观。他们的行事作派，未见得更民主，有可能更不民主。他们没有搞民主的动机，尤其是不打算搞投票民主。民主被孤零零地撂在一边，流离失所。批判的武器没有了，批判的对象都没有了。

         简单来说，大一统的中国文化传统，威权体制，从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百年屈辱等等说辞转化而来的无比强烈的现代化追求与赶超情结，三位一体，热情欢迎和拥抱科学，由此形成超强结构。但是这个结构，与民主不兼容。

         90年前的先辈希望德先生和赛先生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谁来救救德先生？中国案例，使民主理论与实践，遇到了空前挑战。

高耀洁：面朝南方，向南都鞠躬（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A46版）

编者按：

　　十余年来，高耀洁医生一直致力于揭示艾滋病在中国肆虐的内幕、救助艾滋病人和孤儿，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尊敬，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上月，81岁高龄的高医生当选南都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来广州参加颁奖盛典期间，高医生表示正在募集旧杂志（时政类）送往农村。日前，本报募集的第一批110公斤旧杂志已运抵郑州。在此特刊发高医生的来信，有读者愿意参与的，可直接将旧杂志寄至河南省文史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邮编450003）高耀洁收，或与本报热线（020-87388888）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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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28日，我收到《南方都市报》无偿为艾滋孤儿们和贫困儿童们捐赠的100多公斤各种杂志。我将马上发下去，并代表他们致以谢意！

　　我为他们募捐读物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2000年3月18日，我到了一个贫困村庄，见到了一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我给他买一点药，他拿着药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我三遍，我无言可对。我最后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

　　这件事使我开始悟出，他们的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从此，我每逢去农村，都带上几本杂志，多半带的是《妇女生活》、《现代家长》等。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

　　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治贫先治愚，因此，我四处募集各种旧杂志。其中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捐献的杂志最多，至少在200公斤以上，我早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但由于我在河南的处境而无法公开表达，向他们深表歉意！

　　今天我向贵社写这封感谢信，我是代表这些弱势群体致谢的——面朝南方，向南都深深地鞠躬，感谢南都多年来对我防艾工作的一贯支持！南都是敢说真话的报纸！

高耀洁　鞠躬

2008年12月29日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大家就产生了过一个平安夜的共识。也说不清楚是谁的动议，总之今天我回到办公室，看见门把上挂着一张纸片，写着“施工中”。推开门，惊讶地发现，真的已经“被施工”了：满屋子雪花儿那个飘，连圣诞树都有。墙上还贴着东西，猛一看，都是政治正确的。定睛再看，都是些用心良苦，政治不怎么正确的山寨式的鬼花招。

        2008年是过山车年，是一惊又一乍、一愣又一愣之年。那些惊涛裂岸式的大事件，是怎样折射到个人心理层面的？或者用拉康式的语言说，是怎样“写入人心”，从而影响了许许多多个人的态度与情感的？仔细想想，可能是真正的历史之谜。

       无论如何，我今天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心情放松。然后去了前进路的“新兴店”，吃那里传说中的秘制羊肉。再然后，我的车子，连我在内，硬是塞进来7个人，去了一德路的天主教圣心教堂（石室教堂）。

       不料去到一看，那里才叫做人多。大批人群聚集，必须排队轮候进入。我们就在一德路上跟着长长的队伍，排了约半个小时后，警车开过来了。大喇叭向人群喊话：各位信徒，人数太多，教堂已不开放，请大家自觉离开。队伍开始散了，但是这里似乎有一个定义困境。如果此时自觉离开，岂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信徒”啦。不过我们当中的确是有信徒的，还是自觉离开吧。

       于是7个人继续塞进车子里，这回改了目标：去沙面教堂吧。谁知情况更邪门，沿江路拐进沙面那一段，大批警察值勤，沙面入口封锁，只出不进。别说进去了，警察就在车子边上，不扣下我的严重超载车，真是上帝保佑。

        而上帝一保佑，事情就不同。我们绕了一圈，又调头，开上人民路，去了基督教锡安堂。这回终于到了。这里同样人多满座，不能进去。但好处是，隔着铁栏杆，再隔着大玻璃门，可以清楚看到教堂里正在进行的平安夜祈祷活动。

        祈祷结束后，大门打开，唱师班成员身披长袍，从里面先走出来。我有两个深刻印象。第一，他们人很多，超出我的预料。第二，其中很多人，是年轻人，男性女性都有。而且不夸张地说，很多是俊男美女。如果平常走在马路上，绝对有回头率的。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时代精神在变化？很可能。不过我能够确定的是，今夜我的车超载。而与平安夜有关的地方，全都严重超载。

         齐泽克曾对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做过解读。故事说，俄狄浦斯生下来后，有人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弑父娶母。为了避免灾祸，父亲将俄狄浦斯遗弃在非常遥远的一个树林里。此后发生了很多变故，长大后的俄狄浦斯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母亲，在一系列的误打误撞中，果然杀了父亲，娶了母亲。心理分析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词即来源于此，意思是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弑父情结”和“恋母情结”。

         齐泽克的解读是，父亲以为遗弃了孩子以后，他将不认识自己，不料这正是灾祸发生的必要条件。预言本身并不会自动实现，它是通过你的反向行动而得以实现的。

         父亲的错误在于漏算。他考虑到了，将来可能因为父子冲突而被杀。但是他忘记了，因为不认识而误杀，也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怎么会出现呢？只有父亲刻意采取行动，将孩子远远送走，才导致了后一种可能的出现。行动产生可能性。

          齐泽克管这种情况叫做“误认”。他的理论工作和贡献之一，就是超越个体心理分析层面，把“误认”看作是人类整体必然会有的一种境遇。父亲想努力规避第一种可能性带来的风险。他“误以为”采取了正确的安全措施，殊不知，他其实已经陷入了第二种可能性。

         如果受不了阴谋论和弑父娶母这么刺激，那么就换一种设想。服务生微笑着问你：喝咖啡，还是喝茶？你可能不意识到，这是同样凶险的局。咖啡因对心脏不利，我选择茶。其实，茶里面含的就是咖啡因！同样刺激。

         齐泽克的这种分析方法有什么意义吗？围绕这一点，“710工作坊”昨晚又爆发口水大战，唾沫横飞，声震屋宇。醉心于为自己构建自由意志之完美逻缉的涂博愤怒质问，如果无论如何都是命运，那么个人选择在哪里？

         其时我正受重感冒的折磨，涕泪长流。我抓过两张纸巾塞住鼻孔，奋起应战：你必须请我吃饭，或者喝粥，现在就要！这是你实现自由选择的唯一机会（在我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

        平心而论，涂博的问题当然是深刻的问题。不过，等我感冒好了再来对付他。眼下我感兴趣的是，齐泽克的方法能否帮助我们打开思路，应用于实际分析。不妨这样来做一次思想实验。

         曾经有一位老人给出灾难预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意思是说，贫穷会把社会主义杀死，我们连做地球人的资格都会丧失。为了避免灾难，大家努力驱赶贫穷，排斥贫穷，把贫穷扔到足够遥远的地方，即使不能将它彻底埋葬，至少也是眼不见为净。于是，贫穷“消失”了，我们不认识贫穷，贫穷也不认识我们。最后有一天，在流光溢彩的富裕之地，忽然冒出了贫穷。他嚷嚷着谁都听不懂的话，好像是要讨什么说法之类的。正在莫明其妙之间，我们已经被杀死了。

        这是真的吗？嘿嘿，思想实验罢了。但是，有些事情是真的，比如杨佳惨案。

         前两天，我去看了已故的广东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家。廖先生鼎鼎大名，我并无缘认识他，但却有机会认识了他的女儿廖陵儿女士。说了几次，也约了几次，终于找到时间，由廖陵儿带着，去她父亲家里瞻仰了一番。

         任何人看了廖老的家，都会心生感触，因为实在是太简陋了。他生前睡的，是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其余设施都很简陋。而他又名气这么大，尤以忧国忧民、人品耿直而出名，真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了。

         认真来说我只是在1979年看过他那幅名曰“自嘲”的漫画，不过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当时震撼，永垂典范。我也由此记住了廖冰兄这个名字。画中是一个破开两半的埕（类似一个大坛子），埕的里面，原来还有人（就是画家自己），当然是被强行塞进去的，属于酷刑。埕破了，人就得解放了。可是，被解放了的人依然手脚蜷缩，团团抱紧，完全变成了一个“埕形人”。画中还有题词：四凶覆灭后写以自嘲并嘲与我同类者。

           要理解他的自嘲，必须先知道背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少文艺作品一拥而上，揭发四人帮多么坏，歌颂党多么好，表现人民多么地满面红光，从此幸福。相比之下，廖冰兄的自嘲近乎另类。而多年以后回头看，这幅画其实有大智慧和大眼光，超越了时代。他的自嘲实际上是问，你以为上面换了几个人，就是解放么？有形的枷锁打碎了，还有多少无形的枷锁呢？

           廖老还为此画加了一段文字说明。虽然我认为有点多余，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了，但是要承认，他说的非常尖锐：

         “我以此来向有幸获得第二次解放的人民提问：是什么邪术使好端端的人囚入埕中变成畸形？为什么埕破之后依然蜷曲不动，呆若木鸡？他是我，是你，是无数的善良人民，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二三十年还不能站起来？”

         对于那时的兴高采烈者问这样的问题，其效果相当于，皇帝以为自己从此穿上了华美新衣，而那个小孩子却说，可是你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

         廖冰兄就是中国版的童话孩子，一样的天真顽皮、童言无忌，但是不一样之处有三。第一，这幅注定成为经典的漫画，作于1979年，廖老当时64岁（热爱数字并懂点谶纬学的，请联想）。第二，就其童心一片而言，廖老从此不长大，也不愿意长大。第三，这位精神如童话的老人/ 孩子，实际的生活状况一点也不童话。

         最后这一点，从廖老家里之简陋就可以看出来。原因无他，就是为人十分的耿直较真，不愿低眉折腰事权贵而已。廖陵儿讲了很多他父亲在这方面的逸事。比如，80年代廖冰兄举办个展，负责审查作品的既是朋友，也是大官，是当年漫画界坐头号交椅的。审查结果是，所有讽刺国民党的作品都可以展出，所有讽刺共产党的都拿掉。廖老就发火了，宣布罢展。顺便说明的是，廖冰兄一生无党无派。并且早就说，什么“延安”“西安”的区别是暂时的，站在人民一边才是长远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廖冰兄晚年越来越感到，他空画得一手好漫画，却无所用其技，因为，每一个达官贵人，都是不能讽刺的。于是廖冰兄以近乎自虐的方式对待自己。他只抽廉价香烟，谁给他敬好烟，他就要问人家工资收入到底是多少。

         说着说着，廖陵儿竟然拿我一根烟，放在客厅的廖冰兄半身雕像的嘴里。我掏出打火机，给廖老点火。我的烟不好不赖，我的收入买得起，所以我很坦然。同来的野味同学拍下了照片，跟我谈了很多他对廖冰兄的理解，以及他作为80后的忧虑：再往后，谁还会听说廖冰兄，谁还会听到这些故事？我的回答是，再往后，只怕讲故事的人都没有了。

         廖陵儿在一旁，看到父亲雕像嘴里那根点燃的烟，拍着手掌哈哈大笑。我心想，这真是廖家遗传。要有简单的童真与快乐，才能抵御一些东西，坚持一些东西吧。所幸廖老身后还留下了“廖冰兄专项人文基金”，它在四川地震救援中有别具一格的表现，相信也一定能够把廖冰兄的价值代代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