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

前几天一大早，在凛凛寒风中动身，从广州飞到台北来了。说来惭愧，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以前起码有过两次机会，都被我稀里糊涂地忽略掉了。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去过台湾，就剩我还没去过。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幸亏学生中有一位姓蒋，高度疑似蒋家后人，帮我联系了一个机会，于是就来了。

第一次到台湾的，大都是先到北部，即台北。但我们却是先到南部的高雄县，到这里的一所私立大学，叫做义守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这种空间落点，也有某种意义，有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对两岸关系产生某种影响。不过老实说，对于两岸关系未来如何走向这一类话题，我其实兴趣不大。因为根本不可能去改变什么。不如实事求是面对自己心中的愿望，赶紧把会开完，去旅游吧。

第一次来，什么都新鲜。南部的高雄和台南，就城市建筑来说，已经比不上广州和深圳那么“现代化”了。不过，这里有一种让人感觉很亲切、很舒服的东西。我想不好怎么描述，还要慢慢消化一下才行。

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南部有很多景点值得看，而且非常有历史文化内涵。我们今天看了台南市里的孔庙，它号称是“台湾第一庙”。特点在于庙里的牌匾，不仅有历代皇帝的，而且有“我国”历任总统的。他们是，蒋中正，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陈水扁，以及马英九。马英九的牌匾比较小，而且有很多制作上不合传统规格的地方。这被很多人诟病，也成为南部不喜欢马英九的重要理由之一。嫌他太贵族，高高在上，不了解传统文化规矩。仅此一点，这个庙就真的独一无二，一定要看的。

然后看了赤坎楼、安平古堡。这是常规的旅游点，主要是可以了解很多荷兰人统治时期以及郑成功的各种趣闻轶事。

重头节目是阿里山。山上的气温是摄氏3度，我只穿了一件毛背心和薄外套，居然顶下来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想看到“阿里山的姑娘”的芳容了，动机很强，仿佛一团火。当然，并没有看到什么姑娘，看到的是更加珍贵的宝物：2300年树龄、54米高、胸围12米的“阿里山神木”。

下山的时候太晚了，大雾弥漫，能见度非常低。我们坐在车上，看导游小心翼翼地开车，转过一个弯，又转过一个弯，相当惊险。

不过更惊险的事情在后头。我们下了山，住在嘉义的酒店里。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在嘉义市内最热闹繁华的文化路逛夜市时，突然感到头晕，脚软站不住。几秒钟后，所有人都明白过来，这是地震，大地突然在摇晃。新闻很快报出，南部花莲发生7级地震，是今年来最强的一次地震。导游说，你们好运气，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地震。而我们都说，真正的好运气是地震发生时我们已经从山路上下来了。否则，浓雾、山路、地震，这几样加起来，天知道有什么后果？

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告诉我，美国的垃圾焚烧厂，周边常常也是贫穷落后社区，少数族裔聚居区等等，跟纽约曼哈顿那种地方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使我明白，垃圾处理项目的空间选址问题，必然与社会阶层划分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连在一起。它与国家之先进与否或者崛起与否无关，任何国家都有其“空间不正义”和“环境不正义”的一面，它是现代性的黑暗一面。只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这些黑暗面日益暴露，从而给政府执政以及公众良心带来巨大尴尬。不仅如此，美国还有办法出口或者偷运垃圾，其中很有一些，到了中国。比如曾经到过广东的南海，以及贵屿。

尽管如此可恶，美国以及一般地说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些制度与社会特征可堪弥补，也值得学习。首先是那里的居民有迁徙自由，社区的形成，跟个人的自主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其次是表达自由，如果你饿，就喊“我饿”，如果你怕，就喊“我怕”。如果你不愿意自已的空间被侵入，就喊“不要在我家后院”。因此，被侵害者有可能发展出社区运动与环境运动，他们的抗议与表达是作为第一权利被法律保护的。政府必须回应他们的抗议诉求，通过政策调整而积极寻求平衡，才会被看作是体现社会公义。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产及以上的社区虽然有条件避开“不受欢迎的土地使用项目”，但是他们接受垃圾分类的严格法规，并且有个体行为自觉。

另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也曾图文并茂地向我详细介绍美国普通家庭的垃圾处理程序。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普通的退休房东老太太，如何点点滴滴日复一日地给家庭垃圾严格分类，而且做简单的再生循环利用。用我们的话来说，叫做政府的政策完全落实到个人日常行动中，简直就是融化成了个人文明。不仅如此，稍微大件一点的“废物”，你必须花钱花时间请人专门处理，随意弃置，是违法的。买东西要花钱，丢东西也要花钱，这是进入消费社会后必须要有的个人行为准则。

在信息时代，以上讲的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得的常识性的信息。而只要从常识出发，保证信息自由畅通，就可以得出简单清晰的结论：广州市以及各个城市，政府和公民双方，都应该反思现行的垃圾处理政策。这还包括，对《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也应该反思并重新评估。

就广州的情况来说，我的观点是，基本的“政策范式”必须改变，从单纯的“花钱买先进技术”模式，转变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用技术。在前面一个模式下，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会把自己跟某一种技术，从而也跟某一派专家捆绑在一起。沿着这种技术路线，政府接着还会把自己跟某个市场集团或“伪市场集团”捆绑在一起。这就形成了“铁三角”结构，对技术的批评，对集团盈利模式的批评，会“被当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这在中国体制下何其可怕，哪里还能听到民意表达？所以必须转变为后面一种模式，引入社会因素，引入公众力量，对专家与市场形成制衡。打破“铁三角”，才能讨论出什么是“适用技术”。政府朝这个方向去解放思想，其治理模式将随之改变，变成以人为本，秉持中立，干净办事，自己安全。

更具体地说，广州市的垃圾处理政策，短中期内，应该重新确立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将建设焚烧厂为主，改为以推进垃圾分类与减量为主。第二个是重新评估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环境影响与社会成本，并且先要集中力量，为当地村民的健康、居住与经济发展做实事，民心工程要做在那里。李坑的问题相对复杂，容另文再议，这里先说第一点即垃圾分类。

现在全广州市都知道，番禺楼盘的居民“素质高”。我并不赞成把人区分为素质高低，不过这里只是说明，上百万新番禺人，在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等方面比较高。此地还有大学城，十万大学生，以及高校教职员工在这里工作生活。这样的人口构成条件，加上周边的新客运站、琶洲展馆等等，与其说适合于建一个焚烧厂，不如说，更适合于建设为推行垃圾分类的实验区域。

因此建议，在将要开展的垃圾处理问题的全民大讨论中，直接将垃圾分类与减量作为最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广泛征求实施方案。这要包括减量的时间进度与目标，比如2010年，减量至多少，将此目标分解到社区，将它作为社区建设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同时当然要包括，政府的资源配套与市场的产业配套应该是什么，所以，政府部门与企业界要参加讨论。

还可以提出一项扩展式的建议，即在各个高校中，紧急推行垃圾分类课程教育，全体学生参加（以后可以考虑变为自愿选修），从中培训志愿者与公众教育的授课人员。要求大学带头实施垃圾分类与减量措施，并动员大量的志愿者参与番禺社区的垃圾分类与减量工作。希望能够用志愿精神，克服和消化新制度推行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各种问题。

中国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时也跨越式地遇到了垃圾难题。我们必须知道，当中国人人都消费时，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会变成“中国威胁”。但是，如果反过来，人人都动手做垃圾分类呢？它会产生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的奇迹的。但愿我们是走在后面一条道路上。

今天一行五人，去了一趟太和镇永兴村，就是李坑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所在地。本来只是忽然冲动，“垃圾”贴看多了，便想去随意转转，找找现场感觉。后来临时约到了另一位朋友，她竟然联系了村民甲村民乙，社长甲社长乙，结果就变成了略显正式的调查座谈。我没啥准备，无从引导，基本格调就成了诉苦会。不过也好，有村民带着，可以方便地看到一些东西。略记如下，排序不分先后。

灰渣与臭味。上午去到永兴村，一抬头，赫然就看见了传说中的垃圾焚烧厂。这是一幢高大的全封闭的建筑，顶上有烟囱，飘着袅袅白烟。它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给我的第一印象，几乎算得上是漂亮、气派、现代化。后来我们绕去另一边，看到了焚烧之后堆成小山一样的灰渣，好印象便毁掉了。场地有黑色的污水和泥泞，这个可以想得到。想不到的是，灰渣中确实有烧不透的物品如垃圾袋碎片等等。这是否证明，燃烧温度真的不够呢？另外，难以忍受的是气味，一种特殊的臭。我大概是特别不能耐受，在现场呆了20分钟不到吧，便觉得有点发晕。是不是这就吸入了著名的二噁英？如果是，我觉得应该给它改名，叫做“万恶英”。因为此后大半天，我都觉得头疼，脑子不清爽。

阴影与尴尬。从谈话中明显感觉到，癌症患者突然增多，是他们的最大阴影。此外是臭味、污水、飞灰与噪音。有这个垃圾场，就失去吸引投资的条件，房租、地租上不去，令他们压抑。他们一定要招待中午饭，并且强调，不是本地种的菜。我想起前总书记的教导，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便努力吃。但是老实说，不是完全没有心理斗争的。同行的几位年轻的学生，他们有没有所谓，他们自己说吧。主人中的一位，面对很多剩菜，竟刻意提议，够不够啊？再加一盘青菜吧？大家都摆手说，很饱了，不要加。他勉强一笑说，你看，都不吃。一种很难言说的尴尬就在弥漫。我想，他们每次招待客人，都绕不开这种尴尬。别的地方招待吃饭，都要吹嘘本地特产农家菜，但是这里不行。填埋场，填埋了本地自豪。焚烧厂，焚烧了本地骄傲。这可能才是悲入骨髓的悲剧。

迁徙自由。这个是真没有。我问了，有多少人离开了，搬家了，或者出国了？回答是没有，回答者脸色阴郁。他们是无法离开的人。

屡战屡败。1990年垃圾填埋场开始运行，2005年垃圾焚烧厂第一期投产，现在是第二期动工。19年来，村民多次抗议，没有一次赢，也越来越没有赢的希望。挫败感和羞辱感很强。一位老者说，90年那次我们打啊！我们有锄头，有镰刀棍棒，但是他们对着我们连打三发烟雾弹，大家慌乱了，才被他们抓走十几个人。我们不是不打，我们是打不过啊！

数字鸿沟。番禺的白领们上网，论坛和博客上的讨论火爆激昂。但是永兴村的村民不会这一手，也就没有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因此他们对记者的来访特别寄予厚望，相应地，也会特别失望。当然，他们互相之间，是用手机联系的。同一个广州，南部北部，强弱差距很大。

命运感。他们悔恨，80年代那会儿，还什么都不懂。而真正深以为憾的是，本地太穷，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哪怕稍微有点级别的官员，所以样样都输。我一边听一边想，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主要原因不在于有没有资源，而在于出不出官员。

面向红旗。看完焚烧厂，吃过饭，我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继续聊。主要内容是破口大骂某个党。骂他们收黑钱，骂他们不顾村民死活。讽刺在于，我们正对面的墙上，方方正正挂着一面党旗，十分鲜红，颇为庄严。我深感滑稽。这个场面效果，必须用摄像机拍下来才能表达，可是我们没有。

村庄记忆。自我启蒙，发动抗争。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以及有人癌症、有人死亡，这些构成了20年来的这个村庄的当代史。这些事件和叙述，与官方的正式叙述大相径庭。而这样的历史，目前存在于部分积极分子的记忆中，只有口述以及零星报道。没有村志或族谱记载。据小胖与村里的一些小年轻厮混一轮后回来报告，他们对此话题似乎很漠然或者茫然。因此，村庄记忆会中断的。随着时间流逝，对手的记忆会消失，会消失在“大叙事”的汪洋大海中。就像长春围城中的居民记忆已经基本消失一样，胜负因此恒定。

最后，说一下我最关心的问题。第一，能不能妥协？有没有空间？跟我谈的人都说没有。这是死人的事情，赔偿有什么意义？如果赔偿足够我移居他乡且有好生活，当然可以，但是，谁能赔？

第二个问题我并没有向村民问，但是我认为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如果有NGO，并且拥有独立的科研力量，那么应该对村里的水质、空气、土壤以及村民体质健康状况作出独立的检测。知识、信息和科研不能垄断，打破垄断，程序公平，应有赋权于村民的效果。

第三，我问一位年轻的干练的管事的人，能不能估算一下，因为垃圾场，这里的经济损失是多大。比如说，没人肯买这里的菜，你就损失了种植收入。他狡黠一笑说，算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菜还是种，还是卖，也许最终就去了广州市内的菜市场。焚烧厂的污水是排到珠江的，它最终就是你们用的水。

这是一天下来，我听到的最有智慧的说辞了。他不打算反复陈述自己的风险，但是要我算自己的风险。结论就是他跑不掉，我也跑不掉。如果加上另外一个人的说法就更恐怖，那些焚烧出来的灰渣，最终要去哪里呢？可能会制成砖头，没准就砌在谁家墙体中呢。

我回到家里，狠狠洗了个热水澡，希望冲掉身上的某种可疑味道。忽然想起了珠江水的来源和流向，登时脚软。在滚烫的水流冲刷下，我心冰凉。

车子出了点毛病，拿去修，顺便还要求给车子清洗打蜡。我去取车的时候，发现来洗车的人很多，工人都忙不过来，我的车子也还没洗干净。他们猛道歉，说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于是我就揣着手在一边等。

只见一位摸样俊秀的小师傅，用一把刀片在我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上轻轻地刮，刮出一小堆一小堆的细屑。我走过去说，原来我的车玻璃脏成这样啊。怪不得前两天下雨时开车，雨刮一刷，总觉得玻璃好像有一层油腻似的，看不清楚，特别不爽。小师傅说，脏点也不是问题，一般的灰尘，用水冲就好了。你这个主要是旁边的电视塔在喷漆，所以弄成这样。

——什么？！我没听懂，要他再解释一次。他说，电视塔在喷漆啊，你不知道啊？空气中就好多不知道什么东西。不光是你的车子是这样，好多车子都是这样。

我的天，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情，又长见识了。这里要先说明一下背景。话说白云山高，珠江水长，我家就在岸上住。具体说就是珠江南岸的某著名的一线江景豪宅……的旁边。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大发了，前面是正在动工的领事馆区，后面呢，高高耸立着新建的电视塔。这个电视塔，本地街坊用粤语叫它“扭纹柴”，比较小资的年轻白领则管它叫“小蛮腰”。

据说“小蛮腰”会辐射，当年兴建的时候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不过那时我没说话，因为我家的朝向是背对着它的，还有很多高级豪宅宏伟大楼在背后挡着呢，还有领事馆在前面接着呢，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安全。渐渐地，每次回家，远远看见电视塔，还有一种直奔小蛮腰而去的感觉，平添浪漫色彩。

可是谁能料到，“小蛮腰”不仅会放电，而且会喷雾。按那位小师傅的解释，电视塔上施工喷漆，方圆几里之内，空气中就会充满了某种悬浮微粒吧。如果仅是脏了车子，那也罢了。就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效果呢？

书本上说，在风险社会里，要尊重地方性知识。今天我洗车，就算得到一个案例。如果不是洗车工人告诉我，我哪里知道会有这种事情。不过知道多了也麻烦，以后看见电视塔不免心情复杂，只好说，小蛮腰，我怕你了。

奥巴马访华传递了三项重要信息。第一，美国不打算遏制中国崛起；第二，美国邀请中国共同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第三，美国愿意倾听中国——特别是中国年青人的声音。

我认为，这就是奥巴马厉害的地方。他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演讲中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温故知新”。看完对话全文后，我想了半天，想明白了一点。奥巴马讲中国成语，也许只是增加一点中国文化作料，讨好一下听众。不过，就他的对话策略来说，却恰好暗合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典故，即《孙子兵法》中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近年来，中国在三件事情上特别恼火美国，尤其是一些青年人，火气之大，一点就着。这三件事情分别是，美国害怕中国崛起，处处压制中国；美国独霸世界，横行无忌；以及，美国总是歪曲报道中国，指手画脚。可是奥巴马的讲话中带来的三样东西刚好相反：无意遏制，愿意分权，乐于倾听。从中国青年所提的问题中，看不出任何相应的理解、回应和博弈。奥巴马摆出了“空城计”，我方只在外围打哈哈，根本不敢进。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两位学生都问到了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但是学生们显然对相关资讯看得太少，没有做好功课。他们不知道，奥巴马获奖的真实理由是，他是头一个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愿意“倾听”欧洲声音的美国总统。评委们（全部是北欧人）是如此激动不已，以至于觉得不颁这个奖不足以表达。不过重要的不是颁奖，重要的是，欧洲人认为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他们要向奥巴马表达很多东西。然而，当奥巴马现身上海科技馆，亲自倾听中国青年的声音时，他听到了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无论那个场面多么热闹，本质上是一片寂静。

奥巴马在美国政坛的制胜武器是，他激发了美国年轻人的政治活力。然而在中国，他遇到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青年人。他宣称的对华政策，包含了“改变”（可能只是姿态改变，但也可能是根本性的改变），他用“Town-hall meeting”（市政厅会议）的方式，也就是美国基层民主的典型方式邀请中国青年提问。所有这些都带有他的鲜明特征。但是“中国青年”在这样一次全球传播的大好机会中，实在说，并未能够把自己树立起来。归根结底，虽然我们都知道有所谓“团派”这一说，但中国青年并不是中国政治和中国外交的先锋力量。他们只能文质彬彬，但是面目模糊。

于是，中国学生的形象，仍然不能摆脱那个经典笑话的定位。据说联合国对各国学生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请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粮食短缺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所有人都交了白卷。原因是，非洲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粮食”，无法回答。欧洲学生知道“粮食”，但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短缺”，也无法回答。依次下来，台湾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美国学生知道“国家”，却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上其他国家”。至于中国学生呢，他们知道一切，却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严重束缚了青年学生的想象力和对话能力。第一个是长期浸淫于受害者心态中不能自拔，把中美关系史理解为中国受迫害史以及继续受迫害史。一旦撤掉“遏制”这个话语平台，大家竟无话可说。第二个是精英外交理念。把外交和国际活动看成是“国家精英”的专属领域，不敢想象平常人可以有什么作用与作为。第三个是缺乏国内政治生活的锻炼。阿伦特说过，公民因为投身政治活动而成长为伟大。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缺乏这种“成为伟大”的机会。

据说，参加对话的“中国青年”都是经过集中培训的。既如此，他们表现不好，主要责任也不在他们了。那么是谁的责任呢？想起了前总理Li Peng在某次记者会上谈到中外纠纷时的一句口误：我们认为，责任完全在中方！

老作家乔羽在革命年代写过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当然是非常主旋律的东西，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因为小时候的音乐启蒙，大致上就是从这类歌曲开始的，记忆总难抹杀。另外，乔羽这首歌，确实有某种清新而超越的艺术造诣。按古汉语讲“河”，就是指黄河，乔羽也确实是黄河边上的人，歌词是有感而发。但为什么不写黄河呢？据说，当年给乔羽分配任务的领导，拿到歌词后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条大河是哪条河？乔羽回答说，唱的人，听的人，人人心中都有自己家乡的河，所以，没有明写黄河长江。乔羽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说，终于想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之后，后面的词句就如波涛汹涌一样，奔腾而出了。

“一条大河”非常具象，但又无所特指，反而广泛打动人心。我甚至想，这首歌虽然叫做《祖国颂》，也就是中国颂，但是考虑到，人类主要文明都是沿着大河而发育的，所以，“我家就在岸上住”，也可以当“人类颂”来唱。即使对外国人，也能唤醒他们的人类基本回忆……之一吧（忽然想起也有人在山上住）。而那些浓缩人类历史，呼吁全球环境保护的影视作品，完全可以用这首歌做配乐。中国文化，包括当年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表达出来的文化，本来是含有足够宏大而超越之意蕴的。

说了半天，其实想说的是，最近中大校庆，闲聊中谈到中大校歌，感觉是不够超越啊。歌词如下：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中山手创，遗泽余芳。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校歌的作者是第一任校长邹鲁。不过在1949年之后，歌词就改动了，所以现在已经说不上是谁的作品。台湾高雄也有一所中山大学，其校歌应更接近于原创：

中華文化 源遠流長 吾校矗立 蔚為國光 國父手創 遺澤餘芳 三民主義 儀行四方 民國基礎 大同梯航 莘莘學子 濟濟一堂 學以致用 不息自強 發揚光大 貫徹主張 懿歟勉旃 勿墮勿忘

之所以说“更接近于原创”，是因为第一句“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应该是邹鲁的原词。尽管这是老校长在上，我辈不该无礼，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白云山其实不高，珠江水也不怎么长。这一句，实在欠缺超越性，反倒把中大给框住了。

更糟糕的是（与邹鲁校长无关），一首校歌跟着政治形势改来改去，大学的独立性在哪里呢？原词是“懿欤勉旃，勿堕勿忘”，倒真是古色古香，让人有见贤思齐、头悬梁锥刺股之发奋感。现在改成了“振兴中华，永志勿忘”，如果执笔的是教授，那真要问一句，你把自己降格到80后喊口号的水平，文化都到哪里去了呢？

无论是“国父手创”还是“中山手创”，我都不喜欢。中山先生是我们的骄傲，但是一所大学不需要拉大旗作虎皮。我喜欢哈佛大学的校训，它气派而又朴实，无与伦比：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但更要与真理为友。

作为大学里的老师，我心目中的“家乡的一条大河”是真理之河，智慧之河，思想之河，文化之河；是自由、民主、开放、创新之大江大河。谁不说俺家乡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作为中大老师，值此校庆之际，平心而论说一句，中大远离中央，在极权体制下有很多吃亏的地方。但是也就有了空间。中大在思想、学术、观念方面的自由宽松，比许多“一流大学”要好，而且更具平民面向。这其中凝聚了许多人默默无声的、看不见辉煌的努力。自由是最重要的，真实的学术从中孕育。仅此就值得祝愿，祝愿我的学校愈来愈好。

我早就过了带小孩的年纪了，但是仍然被下面这篇文章吸引，并向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推荐。

毫无疑问，文章中所讲到的，是比较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样的文章先天就难避免有替人打广告的嫌疑。毫无疑问，文章中提到的CLUBMED也会有遭人诟病的一面，比如我从跟帖中看到有人抱怨在那里工作的G. O. 严重受剥削。

但是以上三个毫无疑问都不那么重要，第四个才重要。

第四个毫无疑问是，这是创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的亲子消费模式，但是在中国产生不了这样的创新。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文化、财富和想象力，都支持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以及整齐划一的、纪律严格的国庆阅兵。典型案例是，有一位母亲为了让儿子安心参加阅兵，将孩子父亲病逝的消息隐瞒了50天。

凡是曾经逼着陪着孩子上画画班、钢琴班之类的家长，都无资格批评这位母亲。大家的思维逻辑是一样的，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也没有资格。

需要有一种生活批判和文化批判，但更加需要的是有成功的创新作为示范，示范新的亲子关系模式和教育以及玩耍的方式。下文中所描述的，我认为就是创新示范。可惜，它是法国人在马来西亚做的。

也许，消解家长制和极权主义，把一些本末倒置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这个新的希望在消费领域出现？这未尝不是诱人前景。

一次心甘情愿的亲子消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吴迪 2009-11-0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579/?print=y

国庆长假我跟老公带了两个孩子去马来西亚珍拉丁湾的CLUBMED（法国度假酒店），它在世界各地有80座度假村。除了美丽风光和周到服务外，CLUBMED的独特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的G.O.（亲善使者gentil organizateur），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酒店服务员，他们原先在自己的国家可能是公司高管，可能是大学生，可能是艺术家……是一批来自各行各业对生活充满热情多才多艺的人士，他们来CLUBMED工作是为了寻求全新的生活体验。

半夜12点我们下飞机到了CLUBMED，全体G.O.在村口列队欢迎，村长（总经理）是个风趣的法国人。送我们到客房的G.O. 是个漂亮的韩国姑娘名叫SORA，长得象全智贤，她是这里MINI CLUB（小小俱乐部）的老师。

最让我觉得不虚此行的就是CLUBMED专为孩子们开设的MINI CLUB，其实是个免费的国际幼儿园。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客人都可以把孩子送到那里交给G.O.（老师）照料，大人就可以玩自己的去。

MINI CLUB按照年龄分班，4岁以下，4-8岁，8-16岁，分别有不同的G.O.带领。我家孩子5岁，他们班正好是SORA管的。我家孩子在那里呆了4天，每天G.O.都给他们安排了丰富的活动：高空弹跳，蜡染T恤，用矿泉水瓶做帆船比赛，看马戏表演，在海滩上挖沙子，游泳池玩水，热带雨林探险……可惜没有碰上海龟下蛋的季节，不然半夜G.O.会叫醒孩子们去沙滩上看。看完热带雨林，我家孩子的心得是“不要乱砍树。”他们乐疯了，嫌睡觉都浪费时间，说“这里的生活真好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了？”

G.O.给孩子们涂防晒霜，给小小孩擦屁股，带他们一起去自助餐厅，每次饭后都要吃个冰淇淋，G.O.自己也特别爱吃。G.O.什么肤色的都有，因为近年来大陆游客占了一半多，越来越多华人G.O.（都是台湾来的，没见大陆的）。小朋友也是什么肤色都有，交流语言是英文+手势。SORA不会中文，我教她说三个字“少吃点”，请她关照我那大胃王儿子。

我儿子女儿在上海的DISNEY ENGLISH学了几句有限的英文，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很HIGH。有个摄影师全天跟着他们随时抓拍，照片贴在橱窗里，家长想要就去买。结果我们买了40多张，花了近一千块人民币！我指着照片上跟我儿子勾肩搭背的一个外国小男孩问他：“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老是跟你一起拍照片，你们是好朋友吗？”我儿子得意地说：“他叫SAM，他老是跟着我，他喜欢我！”他还跟我报告学会了“two by two”，就是“两个两个排队”的意思，因为G.O.每天都重复好几次。这可比他在DISNEY ENGLISH学英文有效多了。

最让我和老公震撼的是最后一天晚上，所有MINI CLUB的孩子一起演出了一出名为“丛林探险”的舞剧。下午看到G.O.带着孩子们在村里的剧院里排练，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我想才2个小时的练习也就是瞎糊弄吧。没想到，等晚上大幕拉开，超级专业的灯光布景，孩子们呈献了一台45分钟的精彩表演，让我们观众席上的200多位家长惊喜不已掌声笑声雷动。我由衷地感叹，MINI CLUB的G.O.们是太爱孩子也太了解孩子了，从最小的一岁半的孩子到16岁的少年，每个人都出演了最适合他们的角色：十几岁的孩子演探险队员；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扮的是小海龟，G.O.扮大海龟，带着他们在地上爬，爬本来就是这个年龄孩子最擅长的运动。我家孩子四五岁的组把小脸涂得花花的，扮的是小豹子，动作很简单扭扭腰挥挥手，老师装扮成大豹子带着他们一起跳，也不要求像国庆团体操那样的整齐，只要孩子们跳起来就好。本来嘛，你哪里见过动起来很整齐的小动物？七八岁的调皮男孩扮的是猴子！这个年龄的男孩本来就是猴子，模仿猴子的动作惟妙惟肖，他们在台上抢香蕉，那种自然大人绝对做不到。孩子展现出来的潜力把台下的家长惊呆了。

我家女儿本来是个害羞的姑娘，这次可出风头了，除了跟弟弟一起演小豹子，还跟G.O.一起表演了高难度的“百鸟”，她说是天鹅，我看上去不像。她的舞伴G.O.是个一米九多的台湾大男孩MARCO，可能是她此生最高的舞伴了。G.O.们不断地把孩子托举过头做各种造型，而孩子的动作只有一个——张开双臂，向前看。事后我问女儿，害怕吗，她说不怕，因为她相信G.O.会一直稳稳地托着她。她们几个孩子给MARCO起外号，他乐呵呵地接受了。

看似简单的表演，凝聚着丰富的舞蹈语汇，“猴子”们跳的是非洲土风舞，台下有个黑人G.O.领舞，“蛇”跳的是HIPHOP，“鹦鹉”跳的是中国民族舞，压轴的“百鸟”是现代舞……但是孩子们是不知道这些词汇的，他们只知道很开心，只知道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天性。演出结束，MINI CLUB的校长——一位泰国女士又给了家长们一个惊喜，她放映了一段录像，是孩子们这几天在MINI CLUB的生活，每个孩子都有镜头，片尾打出一行字“all we need is love”。我问她这些G.O.是不是原来当过幼教老师，她笑着摇摇头，说“all we need is love”。

由此想到上海电视台的儿童节目，“小荧星”的那一套，整齐划一，就是生要把孩子变成大人。最近看到儿童版的“舞林大会”，真是惨不忍睹，让一个才三岁的小女孩穿三点式跳艳舞，还给了全场最高分！把肉麻当有趣，毒害儿童。

国庆节CLUBMED七成的游客都是大陆人，但是很多家长并不愿意把孩子送去MINICLUB。跟我们同机去的一位妈妈有一万个不放心“我家孩子怕陌生啊，他不会说英文啊，老师能照顾好他吗……啊呀，他每天要睡午觉的呀，这么疯玩怎么行……我们大人不跟着，他不好好吃饭啊……”孩子们在海滩玩耍完了，G.O.就拉条皮管子接上水龙头给他们一个个冲洗，一个大陆妈妈看到了惊呼“这要感冒的呀！”即使在水深只到孩子肚皮的游泳池，这类家长也是紧跟不放，不许这个不许那个。于是，在回上海的飞机上，他们的孩子对我说“一点都不好玩，没有意思。”是啊，孩子跟着大人转，大人购物、做SPA、打高尔夫，孩子只好在一旁看，不能跟其他孩子一起玩，是很没有意思。

能到CLUBMED来的中国父母，都不差钱，为了孩子尤其舍得花钱。他们花钱带孩子来旅游，却没想清楚是大人适应孩子，还是孩子适应大人？他们平时也会送孩子去一年一万元学费的英文班才艺班，目的是让孩子更国际化、更有交际能力、更优秀，更健康，可是MINICLUB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他们却视而不见，白白放弃了让孩子开阔眼界的机会。对这些家长来说，学习就是坐在教室里上课，除此之外都不是学习。而在我看来，experience生活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学习。我家孩子幼儿园老师讲过这么个例子，一个五岁孩子在父母的督促下会两位数的加减，却不知道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是什么意思。能倒过来背诵26个英文，比不上通过MINICLUB每天排队学会的“two by two”。

回到上海后我把孩子的照片给朋友家人看，有个朋友马上就上CLUBMED的网站去申请当G.O.了，她正好处在职业厌倦期。我弟弟说怎么就拍了这么点，要是他肯定一直跟着他们拍。他平时就是这样，一天到晚给他女儿拍照。我说，那你不就是打搅他们了吗，你的目的是拍照还是让孩子们去体验生活交朋友呢？这不是本末倒置吗？看来，在如何亲子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的中国父母还真的不是少数。

跟着别人的转帖走，不经意间看到这样一条旧闻，非常感动。

【2000年4月3日，中國4名失業農民侵入南京一戶德商住宅行竊，持刀殺害屋主一家4口，被害家庭男主人是德國賓士汽車集團在南京投資的一家重車廠副總裁，此一滅門血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針對外商最嚴重的犯罪事件。4名18歲至21歲的兇手案發後隨即被捕，之後被中國法院判處死刑，被害者家族呼籲法院將死刑判決變更為無期徒刑，但最後4人仍被處死。在南京僑居的約100名德國及其他外國僑民發起設立紀念被害者家庭基金會，希望藉此扶助中國貧困家庭子女能有就學機會。他們成立的基金會叫做普方基金會http://www.pfrang- association.org/（以被害者Jürgen Pfrang先生的姓命名的）。】

循着链接，又看了普方基金会的网页。确实，基金会是为纪念被害的 Jürgen Pfrang 一家而成立的，但是没有再提及案情，只说他们一家长期在中国工作，已经将南京作为第二故乡。网页上介绍了基金会的项目，现在一年资助大约250名江苏省的农村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初中学业。每年4月，基金会都在南京举行筹款晚餐会，提供食品和德国加豪夫堡HB啤酒。

除了“伟大”，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形容普方一家。在异国他乡横遭灭门惨祸，仍然以大爱消解仇恨，这里有宗教的因素在起作用吗？还是德国人特有的、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般的生命态度和死亡态度？

无论如何，这样的公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样的超越国界的爱与分享，这样的家族尊严与价值观，我唯有满心敬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1月9日是柏林墙拆除20周年，谨此纪念。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愿世界充满爱，无阻隔，不伤害。

以前有一个搞笑贴，说的是领导去北京开会，记者问对北京的三陪小姐问题怎么看，领导随口说，北京还会有三陪吗？结果见报新闻是，领导关心地打听北京有没有三陪。

愤怒的领导第二次见到记者，第二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大叫，什么三陪四陪乱七八糟的。结果见报新闻是，三陪四陪已经不能满足领导。

到了第三次，领导彻底学乖，一言不发。结果报纸上登出来的是，面对记者再三追问三陪小姐问题，领导沉默良久，很无语。

这个故事，本意在于嘲笑媒体。不料现实生活中，还真有领导要接上这个话茬，于是笑话继续延续，而且改变方向。

一位部长说，“从 最近发生的一些贪官绯闻中发现，一些干部腐化堕落是从到低俗场所找‘三陪’开始的。我们要明确一条约束，党员领导干部不许涉足低俗场所，不许找‘三陪’小 姐陪酒陪唱，否则干部考核时就要在日常品行方面记上污点。”某报还把这个话列为“不是官话”，意思似乎是说，这是领导在说普通人的“人话”。

可 是据我所知，是个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三十年的历史，就是干部找三陪的历史，就是干部与三陪小姐的缠绵悱恻史。另外，上演这种历史的空间，通常都是金碧辉 煌、灯红酒绿的去处。落后地区的县级以下先存而不论，市级以上去的地方，在普通人眼里，都是昂贵高档的地方，从来不“低俗”啊。

可是在领导那里，这却是“最近”才“发现”的事情？！

我 给学生上课，讲到全球化如何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结构。理论复杂，并非我的功力能够驾驭，说着说着，自己都被绕晕了。现在好了，一看领导讲话，我就乐了，现 成的例子来了。全球化是不是改变了中国，这个还难说。但是，领导改变中国，这个是一定的。一任领导上台，首先改变的是对于事件的时间叙述。即，从来都有， 改成最近发现。

领导“最近发现”原来真有三陪小姐。这是多么幽默的笑话，这是多么轰动的新闻啊。可是，传说中的那位再三追问领导的很有娱乐搞笑精神的记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在哪里……哪里…………

前几天，我在常去的一个社交网站上看到朋友的一份转帖。那是由卢广拍摄的一组照片，题为《中国的污染》。我一张一张看完后，就像网友们留言上所说的那样，感到极度触目惊心。我也将这组照片转帖给其他朋友，希望尽可能地延伸这个传播链条，使更多的人认识中国的污染。

此前我并不知道卢广是谁，转帖的朋友也没有标明，这组照片刚刚获得了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颁发的“2009年人道主义摄影奖”。不过这样更好。如果这是一种传播策略的话，它恰好是正确的策略。我庆幸自己因此而获得一种“原生态”的观感。并不是由于摄影师的名气或者因为照片获了大奖，它才打动我。相反地我相信，正因为这组照片无可抗拒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它必然打动评委的心。

在《中国的污染》中，卢广拍摄了许多人物，其中一张，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照片上是一位在黄河边上放羊的老汉，但是背景中没有一只羊，只有污水横流的排水沟和寸草不生的土地。老汉忍受不了废水的强烈臭味，用手紧紧捂着鼻子。那双手比树皮还要粗糙，那张脸上，满脸都是悲苦。略带变形效果的面部大特写以及光线处理，使我几乎闻到了污水的呛人气味，下意识地也想捂上鼻子，并感到一阵窒息。

这组照片的风格与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以纪实摄影的风格，卢广用镜头记录了被严重破环和严重污染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人的悲剧，记录了在那种环境下，人是如何地不成其为人。当身边充满了黑烟、污水、臭气、垃圾时，家园就变成了地狱。凡是养育生命所必须的环境要素，现在整个倒过来，变成毒药，毫不留情地摧毁人的健康，吞噬人的生命。

在污染的环境下，儿童的残疾率很高，弃儿也很多。若非好心人收留，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这样的好心，只是杯水车薪。在《中国的污染》中，卢广以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命路径。其中的路标是，变形的关节，溃烂的皮肤，骨癌少女的瘦骨嶙峋，老人家无声无息等死时的濒死面容，以及孩子的新坟。由此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我认为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绝望”。

这样的绝望告诉我们，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乎人的问题。所谓“以人为本”，意思是说，对环境的破环和污染，就是摧毁人的生活幸福与生命存在。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照片上那些绝望者告诉我们，污染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

以前我们谈到两极分化，都是从经济和财富分配意义上说的，比如贫富差距，先富后富等等。然而现在必须看到，环境意义上也存在两极分化，即有能力避开环境灾害的，与无能力避开的，二者之间有巨大差距。不仅如此，经济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同时还强化和固化环境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凡在市场上获得较大财富份额的人，同时也有能力占有更好的环境条件份额。反之，凡是没有办法致富的人，也就是没有办法躲开污染环境的人，也就是被污染伤害后没有治疗条件的人。所谓两极分化，因此而两倍、三倍乃至数倍拉大。因为这种分裂而落在底层的人群，就是最脆弱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祸不单行，唯有绝望。

这是一个“环境正义”问题，它迫使我们要想得更深一些。凡是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的人，都是“拥有时间”的人。但是，卢广照片中拍摄的那些人，却没有“时间”等到治理来临的那一天。凡是把单一的经济增长，也就是GDP增长当作“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最好先到卢广照片中的场景去生活半年，再回来讨论，那些GDP究竟意味着谁的生存和发展。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有一项研究成果，他证明，饥荒饿死人，不是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因为得不到粮食的人没有权利和条件对别人大声喊出“我饿”！也就是说，对于真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呼救是求生的第一要义，表达自由是他们的生存权，因此是第一人权。从这个角度，当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污染》的表达意义。卢广是自由摄影师，他用镜头记录了巨大的“环境不正义”，记录了被损害者的生存状况，记录了他们在抗议书上按下的斑斑手印。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如果他们没有能力进入市场，“用钱投票”买好生活；如果他们没有能力流动，“用脚投票”找好地方，那么每一个较为幸运的人，是否至少应该帮他们呼救，帮他们表达？

当年美国宇航员在登月飞船上从茫茫太空中回眸相看，拍摄了史上第一张地球的照片。按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经做过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先生的评价，这张照片，唤醒了人类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全球环境运动。如果可以做比较，我会说，美国宇航员的地球照片，带有足够大尺度的、超全球的空间视角，也带有强烈的技术美学意味和浪漫色彩。但是照片里头没有人，也没有把美国人对自己的反思摆进去。而卢广的《中国的污染》，则从平常人的、贴近于脚下大地的视角，暴露了如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黑暗一面”，即技术与人生之间的张力与对峙。因此，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的，是悲剧色彩的。而我更相信，这种敢于反思自己的尖锐批判性，才是中国环境运动的真正扎实的精神基础。

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同时成为荣获该奖项的第一位女性学者。在所谓“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埃莉诺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应不陌生，近乎如雷贯耳。她的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于2000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埃莉诺是多产学者，所获奖项也很多。她于1996年获得美国政策研究组织颁发的杰出妇女奖，于1997年获得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赛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著名学者肯尼思·J·阿罗（“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发明者）详述了埃莉诺的学术贡献。很多人预料，埃莉诺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个预言，居然实现了。

依据《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埃莉诺的主要贡献是说明了“公共池塘资源”的多中心治理，重点在于强调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简单的解释是三点。第一，存在“公共池塘资源”，例如海洋里的鱼类资源，它是无主的，但它是有限的。滥捕会使资源枯竭。第二，市场体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市场失败的论证），单纯的中央集权体制（即利维坦模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各种政府失败的论证）。第三，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核心要素是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例如渔民在其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协作与监督机制。同时，这种“自主治理”的秩序，需要有市场制度与公共权力制度的相互配合，才是可持续的。

资源使用者的自主治理，是最重要的制度资源。依此可以理解社区自治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某些类型的NGO在做什么工作。比如“阿拉善”在内蒙的工作，就是帮助牧民社区重新“设计”自已愿意遵守的秩序，它同时解决生计问题与草原资源的保护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是与此同时，它严重毁坏海洋、天空、大地、河流、森林、草原等等，非常失败。因此构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悖论。其失败一面，同时证明了极权体制的失败和市场的失败。依据埃莉诺的研究，需要找到源自于资源使用者自身的“治理模型”。但是，中国的治理模式，在微观层面上看，是专制权力反复摧毁公民社会的自主能力。这样的制度特征，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鼓励的埃莉诺式的研究刚好背道而驰，所以，它表现出“反诺贝尔精神”的特征。我相信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包含有各国排名，中国因为自己名次下降而在中央一级媒体上发生报道混乱，实在贻笑大方。也有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这种排名很无聊，管它作甚？我倒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排名的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提供“地图”，它用新概念重新“图绘”我们的世界，给人以新视角和新启发。比如，在“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衡量下，“小的是美好的”，小国寡民，占大便宜了。我们一直以为，国家要大、要强、要崛起、要争霸，人民才能生活幸福。其实，统计数据不支持这种看法。很多人因为自己是“大国”，便无来由地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国家大与个人幸福之间，未必真有什么因果关系。

当然，任何一张地图，都是可以质疑的。明明我的住房条件比许多香港人要好，凭什么香港的排名这么高？如果有此类质疑，那么记住，质疑是你的神圣权利。高兴的话，给写报告的专家、开发署的头儿乃至联合国秘书长写信质疑好了，这是一。第二呢，科学欢迎质疑和批评，它会促使真正优秀的学者找到更好的方法和统计口径，使地图画得更好一些。只有我党，才那么不喜欢别人对它的质疑。

《人类发展报告》中比排名更重要的，是价值倡导和政策倡导。07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所强调的主题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09年度的报告标题是“克服障碍：流动与发展”，它要鼓吹的核心价值观，是“流动性”。用中国话来解释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人往高处走”。主持《人类发展报告》研究的专家们相信，各种各样的人类流动（包括偷渡），是新时代的核心特征，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认为，对于流动性，要做三项工作。第一是科学关注，第二是价值肯定，第三是政策促进。

社会科学应当认真地关注和研究各种跨越边界的人类流动。《09年人类发展报告》第一章第一页就列举了中国案例：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基本动力之一是打破城乡界限的流动。报告中还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各种人员流动作为研究上的经典范例而介绍。这个例子使我百感交集。实际上，同样经典的案例曾经长时间在我们身边发生，即所谓“偷渡香港”。从1949年至1979年期间，越过深圳界河进入香港的广东人以及全国各地的人有几十万之多，连同不成功以及被遣返的，相信应有百万。我曾在某个会议上试图表达一个观点，前赴后继的偷渡者，是促使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真正的历史设计师。结果很多爱国的领导和学者们义正词严地把我消灭了。当我看到报纸上有关于当年偷渡的报道，以及记者采访当年的亲历者，我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上好题材。同时我也后悔的不行，如果我坚持这种关注和研究，今天得个把诺贝尔奖，也是有可能的呀！

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深圳界河上的偷渡，还是当年柏林墙的翻越，以及美-墨边境的穿越，都是令他们恼火而要堵截的事情。这就证明了要有第二项工作，就是给予“人类流动”以价值肯定，而且是高度的价值肯定。太多的道理就不说了，很多人喜欢许巍的一首歌，一唱就明白：“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人类流动现象当中，有很多是“合法的”，也有很多是“非法的”。后面一部分，也包括前面中某些部分，流动的成本很高。经济代价、与家人朋友长期分离、甚至生命不保。所以，要通过政策加以保障和促进。撤除阻碍流动的各种障碍，这就是联合国专家们向各国政府发出的强烈呼吁和倡导。也因此，我这样来回答昨天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本地生活不好，如果你又很想去塞浦路斯过共产主义生活（如果有的话），那么去就是。不必为你的想法感到羞耻，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正是在流动中，人们为自己创造好生活，世界也因此更公平了一些。如果有人挡住你不让去怎么办？两个办法。简单的办法是偷渡。复杂的办法是，与联合国的专家一道，与各种可能的力量结盟，使政府改变政策，使一切想流动的人不必偷渡，就能有更加平滑顺畅的通道。

最后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这个世界上有WTO，它只做一件事，就是推动资本、金融以及各种商品的全球流动，它要求各国为这种流动撤销障碍。而这里所讲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则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推动人本身的流动，让所有人都在流动中寻找和创造更好的机会。在这个角度上，对政府的要求不同。不是要求政府去“亲资本”，而是要求政府关注人，关注人的流动，关注人在流动中的机会与福利。要帮助人找机会，也要帮助机会找人。UNDP的专家团，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与WTO相对应（不是必然相对立）的另外一条战线。

第二点是引申的思考。现实空间的公民要有流动的权利与便利，虚拟空间中的网民当然也应该如此。如果你觉得“祖国”的网不是给你自由而是给你束缚，那么你会？呵呵，我会翻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就像当年躲过边防军的狼狗，在深圳河里沉浮挣扎的老前辈一样，我的身份就成了偷渡者。所以我会特别感动于《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标题：“清除障碍：流动与发展”。它相当于新的“国际歌”：没有什么应该阻挡，人对自由的向往！

广东人把广东边界以外的地方，都称作“北方”，这一点经常被人嘲笑为没有见识。其实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沿江路一带，叫做“海皮”，意即“海边”。乘轮渡到对岸“河南”，叫做“过海”。

你可以认为广州人没有见过大海。不过，这如果是毛病的话，它是人类共同的病。人们总是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建立“自己的”地理方位与空间感觉的。没有什么东南西北，只有“对于谁而言的”东南西北。网上有过一幅“各省人心目中的中国地图”，极有创意而又足够搞笑，其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例如（大意），在北京人心中，广东省不叫做广东省，而是“潮湿难受、语言难听、遍地盗贼的地方”。在上海人心目中，香港不是香港，而是“节假日血拼目的地”，等等。

扩展一点问，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子的？它与别人的“世界地图”有分别吗？我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2009》（HDR2009），第一个发现就是差异相当巨大。我很遗憾不会制图，但我擅长出题，就出一道调查题目如下。

问题：“人类发展指数”（HDI）将所有国家分为四大类：极高程度发展国家、高度发展国家、中度发展国家、低度发展国家。问以下国家分别属于哪一类？

斯洛文尼亚 塞浦路斯 香港（地区） 巴巴多斯 捷克共和国 日本

（按照第一感觉回答，不许谷歌百度哦！）

如果你很费斟酌，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么不必担心自己的知识或者智商有问题。我也一样，纯粹凭自己感觉的话，除了日本，其他全错，而且错的离谱。

标准答案是，上列国家（地区），全部是“极高程度发展国家（地区）”。他们的排名分别是：斯洛文尼亚（29），塞浦路斯（32），香港（24），巴巴多斯（37），捷克（36），日本（10）。

“人类发展指数”统计三大项：预期寿命、教育程度、人均GDP，分别又有很多子类和细项。全部合成以后，用于标识“生活质量”或者“生活幸福”。按照这样的指数，就可以绘出“世界地图”，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加以分类和定位。毋庸赘言，这张图，与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地图，差异很大，具有颠覆性。我就没有想过，前南斯拉夫分裂后而独立出来的斯洛俄文尼亚，以及前东欧阵营的捷克，是如此“幸福”的国家，简直是more than 幸福！

我们习惯性的认知或者“世界观”是这样的，美国最好，欧洲二流并在下行通道中，中国已经崛起，属于“幸福ing”国家。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不入法眼。但是且慢！如果说，广东人关于南方北方的区分很粗糙，没见识，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不也同样很粗糙，没见识吗？

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概念下的世界地图中，塞浦路斯之流原来地位这么高。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的平衡感和优越感被打破了。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大意是，共产主义生活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钓鱼，晚上喝咖啡，与朋友交流思想，然后写一篇文章批判人类罪恶。我已经奋斗了大半辈子，离这个境界还远。但是也许在塞浦路斯，或者斯洛文尼亚，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这种生活了呢？

果真如此，我就睡不着觉了。果真如此，我就想，为什么我还要呆在这个中国，为什么不去塞浦路斯过幸福生活呢？如果那里不让我去（逻辑上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不可以偷渡过去呢？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还是说，你觉得我的想法很可耻、并发动愤怒谴责比如“我呸！还教授呢”之类？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说，人挪活，树挪死吗？

注意，这是第二道题目了。要测试的是对于“流动性”（mobility）的看法，它牵涉到地图、空间、方位的认知，也就牵涉到对于生活幸福的认知。不要百度谷歌，想想自己的回答。也许明天，我提供“标准答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0月5日发布《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按照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国排名为世界第92位。这份报告是两年发布一次的，在上一次发布的《200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排名为81位。两相比较，中国的排名下降了11位。

就这么一件事，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引发混乱。先是《X球时报》说，中国在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富裕指数”中排名后退11位。接着各报引用X华社报道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比上一个年度”上升7位，并引述联合国专家的话说，中国是进步程度最快的国家。然后又看到另外一篇X华社转引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发展指数”中的最新排名为92位，上升了7位。

我本来只是随意浏览，但是这些相互打架的报道，却使我突然警觉。经过认真学习阴谋论，提高了思想觉悟之后，我猜想，事情应当还原如下。

在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传来了中国排名下降的消息，很丧气（可能有领导发火了）。但是不可能不报道啊，也许有人出了主意，将名称改为“全球富裕指数”。这个指数并不存在，所以没有人能查到。而且，这个名称听起来给人一种比较山寨的感觉，也许事情就忽悠过去了。但也可能，终究是排名下降11位，很难听；瞎编一个指数名称，也是低级错误。于是干脆改成，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比上一个年度”提升了7位。这听起来像是说，08年的排名是99位。然而共军狡猾就在这里了，你听起来像是这样，实际上报道中一个字都没有说。事实是，没有08年的报告和排名，纯属子虚乌有，你查不到。因为报告是两年发布一次，上一次是07年的，排名就是81位。但是还有可能，自己造假终究心虚，干脆在消息来源上下功夫，改为引述外电，再弄一个什么“人权发展指数”（也是子虚乌有），但报道重点在于，上升7位，外国专家高度评价中国进步很大云云。

以上几种可能，也可能是同时出现，就是很多人同时想出不同的办法来忽悠这件事。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到处出现新闻烟幕弹。它堪比烟花绚丽，也比烟花诡异，只是不知道那些幕后操盘手，是否觉得自己比烟花更寂寞。

就算以上全说错了，我自己依然觉得收获很大。我本无心，但因此却认真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网页，并看了07年和09年的两份“人类发展报告”。看完以后，我更加BS我党的新闻烟幕弹战术，水平太次了。他们连原始材料都不看，其实走宝了，因为里头传达的信息很丰富，并不仅仅是排名。甚至可以说，排名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观念和方向，恰好符合我的口味和研究兴趣。而且有很多东西，并非对中国不利。

先说一点。“人类发展指数”将所有国家分成四大类，分别为：极高程度发展国家（今年第一位是挪威），高度发展国家，中度发展国家，低度发展国家（最后一名是尼日尔）。中国属于“中度发展国家”中比较靠前的位置，距离“高度发展国家”的最后一名，大约有十几名的距离。无论是07年，还是09年，这个大类别的大位置，没有显著变化。也就是说，无论具体排名为81还是92，可能主要具有统计意义。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基本状况没有明显变化。我相信，这更符合我们的客观认知。当然，每份报告都长达两三百页，数据也非常复杂，我并不是看得很懂，所以还说不出具体排名变化的理由在哪里。有时间的话，我要向林涛及其朋友请教一下，怎么看数据。

更重要的是，《人类发展报告》不仅做排名，它主要做的是价值倡导和政策倡导。这倒真有些话可以说，不过太长了，也许，明天再说吧。

MIT的H教授终于来访，我们一起对着调查数据，讨论了一个中午又一个下午。坏消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陷入困境了。好消息是，也许还可以指望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做了一项关于农民工状况的调查。初步分析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状况基本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巧合的是，另外一位研究者也对农民工做了调查，他们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甚至略有上升。

这有什么不对头呢？主要是跟主观预期发生冲突。要承认，作为调查者，我们有很强的主观预设：这次金融危机既然严重影响中国出口经济以及劳动密集行业，那么它当然也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状况。然而，调查完了一看数据，并不是这样啊。所以H教授要跟我们反复核对问卷设计、选点、抽样、调查员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等等，把整个作业流程翻查一遍。最后大家也只能挠着头皮说，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这就是所谓问卷调查之难。这种困局好比在人海里跟踪盯梢。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是我们要盯紧的目标。于是四处布点、设伏、对表、出击……然后面面相觑，目标消失了——没发现什么影响。

这时候需要一个决策，是否放弃预设。既然数据表明没有影响，那么就承认，“客观上”就是没有影响，事情不就完了吗？知道了没有影响，也是一项知识。为什么没有影响，可以另作解释，比如我党英明什么的。

问题在于，“真的”没有影响吗？H教授要求，在这个节点上，必须排除“幸存者偏见”（survival bias）。这的确是个重要提醒。我自己专长本不在于定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概念，但是知道了以后，我觉得它很重要，很有启发。它的意思是，金融危机发生于年初，而我们的调查时间是7月份。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凡是受到影响的，已经走了。能接受我们调查的，都是“幸存者”。他们的情况，只代表了整体农民工的一个方面，所以只能是“偏见”。

但是要记住，在这里的“幸存者偏见”，依然只是假设，仍然需要得到证明。这意味着，需要补充数据，甚至需要补充调查，同时需要有其他的分析技巧，来证明此前的调查数据中确实包含了“幸存者偏见”。同时找到新的线索重新发现目标，也就是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到底藏在哪里。

我忽然想起了电影《风声》—— 两天前刚看过，此时脑海里仍然有风声大作。黄晓明把周迅李冰冰张涵予等一干大腕关进古堡，切断退路，这个策略是对的。虽然“看不见”老鬼，但绝对可以肯定，老鬼必在其中。黄晓明功亏一篑，那是因为他是侵华日军，多行不义必自毙 —— 不过这扯远了。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策略与《风声》类似，或者更公平地说，与二十年前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列车谋杀案》等等类似，就是将各个关联要素一起拉到一个“封闭”环境中，然后一个一个分析。

风声中的古堡，尼罗河上的游轮，东方号快车，都是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也是小说家的构想。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却没有这种便利。即便鲍曼说我们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即便福柯将社会当监狱，也还是要问，怎么去包围要捕捉的对象目标呢？基本上，这是靠概念、方法、分类与逻辑，这些是科学研究的工具。通过概念逻辑的编织与展开，可以廓清边界。将概念逻辑看作“透镜”或“通道”，可以显示出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好，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概念和逻辑，穿越“幸存者偏见”，去寻找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它涉及到Guo家机密，不方便说了啊。可以透露的是，不会去查找失业的农民工，追踪到他们家乡去调查。因为经费见底，没钱去做了。

关于所谓“剩女”的话题，之前是没有时间写。等到有时间，却忘了当初想写什么。刚好今晚有个由头，可以再续前缘。

今晚跑到社工系，听一个关于性别研究的讲座。演讲者是女性学者、香港大学的何教授。之前已经风闻，何教授学术活跃，思想泼辣，有品位，够另类，很好玩。恰好我在网络上学到一句话，“我很好玩的，不信来玩玩我”，于是我就去……听讲座了。

讲座有两个主题：香港女性的“性”福写实；跨越艺术与学术—社会工作者的多元可能。在这两个主题下，有五部短片，今天晚上看了三部。第一部“师奶侠侣”，中心思想是跳舞。一位中年母亲坚持学跳舞，找回自己喜欢的生活。第二部是“爱妈妈，悲妈妈”，中心思想是离婚。夫妻恩爱二十年后离婚，为妻一方早已过了中年。但是她下决心很干脆，而且在并没有任何预想的情况下，有了一位情人。片子中，她谈自己的想法和生活。而她的漂亮女儿，也谈了对爸爸妈妈的理解，对妈妈的新情人的理解，以及自己对于婚姻、性、男人的看法和态度。第三部片子是“因缘57”，中心思想是结婚。不过注意了，说的是一位女性，在57岁那年才第一次结婚；她的经历、观念以及幸福，相当独特。

以我的理解和我的兴趣来说，我深受启发的一点是，生活是多样化的，什么可能性都有。但是要温馨提醒一点，这就意味着，生活有“阴暗面”，也有它的“机会面”。沉浸在天长地久之甜蜜憧憬的女性，你敢想象，二十年后会离婚吗？这就是阴暗面，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这一面藏在哪里。但是，你又会想象自己57岁才结婚吗？这就是机会面。

可能有人说这很极端。我的看法是，所有的极端，都为我们撑开了想象的空间和实际选择的空间。发现极端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那样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我自己读了有关全球化与都市化的书以后，逐渐想明白了一点，这个世界的结构从根子上已经发生了巨变，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机会面”在哪里，同时对于“阴暗面”有心理准备。为了不啰嗦，我就在这里直接将它与“剩女”问题扯上关系。第一是，没有什么“剩女”，你不愿意剩下，你就不会剩下。第二是，在这个多样化、无穷动的新世界中，此时言剩？为时太早吧！

何教授拍的片子能够抓得住那些“新类型”，令我很佩服。而她拍摄片子的过程，也是“反射性”地为自己拓展新空间，即有意识地使各种叙事相互交错。这包括，艺术方式与学术方式的交错，简单来说等于是用摄影机“写”论文。片子中有两代人的叙事交错，还有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叙事交错。可以说，拍他人就是拍自己，相当于“自拍”。最后还有，放映现场中，演讲者与学生的互动（师生关系），同时就是导演与观众的关系，大家又一起与片子中的人物发生关系，所有的人在一起谈论影片，也谈论自己。这就编织了密集交织的互动与交错。讲座的内涵扩大了，知识的内涵扩大了，研究方法的内涵扩大了。由此会引发我们的想象，生活的内涵也就会随之扩大。

最后我想说，香港人的言谈很幽默，很犀利。香港市民文化历来有“饶舌”特征（否则怎么会有周星驰）但它除了表现为“八卦”之外，其观念表达之新潮与别开生面，也足以令人叫绝。比如，妈妈最终提出离婚，爸爸说，（我们以恩爱闻名）还要离婚，全香港都没有婚姻啦！呵呵，这个“爸爸”好，如果我要吵架，我就找这样的人吵。

又比如，女儿当着妈妈的面，评价妈妈离婚后找到的情人。女儿说话中英夹杂，快人快语，说很能理解那个情人（是有妇之夫）在智力档次上“不够班”，但是属于非常有爱心的那一类，实在是有太多的爱无处搁放，而不是想从女人身上得什么。这位漂亮女儿年纪也不小了，当然有男朋友，但是不想结婚。理由一是非常需要空间，不想跟人走得太近乎。理由二是，不想离男人太近了，看到不想看的那一面。她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太爱男人了，以至于不能结婚（…love men too much to marry them）。——插一句观后感，我欣赏片子中对她的一个评价：“思路超凡”。这个女人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啊。另外，她的所有说辞中，关于空间那一点，我最有同感。

最后的最后之再比如，那位57岁结婚的女性，被问了一个问题，你对性生活有什么看法？我看到这里就笑了，因为我想到了会问这个问题。而且问题其实意味着，此前你的生活中一直没有性吗？女主角想了一下，对着镜头狡黠一笑说，哇，这么敏感都问？然后回答说，这有一个比方。小学生学写字，会有压力，开头写不好，要不断练习才能写好。我就像老年人学书法，写得好，当然很好。写不好，那就写不好咯，根本不重要，我也不在乎。

我虽然想到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她可以这样完美地回答了问题。我为她开心大笑。一个人能为自己的情境找到理直气壮的解释，而且是幽默的解释，这是一种难得的能力来的。我由此相信，她对幸福的理解睿智而踏实。作为男性观众，那一刻，我觉得她是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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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行示威成为……When Protest Become...

每一次G20峰会的举行，都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堆游行示威的人。

为什么？答案显而易见。难得一次各国的首脑聚集在一地，世界各地的眼球集中力都跑这来了，不抓紧喊上两嗓子，说不定还能博得个世界性的出镜机会，能不都赶快过来游下行示下威嘛~

噢，别急别急，游行示威并不是我们经常想象中的那么严肃的事情。不是大家都正义凛然的组成颇有素质的队伍，拉上巨大的口号，然后再跟那些全副武装的差佬们争个你死我活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G20峰会里匹兹堡市的示威吧……

经过浏览多个新闻网站的报道和图片，我发现，在匹市的那些示威游行人群里，有反战的、有僧侣的，有西藏的，有环保的，还有抗议经济政策的，抗议资本主义的，内容简直就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且他们的标语更是千奇百怪，有举着假人的，有描着红颜料像血滴的，还有把街边的垃圾桶给推出来了的，等等等等……

当然，除了这些比较传统的主题之外，我发现，抗议的人群中更有牵着自己小狗，然后举着一块写着“我抗议所有的一切”的女士；还有开着车经过的，挥舞着那条著名的“Terrible Towl恐怖毛巾”的司机，连他的那只宠物狗在后座上也不禁探出了头来瞧热闹；更有穿着冰棍球企鹅队球衣，举着仿造的硕大的斯坦利杯的球迷，貌似也叫嚣着什么；还有抱着小孩的，就穿着睡衣在自家门口也跟着大部队嚷上几句，顺便一手拎着部手机就拍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

美国的记者跟着游行的队伍进行采访，镜头里可以见大部队的后面大多数人都是三三两两的，简直就像在散步。警察就站在一边，防止过分激动的人破坏公共设施。再有就是一大帮记者跟随着，拿着长枪短跑，拼命的按快门。简直像拍电影一样。空气中不断传来警方播放的警告的宣传，然后越靠近会议地，有越尖锐的声音，据说是首次使用的“声弹”，以驱散人群。发生冲突的，有使用了催泪弹的，可见那个采访的记者都在自己嘴上围上了一条围巾。

不过呢，除了示威的人群，也有凑热闹的，想趁着这个机会见下奥巴马那张帅哥脸的；以及支持G20峰会召开的，同样都跑到了街上去，吼上个两嗓子。

突然记得去年以巴冲突的时候，那天在匹兹堡可是零下十几二十度那么大冷的天，就在匹大的街上，左右两边各站了两个国家不同意见的支持者，包得个严严实实，冻着个红鼻子，然后摇着自己的标志，再间断的呼上一两个口号。

突然觉得，当示威游行成为一种民众情绪的宣泄，或者成为一种好事者的秀场，抑或是政府和民众间的妥协，那么其实它并不是一件那么难以处置和严肃的事情……

当然，前提是这些散步的人群要遵守最基本的规则和法律，啊，别忘了，其实最最基本的前提是，人们能够有个机会也去散一下步，也去吼那么两嗓子……

【详细报道、图片、视频可参考】http://pittsburghlive.com/x/pittsburghtrib/news/pittsburgh/s_644903.html

我读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终于想明白了他的一个观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那些奢华壮丽（福柯称为“过剩的权力展示”），其实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镜像式的错位倒置”。也就是必然有另一方，在权力方面极度匮乏。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公式，一方的权力极度剩余，镜像般地映射出另一方的权力匮乏。

用中国式的、形象的方式来解释，可以回忆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换成福柯，他会说，豪门里吃不完的盛宴啊，是路边饿殍的镜像。所以，杜甫是一位福柯主义者。当然，站在爱国者的立场应该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什么没有啊，福柯其实是一位杜甫主义者。

但是杜甫好像没有对路边冻死骨再做仔细分析。倒是福柯，非常详细地分析了犯人和监狱。在福柯看来，君王权力的盛大辉煌，最深刻的表现就是使犯人极度卑微丑恶。通过精巧细致、花样繁多、残酷苛刻、实在过分的惩罚技巧，包括五花八门、其实耗费极大的各种死刑技巧，君王权力的丰满与犯人之毫无抵抗权力，完美地集合于一体，也就是集合于监狱中。所以福柯认为，权力分析要分析监狱和犯人。一般人认为，权力分析就是要去分析宫廷与朝政。福柯的分析思路，的确是对以往的一种“镜像式颠倒”。不想明白这一点，就读不懂他到底在写什么。

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那么，从福柯理论中，可以快速地引申出两点现实思考。

一个思考是，所谓阅兵，就是一种奢华的、盛宴般的权力展示。按照福柯的分析理路，可以提出两条定律。定律一：一方过剩，必有另一方匮乏。定律二，如果实在没看到匮乏，请重新温习定律一。

第二个思考是，福柯式的分析，等于重新定义了“真实”。在权力分析领域中，“真实”这个词的意思是，将“过剩”与“匮乏”两个方面都呈现出来，方为“真实”。还以杜甫为例。杜甫他老人家是不是“真的”亲眼看见了豪门盛宴，同时又看见了路边冻骨，然后才写出那千古名句？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过剩与匮乏同时呈现，于是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我自己认为，第二个思考对于理解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意义。我将以此标准看新闻，例如看国庆新闻，看它是否真实。也就是看，是否能够将过剩的如何过剩，匮乏的如何匮乏，同时呈现于读者眼前。

我是有车一族。开了几年车之后，就会有轮胎忧虑。网上看到一篇帖子，名曰“交警的吐血忠告”，里头说，高速公路上爆胎极其危险，看得我胆战心惊。增强安全意识当然是必要的，然而问题在于，车胎半新不旧时，换还是不换？它真的是一个问题，不是寂寞。

我的车子跑了5万公里，轮胎花纹已有一定程度磨损。四个轮胎中，前轮的两个是最重要的，偏偏前轮的表面还有刮伤。我经常去一家店子洗车，跟一位师傅混了个脸熟。他郑重建议我，换了吧。他还说，有一位相熟的公车司机，时不时就来换胎，前不久刚好来换过。那车胎绝对比我的新，比我的好。师傅建议我，就换那个二手轮胎，他愿意给我一个很大的优惠价格。

这方案听起来不错，我已心动，准备选个日子，宜换胎，就行动吧！同时也长了见识，原来人家公车是这样保养的。那车胎真的还相当新，就换下来了。也许，领导的安全很重要，年年用新车胎，当然最有保障。二来，经费也不愁。对于私家车主来说，接上这个二手胎，可能真是得便宜了。

在这个当口，传来美国“轮胎特保案”的消息，我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轮胎不能出口美国了，那么，它对中国的消费者有影响吗？中国消费者例如我，会从中得益吗？

我就带着这个问题看评论，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分析此案对于中国消费者的影响。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很多，精微入细有之，大言炎炎有之。分析涉及到的人群包括：美国业界，美国工人，美国消费者。还涉及到：中国业界，中国工人。如果画出一个方格表，一眼就可以看出缺少一个环节。缺少的就是对中国消费者的利害分析。

我特别希望能有专家，在这个方面提供信息，提供分析。这将帮助我，以消费者身份，建立自己的利益识别与态度立场。

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由原来的4%升至35%。

这项政策的利益方，也就是政策的发起方和支持方，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今年4月，美国钢工联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输美轮胎发起特保调查。钢工联声称，2004-2008年期间，中国输美轮胎数量增加了215%，导致美国5家轮胎厂关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接受了申请并做调查，然后提出救济措施，要求将关税提高到55%。政策是否实施，最后一个环节是总统裁决。奥巴马的裁决是一个字：干！不过将税率下调为35%，作为向反对方的一点让步。

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过程”分析，分析方法的要点是辨认行动者，所以也是“行动者分析”。美国的政策过程透明，辨认与分析都没有难度，照抄新闻就是了。这样的新闻，刚好适合做入门级的学生课堂训练。

虽然说出来很简单，但是我猜想，很多中国人不是这样来读新闻的。假定让一组受试者花两三分钟时间快速阅读这条新闻以及背景介绍，然后将报纸拿走。然后问：是谁支持这项政策并认为从中受益？选项限定两个：美国工人阶级，美国资产阶级。回答时间5秒……5、4、3、2、1，时间到。我估计，能选对的，比例不会太高。

原因倒是很简单，长久以来，我们只习惯于国家思维，已经完全不熟悉阶级思维了。叫做只知国家，无论阶级。比如很多人习惯于说，美国就是害怕中国强大，美国就是想搞我们中国，诸如此类的判断，都是国家思维。然而这个案例，却恰恰需要用阶级分析，才能说得明白。这项政策，来自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强烈诉求。而美国轮胎产业协会和美国轮胎贸易自由联盟，都明确反对这项政策。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美国工人拥有强大的政策倡导能力，强大到能够发起和改变对外贸易政策。由于政策效果影响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大国，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新一轮论战，于是可以说，美国工人在塑造“全球政策议程”方面正在扮演重要角色。

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美国工人还有建立“政策倡导联盟”的能力。假如阻止中国轮胎输美，会给业界带来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可以通过寻求非中国的替代品来弥补。因为有这样的空间，便有可能动员出潜在的支持者，从而建立联盟。

这些基本结论给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会带来很多挑战，也带来很多启发的。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分析政策如何不好的时候，必须记住，美国钢铁工人并不这么看，而且与我们的利弊分析刚好相反。我们愿意承认他们的对手地位吗？

去年以来的反CNN运动以及反西方媒体运动，其思维模式依然在“西方”即“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运行，所认定的敌人无非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媒体，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但是这很可能是天大的误认。在许多具体冲突特别是贸易冲突中，对方其实是美国工人，欧洲工人，还有非洲工人。

又比如，假如我们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原因不仅在于我们从中得利，而且在于我们相信它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那么美国工人就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反动一方。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推论吗？

再比如，撇开利益，纯粹从政策能力上说，毫无疑问美国工人的政策能力很强。相比之下，中国工人却无可能通过工会去倡导、影响或推动政策。我们究竟应该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中国的优势呢，还是劣势？我们对此应该悲观呢？还是应该乐观？

中国与西方社会国情不同，因此，对同样的一些社会现象，提出的解释也不同。其中有些很有趣，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为什么有人会醉酒驾车闯大祸，另一个是为什么高官会有多个情妇。

先说醉酒驾车。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全国玩耍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 网址：nifplay.org），成立于1996年。注意不要被中文翻译误导了。这是一个全国的、关于玩耍的、研究院，不是关于“全国玩耍”的研究院。我考虑过翻译成“玩耍全国研究院”，又觉得更容易误解。此外，“play”这个词，更多是指随性的、身体运动性的、未必有特定目的或意义的各种嬉戏式的活动。因此它包括嘻哈打闹、追逐奔跑、上树翻墙等等，当然也包括踢球、游泳、爬山之类，但是不包括对着电脑打游戏。所以我不翻译成“游戏”或“游乐”、“游玩”之类，而选择“玩耍”。如果不是怕南方人不习惯卷舌音，我甚至觉得，翻译成“全国、玩儿、研究院”可能更传神。总之，这么简单的名字，却找不到同样简单明了的中文翻译，也是一个发现。

闲话带过，言归正传。多年来，“全国玩耍研究院”致力于鼓吹玩耍对于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尤其对儿童和青少年重要。通过玩耍，包括不无粗野或冒险的玩耍例如争吵斗殴或者在树林里迷路等等，孩子们建立起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并且在群体中定位自己。孩子们通过玩耍而成长，发展出快活、合作、团结、耐力、默契、照顾等等品质。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玩耍，会患上“玩耍剥夺症”。一个社会，如果充满了学习、工作、挣钱而没有玩耍的文化与设施，也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这一切跟醉酒驾车有什么关系？“全国玩耍研究院”的创始人斯图亚特·布朗（Stuart Brown）先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对一批年轻的男性杀人犯和重罪级的酒醉驾车者长期研究后发现一个事实，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缺乏正常的玩耍，也缺乏“适度粗野”的、满地翻滚式的玩耍。布朗先生的这个观点，可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专栏中找到（http://happydays.blogs.nytimes.com/2009/09/02/let-the-children-play-some-more/）。他还在文章中呼吁，开学了，应该担心的不是孩子们不好好学习，而是没有时间好好玩耍！

没有好好玩耍过的人，可能会酒醉驾车闯大祸，弄不好，还有可能杀人或者自杀。这种研究思路和因果推论，我们可能很不习惯。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不玩耍者还会表现出另外一种症状，就是花心与沉迷于性乱。

很多人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意大利最热闹的新闻是总理的性生活。准确地说，是总理贝卢斯科尼先生又在与哪位女郎过性生活。意大利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大权在握的男人需要很多性。如果在性的方面不能满足，贝卢斯科尼的管理会变得很糟糕。

这种解释是“权力即春药”的翻版，比较老套了。确实，很多企业高管，还有政府高官，在性忠诚方面的记录可以说劣迹斑斑。仅从我们近期的新闻来看，官员中有“嫖宿”幼女的，有几十上百名情妇“团队”，乃至要学习公共管理的，端的是花样繁多，令人目不暇给。如果可以用“权力论”来解释，恐怕推出来的结论更加令人难堪吧。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别开生面，很有趣。（参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7754）。作者猜想，一个人大权在握后之所以沉迷于猎艳，原因可能在于年轻时缺乏与女性打交道的自信心。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忙于写作业、假期打工，忙于奋斗、上进、打拼。他们很努力，目不斜视，节节高升，20多岁便结了婚，从来没有搞过疯狂派对或狂野性爱。直到有一天出人头地后，发现居高临下无人能够约束，更发现美女如云，出轨一次是如此容易而又如此新鲜刺激，多年的压抑突然喷薄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显然，这位作者所提出来的，也是“玩耍缺失症”类型的解释。它是不是比“权力论”更有解释力呢？不过问题在于，它对我们过于一本正经的教育政策甚至干部政策会带来一些难堪。如果相信它，那么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要鼓励儿童和青年人多玩耍。有条件要玩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玩儿。第二，对那些不去玩耍而拼命学习和工作的人，不要让他们成功，起码不要让他们太成功。第三，一旦他们太成功，一定要注意他们的驾驶记录和性生活记录，保证一查一个准，防患于未然。

最后要回到本文开头，中国与西方不同，对问题的解释也不同。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吗，不可以吗？这取决于我们对这些“解释”，怎样解释。

从山西太原返回广州，机场安检措施突然严厉升级。电脑要从包里拿出来单独过机，这个是规定动作，我已经很自觉了。但是过了以后，却被要求把电源线拿出来，再过。我正要嘀咕，又一道命令下来：是你的相机包吗？把相机拿出来，再过。

我问了一句，是不是国庆60周年啊，搞得这么严重？我英勇的安检人员在百忙中盯了我一眼，很严肃地说，是的，要加强检查，请你配合。事后得知，不独对我是这样。所有带了电脑的，都要把电源线拿出来。所有带着相机包的，都要把机子从包里取出，单独过机。看来这是新增加的两项措施。不知道是临时的呢，还是可持续的。

此外，搜身也特别细致，几乎是用手摸。然后还要脱鞋，用探头将鞋子扫描一遍，又要我抬起脚，对着脚板再扫描一遍。大约一半人有此待遇。那么另一半人为什么又不必呢？我们后来互相琢磨鞋子，也没有看出什么规律，可能就是随机的吧。

为了保证飞行安全，严格一点，本没有什么可说。只是眼看着各种检查措施越来越严厉紧张，总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很可能，已经有人琢磨出新技术，在电源线上搞名堂，所以就要检查。问题在于，这跟军备竞赛是一个道理，无非是竞相技术升级。有人搞无坚不摧之矛，有人搞固若金汤之盾。搞到最后就得像美国那样，把人关进高技术小隔间里，聚光灯刷地亮起，无数的探头，无数的仪器，无数的声光化电将人包围，并把五脏六腑全部看透。

我是认真觉得，要想60周年过得安逸，上上策应该是大赦天下，全民和解。为此，京都方面要有大气魄，敢于整饬朝政，还要大把花银子化解民怨才行。否则，越是重要节日，越是变得如临大敌，岂不让天下百姓笑话？

前一天晚上到达山西大同，实在是时间太晚。导游说，明天推迟一个钟，早上8点起床，9点出发，大家欢声雷动。可是谁能料到，就是这一小时，改变了历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重头节目因此被一桩突发事件搅黄了。

重头节目就是游览云冈石窟，如果我们早一点到，可能还一切正常。可是我们于上午10点来钟到达时，却进不去了。景点门口被堵塞，只准里边的游客出来，不准进去。原因竟然是，周边被拆迁的农民发动了一次维权行动，把景点封锁了。

导游气急败坏在前面交涉，我跟几个兜售纪念品的农民小贩聊了几句，大致弄清了事情原委。云冈石窟前面，极大范围的一片土地被征用拆迁，用于规模宏大的旅游设施建设。给农民的赔偿是每户1万2千元（我问准了，是每户，不是每人）。原计划在6月份给农民安置房，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安置房尚未落实。屡屡反映，没有解决，等等等等……

我们是花了钱，远道而来的游客，被这种事情堵上了，本属于冤枉受害。奇怪的是我没有什么懊丧的感觉，反倒有一种不明真相的、混杂了一点同情和一点义愤的好奇感。总之我忽然来了兴趣，挤到最前面去，想看个究竟。

堵门的其实一些中年妇女，人数不多，还有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头。他们激动地嚷嚷着，若干保安和干部摸样的人冷漠地维持着场面，劝阻不断涌来的游客。外面还停着一辆救护车，据说里头已经伤了人。然后，大概是一位游客挪开了一把椅子，想挤开空挡进去。原来坐在椅子上的一位中年妇女（抗议阵营一方的）立即倒地，场面顷刻混乱起来，人群中发出了尖叫声。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我端着相机着实猛拍了一气。不料那位花白胡子的老农斜刺里冲出来，挥舞着双手大吼大叫，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冷不防间，他冲着我的肩膀就砸了一拳头，回手又对着另一位打了一拳。

我立即停止拍照向后退，抬头看见了他的脸。老农个头矮小，那一拳力量很弱，并没有任何伤害，只是他的愤怒让我吃惊。我不是他的敌人，但他也许一心一意要把游客轰走，才能达到足够大的效果。

作为游客我们当然耗不起，只有放弃，开车走人。导游比较尴尬，据说他给大同市政府打电话，可是无人接听。他在车上给大家道歉，一肚子恶气无处发泄，便愤愤地扯到一党专政之恶，大家也都笑笑而过。

其实不要紧。我们还有一重身份，随时可以变成社会事件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这个事情也确实成为话题，让我们议论了好久。包括导游在内，我们都很难理解，征地面积太大，有这个必要吗？一户才给1万2，实在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什么政府永远不愿意发展一种可以与本地农民分享利益的方式呢？

我觉得，在利益受损时，农民的愤怒之大和力量之小，两者不成比例。但是很有可能，他们正在发展一种针对更加广泛目标的抗争行动和抗争策略。而我们阴差阳错，与这样一种新的抗争策略迎头相撞，巧得不能再巧。作为游客，我们受损。但是作为研究者，则未尝不是难得的机会和意外的收获。当然，我们也没有力量改变什么。但是这里是云冈石窟，是最杰出的石窟佛教艺术代表作之一。世世代代在大佛脚下生活的农民要离开家园，土地将变成游乐场，这是人世沧桑。大佛法相庄严，慧眼看见一切。《金刚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据说，同样在大佛脚下讨生活的官员和商人，很多人也时时礼佛。不知道他们是否也会默诵这句话，并有何感想。

补记：这是8月26日晚上写的，因为上不了网，没有贴出来。今天听说，焦点访谈已经报道过这件事情。

学院组织教工旅游，第一站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出门之前还在熬夜赶文章，只是胡乱抓了几件衣服塞进行囊。一下飞机，就发现犯了巨大错误。当地气温居然是15度，而我连一件长袖衬衣都没有。好在别人有衣服多的，借来一件穿上，也算是找到应急方案。

我是第一次来呼和浩特，不过这个城市丝毫不能形成感官上的冲击力。除了多一些蒙文标识之外，看不出什么草原特色或者民族特色，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充满汉族特色即无特色的城市。

昨天去看了大昭寺。建筑本身很有历史来头。晚上吃了传说中的烤全羊，还有歌舞表演。不过一切都充满了商业化的、俗里俗气的味道。今天则起了大早，开两个钟头车，去看“草原”。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草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概念，一种记忆和想象。现在真正看到的，是草原的最后残余。确实还有浅浅的一层草，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干脆是沙漠了。好在呢，这一段一直在下雨，嫩草长出来了。加上视野辽阔，远景式地、粗略地看，还是有大面积的绿色。但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是不用想了，顶多只能算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据说只要走得足够远，草原还是有的。不过，在呼市周边，能作为旅游景点的地方，看到的其实是草原死亡前的最后形态。作为游客，都不知道该抱一种什么态度来看待。

真正好玩的是骑马。花180元骑上马，我还以为就是象征性地走几圈，照张相什么的。却原来是真的往草原远处的牧民家里走去，来回两个小时。这样就真正有了骑马的体会，所以是很值的。骑在马上，整个视角高了一截，可以极目远眺；又回头看看身边二、三十位同伴组成的马队，不由得想起什么拿破仑的骑兵队之类，颇有威风凛凛的战场感觉。但是，当马真正跑起来的时候，那种颠簸还是挺吓人的。人必须两腿在马镫上用力，将身体撑起来略微悬空才行。可是我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还是要屁股坐在马鞍上，结果把五脏六腑都给颠的哟！直到最后结束，终于下马，脚一着地，只觉得腰酸腿软。然后走到餐厅吃饭，一落座就哎哟一声，原来是屁股疼得坐不住。一群人中，只有几个较年轻的说不疼，号称是平时经常锻炼。但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他们是怎么锻炼那个地方的。

开心玩了之后，这一天却还有漫长的煎熬。由于旅行社衔接错误，接我们的车子足足晚点一个多小时。从草原返回呼和浩特，紧接着就前往山西大同，一路整整走了6个多小时，到达时已经超过晚上10点。骑了2个小时的马以后，坐6个小时的车，把我难受死了。在车上我就郑重提议改革议程，骑完马以后，应该接着去泡温泉。但是这里没有温泉，只好忍受全身酸疼，一路昏昏沉沉，一路死顶。

近日有媒体发表文章，介绍“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这是一个民间自发的教育学术研究团队，其成员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从去年9月份开始，他们自发开展了一项专题研究，名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他们的重要发现是，语文课本中的母亲，不是苦大仇深（或者有病），就是道德完美的圣女。他们的基本研究结论是，整个教育理念从根子上错了，读这样的课本，就是让孩子们吃错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凡是比较人性化生活化的母亲形象，全部来自于外国文学。

我很欣赏这样的民间组织，民间研究，以及从中产生的颠覆性的研究结论。它使“研究”二字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我甚至主张，要有一种“日常生活批判”。小孩子上学读书，就是日常生活。慈善运动帮助孩子能上学，但是不等于上了学就一定好。要有一种批判运动相匹配，反思一下应该读什么书。

由此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片段，虽然与母亲形象无关，但是也来自于小学课本，本质上也是对孩子的“说教”：

“公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白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和文明的起点，划出“禁止线”，个人不能动“大家”的东西。此外，姐姐（女性/未来母亲）是照顾者、呵护者、管束者（自己是遵守约束的顺从者）。而弟弟（男性）是动态的、活泼的、也是破坏的。如果不管束，将来岂不是采花贼……呵呵，想歪了。

关键在于，“公园摘花”的场景被特地挑选出来，是方便于“灌输”一种道理。所以它是被“构造”出来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描述。

我的童年记忆刚好相反，广州有很多花，摘花是有趣的孩童活动之一。小时候我上学的路上，路边有很多扶桑花（大红花）。把花摘下来，去掉花瓣，在底部吮吸，有丝丝甜蜜。在某些庭园，盛开的牵牛花、炮仗花、鸡蛋花很美，也很多，随手就可以摘下来。每到春夏之交，火红的木棉花落到地上。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捡了回家，洗净晒干后煲老火汤，有祛湿健脾之功效。胆子大而身手敏捷的男孩子，会爬上树，摘一把开得恰到好处的白兰花。当年的小MM，有可能因此而暗暗相思吧。

这样想来还真是的，我不记得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关于自己的、广州的、孩子的生活。倒是忽然记得，若干年前看过一篇网文，说是某贫困山区一位女学生作文很好，记者前往采访。去了一看，女孩子家徒四壁，生活很贫穷。记者拿着她的作文说，当你写“我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搞了半天才知道，原来小女孩并不知道蜜糖是什么，也没有吃过。但是课本上是这样教的，她只是照着写。一个贫穷的孩子，仅仅因为从不知道蜜糖的味道，于是当真认为自己的生活像蜜糖，这就叫做受过教育。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以为，天下之黑色幽默，刺痛人心的幽默，莫过于此了。

所以，小学语文课本要检讨。不过以摘花而论，废掉“公园里的花是大家的，不要摘不要摘”这种场景模式之后，用什么替代？麻烦在于，可以随意摘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当年存在这种真实场景的时候，它进不了课本，现在连场景都没有了。我能记得的只有一种替代场景，就是山寨版本的邓丽君的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采白不采！